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25年第24期，总第947期），原题为《千年造像“妆彩争议”背后》。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覃柳笛，特约撰稿吕佳心 编辑金明大

在积极补救受损文物的同时，如何举一反三健全保护体系，实现从“事后修复”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摆脱“被事件、舆情牵着走”的被动局面，已成为文物保护领域面临的全新课题。

2025年6月14日，四川资阳安岳县石羊镇境内虎头山巅，文管员曾祥余巡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茗山寺摩崖造像（胥冰洁/摄）

河南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四川乐山大佛，这些享誉中外的文化地标均属摩崖造像的杰出代表。作为在山崖崖壁上雕刻而成的艺术瑰宝，摩崖造像既是古代工匠巧手雕琢的古典艺术品，更是承载千年历史记忆的珍贵文化遗产，其庄严古朴的风貌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厚重。

然而，古代摩崖造像遭化工颜料“浓妆艳抹”的情况时有发生。2023年11月，四川南江县北魏晚期开凿的石飞河摩崖造像遭到人为涂抹破坏。造像的莲座、衣饰、头饰及手中器物被涂上大红大绿的艳丽色彩，与造像原本平实淡然的神态形成强烈反差，视觉效果滑稽诡异，珍贵文物面目全非。

2025年8月，在河南洛阳举办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传来消息，四川文保工作者经过潜心研究与反复试验，调配出适用于石窟造像的专用脱漆剂，已有8处遭不当妆彩的石窟造像成功“脱妆”修复。不过，历经妆彩的文物虽可重新“揭面”，但事件背后关乎文物保护的隐忧，仍不能被轻易忽视。

造像之“殇”

清代学者冯云鹏、冯云鹓在金石学著作《金石索》中说：“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摩崖造像特指在山壁上雕刻的塑像，多为佛教造像且多以群组形式呈现，广泛分布于各类石窟之中。

古人于崖壁间开凿洞龛、雕凿尊像，观者可在崖壁外远观、入洞窟内环览，这些洞龛与尊像的核心功能是纪念与供奉。自北朝佛造像兴起，摩崖造像依托连山群峰不断发展，在魏晋奠基、南北朝至隋唐宋几度兴盛，宋元以后绵延不绝，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物品类。

相较于其他易损毁的古器物与古文献，石质结构的摩崖造像十分坚固，耐得住时光打磨，得以矗立千年。同时，因其根植自然空间且兼具宗教文化意义，至今仍是广大信众开展民间宗教活动的重要依托，与大众的距离从未疏远，但这也为保护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石飞河摩崖造像被涂“彩妆”并非孤例。近30年来，摩崖造像在走进大众视野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新发现的惊喜与不当妆彩的惊扰。

1993年，四川安岳玄妙观的老君像经村民捐资重绘，不仅身着色彩斑斓的道袍，头顶还被绘上红色“火焰”图案；1995年，四川安岳峰门寺石窟佛像遭油漆重绘、水泥修补，2018年当地文物局核查发现，该区域13处文物点均存在“妆彩重塑、不当维修”问题；2021 年，北京市延庆区寺沟摩崖造像被人涂抹金色油漆，高饱和度的色彩非但未能“重塑金身”，反而破坏了文物原貌。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张山营村北一处摩崖石刻（寺沟摩崖造像）被人涂抹上金色涂料，后经抢救性清洗保护，已恢复原貌（图片源自北京文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学者韩明等人的研究显示，国内山西石窑会石窟、磨里石窟、北梁侯石佛、杭州将台山南观音洞等多处石窟均存在现代妆彩现象，其中四川地区最为集中，共发现502处，且主要发生于20世纪80至90年代。

