日本能“脱亚入欧”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明治维新的推动，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大力发展近代工业，提升国家实力，为“脱亚入欧”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日本民族具有较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能迅速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并将其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其三，外部压力促使日本主动寻求变革，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意识到只有融入西方世界体系，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命运，从而坚定了“脱亚入欧”的决心。

127年前的今天，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

时至今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对比，仍然为世人反复讨论。今天我不展开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只谈一个流行的概念——“脱亚入欧”。

自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显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许多人都很好奇，日本原来不也是“效法中国”的吗，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一个“西方式国家”？

但细究起来，19世纪中叶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和中国真的一样吗？

我就从日本建筑这一个侧面说起。

如果光看日本的木构单体建筑，外观和中国传统建筑是非常相似的。日本木构建筑，就是源自中国。

但当你漫步在日本的古建群落中，就会很容易发现，当单体建筑组合起来形成建筑群，其宏观布局却和中国大相径庭。

我就把京都三处颇有代表性的建筑，和它们在中国对应的建筑作比较。

这是日本京都御所。从1331年到1869年，日本天皇常住于此（期间遭遇多次火灾，但火灾后均重建），至今它仍是日本名义上的皇宫，当今天皇的登基典礼仍在京都御所正殿紫宸殿举行。

京都御所没有中轴线，南门建礼门、建礼门内的承明门和紫宸殿（相当于太和殿），并不在皇宫正中，而在偏西的位置。紫宸殿之后，没有任何主要建筑和紫宸殿处在同一经度。天皇寝宫御常御殿（相当于乾清宫）及其西侧御三间，明显偏向东侧。南门建礼门和北门朔平门不相对，东门建春门和西门宜秋门也不相对。

而我们来看中国大致同时期的明清皇宫——紫禁城，拥有规整的中轴对称格局。

江户幕府时期（1603年～1867年），幕府将军常住江户（今东京），但德川将军家族在京都也有城堡，即二条城。二条城作为将军家族的“驻京都办公室”，是德川幕府控制全国政权的标志。

二条城坐西朝东。西边为本丸，东边为二之丸，本丸御殿是1893年从京都御所东北部的桂宫御殿移建过来，而二之丸御殿是江户时期原物。1867年，德川庆喜向大名宣布“大政奉还”，将权力交还天皇，就是在二之丸御殿的大广间。由卫星图可见，二之丸御殿不是规整建筑，而是由六栋建筑物连接组合而成的复合体。

在中国，无论皇帝还是高官，家中都区分外院、内院，处理涉外事务和日常起居的空间前后分离，但二之丸御殿却是一个“综合体”，将军无论日常居住生活，还是处理政务接见宾客，都在这处单一复合体内。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应日本幕府将军的角色，我们用高规格的亲王府——恭王府作为相对类似的建筑参考。

恭王府南边是王府，北边是后花园。后花园是不规则、不对称的园林，但王府三路建筑却是围绕中轴线展开，极具秩序感。

清水寺，是京都最知名的佛寺之一。它是日本法相宗的祖庭。清水寺的卫星图如下：

清水寺依山而建，大致坐东朝西，建筑依山势错落，呈不规整布局，没有中轴线。

法相宗即唯识宗，源起自玄奘，其祖庭是西安大慈寿寺（即大雁塔所在寺院）。而西安大慈寿寺的卫星图如下。

明显的坐南朝北、中轴对称。

仅此三例，我们就能很明显看出中日建筑格局的区别。无论是皇宫、贵族建筑还是宗教建筑，中国都讲求坐北朝南、中轴对称。而在日本，除了像奈良东大寺、唐招提寺等受中国直接影响的建筑，多数古建筑并不重视朝向，不要求对称。中国建筑群里的单体建筑都形制规整，而日本建筑群里却经常出现不对称、缺角等样式的“异形建筑”。

如果我们放大到整个城市的范畴，也能看出中日两国对“对称”态度的区别。公元八世纪，日本先后效仿唐长安城兴建了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当时都是有中轴线格局的，但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今天的京都和奈良城，都早已偏离了当年的中轴线。

而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建筑虽然早已翻新了许多轮，但中轴线却能够延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从唐朝至今，西安的中轴线基本未变；从元朝至今，北京的中轴线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成都甚至在明清中轴线的基础上延伸出150公里的天府大道，号称“世界最长中轴线”。

为什么中日建筑空间如此不同？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始终是一个以“礼”为核心秩序的国家。“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构建了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是“礼”的外化。而日本并没有形成以“礼”为中心的秩序，儒家文化也从来没有主导过日本社会，其建筑自然也就没有浓厚的中国式礼序色彩。