现代的不当妆彩对文物的危害深远。原本依托山石肌理、带着风化痕迹的造像，其天然质感被浓艳的化工油漆掩盖，砂岩的粗糙肌理、雕刻的细微纹路被厚重色彩遮蔽，失去了与山体环境的自然呼应。审美上，古人造像追求庄严古朴、空灵静谧的意境，大红大绿的高饱和度色彩与造像原本平实淡然的神态相悖，打破了宗教造像特有的肃穆感，显得俗艳凸兀。衣纹褶皱、头饰细节等艺术设计被杂乱色彩割裂，原本的比例美感与线条韵律被破坏，整体视觉呈现滑稽怪异，既丧失了文物原有的历史沧桑感，也割裂了造像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郭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川渝地区气候潮湿，摩崖石刻多雕刻于多孔性砂岩之上，化工油漆会封闭岩石孔隙，导致水汽无法散发，如同人被蒙住口鼻无法呼吸，造像本体将因此受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沈阳进一步向《瞭望东方周刊》补充：“化工妆彩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材料层面，民间使用的现代涂料、油漆的化学特性、酸碱腐蚀等方面均会对文物产生影响；二是本体层面，若岩石质地松软，油漆渗透力强，造成的损害将更为严重；三是表层信息层面，历经千年的造像表层可能存在风化层，且保留着古代雕刻技法的关键信息，这些都极易被涂料破坏。这绝非单纯的审美问题，而是对文物本体的不可逆伤害。”

观念之“转”

石飞河摩崖造像被涂色事件曝光后，网友观点呈现明显分歧。既有网友对此表示愤怒，也有部分网友不以为意，一条获得1.8万高赞的评论称“涂得挺好看的”，还有网友留言“也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争议性观点，既反映出大众文物保护常识的匮乏，也隐含着一种朴素的疑问：原本色彩鲜艳的造像为何不能恢复原貌？古人可为造像妆彩表达虔诚，现代人为何不可为之？

在法律与行业层面，摩崖造像保护的核心是保存原状、维护历史信息，但在信众眼中，摩崖造像作为宗教场所，更应保持形态完整、光彩如新。石窟寺与摩崖石刻往往密不可分，河畔山崖间的佛教寺庙方寸藏幽，建筑与造像千姿百态，壁画与题刻相映成趣，构成了如梦似幻的宗教艺术空间。

学者将这种涂色行为称为“重妆”。研究表明，重妆现象在国内外石窟造像中普遍存在，我国自唐以后，五代、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妆造像的题记传世。民间重妆的核心动因是供养发愿或积累功德，通过修复佛像形态、使其“焕然一新”，既满足宗教信仰需求，也契合感官审美期待。石飞河摩崖造像事件的官方通报显示，涉事村民的涂色行为正是出于为佛像“穿衣还愿”的传统理念。

从历史视角看，古代重妆具有双刃剑属性：虽破坏了文物更早的原貌，却因多采用矿物颜料、植物胶等天然材料，形成的涂层能减少空气、水汽与岩石本体的直接接触，在客观上延缓了文物的风化、酥碱速度。但在修复技术与保护方法日趋科学化、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传统方式的实用性已完全消失。

198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将“石窟寺”与“古石刻”列为并列项，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同属受法律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在世界文化遗产分类体系中，石刻文物虽未单独列类，但在“遗址”“建筑群”“纪念碑”三大基本类型中，石质雕刻、构筑物均为重要构成要素。

2000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制定、国家文物局推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首次发行（后多次修订）。该文件参照1964年《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确立了文物古迹保护的十条核心原则，其中“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正确把握审美标准”“保护文物环境”等原则，为摩崖造像保护提供了明确的行业指导依据。

2025年9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全流程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1911年以前的彩画、灰塑原则上均应实施现状科技保护，严禁翻新古代壁画和彩塑，推进落实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

沈阳表示：“文物保护更多是对历史给文物带来的变迁痕迹的保护，不是要恢复到原来的妆彩状态，民间涂刷不属于科学保护，这需要认知上的较大转变。”

科技赋能

摩崖造像被涂色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各级部门响应及时、调查迅速，科学有效的文物修复技术被积极推荐。

2025年8月，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河南洛阳举办，中国、新加坡、英国、日本等国专家学者围绕“石窟寺保护理念与实践”主题分享成果经验，多项新技术在论坛上被重点推介。其中，“中子成像技术”可精准扫描探测文物内部结构，为保护修复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在文物数字化、识别管理、虚拟修复展示、监测检测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已全面展开。

面对已遭不当妆彩的摩崖造像，我国文保领域正在构建起以“最小干预、安全可逆”为原则的科学修复技术体系，为文物“脱妆”提供了遵循。修复需结合文物材质、妆彩附着状态选择适配方式：针对涂料附着较浅、岩石质地坚硬的造像，可借助显微操作工具、超声波振动器等设备开展机械清理，通过显微镜控制操作力度与范围，减少对本体的影响；针对深层附着的涂料，可采用温和型化学凝胶，涂抹后吸附色素与黏结成分，干燥固化后剥离，降低化学腐蚀风险；精细部位可运用特定波长激光逐步去除涂料分子，同步通过红外测温、光谱分析实时监测，将岩石温度控制在安全阈值，力求保留雕刻细节与历史痕迹。

同时，修复全程融入数字化手段：修复前通过三维激光扫描、高清摄影建模建立文物数字档案，记录妆彩分布与厚度；修复中利用数字模拟辅助预判效果、调整方案；修复后搭建动态监测数据库，持续跟踪文物状态，为后续保护提供参考，兼顾修复的科学性与安全性。

近年来，我国文保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文物保护领域的付出和成效有目共睹。但在积极补救受损文物的同时，如何举一反三健全保护体系，实现从“事后修复”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摆脱“被事件、舆情牵着走”的被动局面，已成为文物保护领域面临的全新课题。

困境待解

国家文物局2022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1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85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3361处，另有新发现文物635处。

全国石窟寺与摩崖造像资源体量庞大、层级分布广泛，且普遍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在石刻资源富集的四川，更有“山山有大佛，村村有菩萨”的说法。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乡间村落中的文物亟须保护，却难以实现全方位管控。以四川安岳峰门寺石窟为例，1995年，佛像遭村民重绘修补后，直至2018年敦煌研究院榆林窟讲解员许鑫将好友拍摄的现状照片发至微博，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佛像得以启动科学重修。央视记者探访发现，峰门寺所在的云光村位置偏僻，从县城驱车沿狭窄山路行驶两个小时方能抵达，佛像周边甚至摆放着村民日常使用的鸡毛掸子。

峰门寺石窟保护困境并非个例，这背后更凸显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薄弱与基层管理能力的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管理，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也需明确管理责任人。但面对数量庞大、分布零散的文物资源，仅靠专业机构难以实现全面覆盖，保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普通群众的参与。

“当前，各地虽在文化遗产日、博物馆日等节点开展了大量宣传活动，但在形式热闹的同时，基层认知的普及仍亟待提升。我们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身边那些日常可见的遗存都是珍贵文物，需要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对待。”沈阳表示，“要在满足民间习俗基本诉求的同时契合文物保护要求，需要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宣传引导工作。”

公众文物保护观念的薄弱，其转变本就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基层管理能力的不足，核心根源正在于文保人才的严重短缺，这也直接造成了部分文物的粗放式管理。郭宏建议：“基层文物保护的核心难题是缺人。应增加基层文管所的专业人员配置，强化日常巡查力度。基层工作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可与群众密切接触，既能及时发现问题，也能同步开展宣传教育，有效解决居民文保意识不足的问题。”

但现实困境不容忽视。郭宏坦言：“县一级文物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尤为匮乏，文保人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就业选择中，市县一级基层单位远不如国家级、省级单位具有吸引力，这一问题短期内难以破解，需从宏观层面统筹发力，完善基层文保人才薪酬保障与职业发展体系，通过专项扶持、定向培养等举措引导专业人才向基层流动。”

文物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专业文保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文物属地的民警、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可发挥跨部门协作优势，凭借响应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协助处理突发事件、开展保护宣传，推动文物保护体系不断完善，这或许是破解当前困境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