由此展开，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观察中国和日本社会的不同。

从最高权力的视角来看，中国皇帝的权力来源是“天命”，但“天命”可以转移，“天命”寿数尽了，王朝就要更迭，王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绩效合法性”的。

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在传说中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其合法性来源是神话和血统。

在中国，皇帝是集权者，皇帝既是天然的国家元首，又是天然的政府首脑和军队统帅。而在日本，从摄关政治到幕府政治，从大正民主到军部上台，再到1947年公布新宪法之后的民主化改革，天皇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权，近一千年来的日本天皇中，从亲政到去世，始终拥有接近中国皇帝的巨大权力的，只有明治天皇一位。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中国因为巨大连绵的平原地形、对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水系的治理需求等多重原因，形成了强大的中央政府。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就已经逐渐告别“封建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杆子插到县一级。

反观日本，在大政奉还之前，一直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即基于“封邦建国”的原始定义标准）。日本历史上的天皇、关白、将军，没有谁会直接统治全部领土，进入幕府时代，大部分领土都分封给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在实际统治。

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日本没有形成大政府。日本寺院的密度极高，不是今天的日本和中国比，即使以古代日本和同时期中国比，其寺院密度也要高得多，因为日本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许多居民依附于寺院。在古代日本，神（道教）佛（教）一体的寺院神社，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类似西欧教会的角色。

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日本没有科举制，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式的“学而优则仕”式的社会流动。也是如此，日本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官官僚体系，日本的治理权长期掌握在贵族武士阶层手中。在封建制的背景下，日本武士和欧洲的骑士，其实也是很相似的。

经过以上种种梳理，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其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乃至朝鲜半岛，极其不同。

中国是大陆性的、中央集权的、大政府（更世俗化）、强社会流动（科举制）和文官主导的社会。而日本的社会结构，几乎完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反面。

日本是海洋性的、封建制的、地方分权的社会，是一个由军事贵族（武士）主导统治权（类似欧洲骑士）的社会，是政府较弱势寺院神社力量更强大的社会。日本有相当严苛的身份世袭制，又没有科举，社会在承平年代的流动很弱。

其实，近代化以前的日本，其社会结构和中世纪西欧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它和中国、朝鲜的相似性。日本有许多城堡，至今保留了不少的“天守”，这种建筑形制为日本独有，中国、韩国都没有，这并不是说明日本的石制建筑技术有多么高超，而是因为只有世袭的武装统帅（将军或大名）才有这样的城堡建设需求。

更直白一点说，日式城堡虽然有东亚式的“大屋顶”，但它在本质上是封建制的产物。日本城堡和欧洲城堡的内核是一样的，自然在中国、韩国找不到对应的参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社会结构是深层，制度和文化是中层，器物和技术是表层。

当年，中国人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就是要坚持固有的制度和文化，只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

而日本人说“脱亚入欧”，首先当然是全盘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改公历，着洋装，修建西洋式建筑，实现工业化。这其实并不那么难，中国其实也想搞。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日本的制度和文化中，至今也保留大量的中国成分，最典型的如对汉字的广泛使用，因为中国是日本最早接触到的文明大国。但即使在古代，日本的制度和文化也并不是照抄照搬中国，而是借用中国的文字、制度、佛教信仰和技术，嫁接到日本固有的社会结构上，形成了自身的上层建筑。

变器物技术容易，变制度文化难，变深层次社会结构更难。

国人往往会感慨，日本为什么能够相对轻易地改变制度和文化？其实是因为它们的社会结构，天然有一部分适应西方制度、文化的土壤。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变革极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天然和西方差异巨大。

其实，日本的“社会结构”本来就不是“亚”，所以日本要“脱亚入欧”，只需要在相对表层的制度、习俗、技术等层面上发力即可。更何况，日本其实在幕末开埠前的两三百年，就已经对西方世界有远超亚洲大陆的理解——研究荷兰的“兰学”早已盛极一时，日本19世纪中后期“学西方”的起点，本来就比中韩高得多。

而像中国、韩国这样更典型的儒家文化圈的“亚”，要想在近代化之初就“脱亚”，即使脱掉一层皮，也无法做到。因为中韩两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太坚固了，而且这种结构和秩序，天然和西方差异巨大，因此很难与舶来的制度、文化形成契合。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不只是由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决定。每个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背后都有强大的历史惯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作者：元淦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