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优势已死”的年代，与盟友正确共生需重视多方面。首先，应摒弃传统以单一优势论的合作模式，注重彼此的多元优势互补。比如一方在技术研发上有优势，另一方在市场拓展上经验丰富，通过协同合作，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次，要建立互信机制，在利益分配等问题上保持公平公正，避免因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合作关系。再者，加强沟通与协调，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共同应对外部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盟友携手共进，实现共同发展。

一、祛魅之旅

上个礼拜，我随着一批东南亚的企业家到西部考察。这批企业家中有做新能源的，有做食品工业的，有金融集团，物流集团，还有医疗行业。整整五天，从风电到油田，从输电装备到棉花，行程满满，收获多多。

倒数第二天，当车队驶过达坂城绵延数百公里的风电矩阵时，有人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还有什么东西中国没有吗？还有什么是中国不能造吗？

这个问题大家都想问。我能感觉到这一路上，所有人都在拼命与自己国家做对比，寻找自己的贸易优势和竞争边际。但好像非常少。这是东南亚商业精英对比较优势理论集体祛魅的一个礼拜。

全队中唯一一个全程兴奋不已的是物流行业的企业家。行程结束，她也收获了跨境海转陆运协议一份——一条从东南亚几大港口北上，内陆转中欧班列，再经乌鲁木齐抵中亚市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再叠加RCEP原产地规则，一片新蓝海就被她发现了。

如果没有懂王，很多沟通节点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从前慢，从前好，从前顺风顺水，大家的惯性其实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虽然懂王二次登基前贸易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也有了“China+1”， 但大部分还是在现有贸易条款和线路上各自发挥智慧，或借第三中转国发挥智慧。

15世纪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冲击黑海周边贸易；往东方的香料贸易，只剩下埃及一条通道。东南亚这些年来似乎就在扮演当年“埃及”的角色。越南的电子元件转口、泰国的汽车零部件洗产地、马来西亚的半导体借壳出口，看起来是“创新”，但本质上依然是“旧航路路径依赖”。

而这一次，强大的惯性被六亲不认的懂王打破了，包括过去好几年作为中间商而受益的国家们。大家开始寻找一条“范式转移线”，彻底改变一切的新路，海陆空全面打开思路。思路一旦打开，发现办法真的比问题多。

不禁想起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开始，欧洲人开始发力探寻新航路。30多年后，葡萄牙人迪亚士远航，抵达非洲南端好望角；紧接着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开辟亚欧新航路大功告成。于是奥斯曼帝国就翻页了。

二、“比较优势死了”

这次行程可以总结的东西非常多。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优势死了”。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首先，在当下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越来越难找了，它已经变身成了“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几个字母之差，结果天差地别。

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双边贸易不平衡可以通过整体贸易平衡来调节——一个国家只管生产自己相对优势较大的产品，并通过贸易换取自己不具相对优势的产品，就总能获益。全球贸易的核心逻辑是“共同发展”。

而在“竞争优势”体系下，贸易变成了零和博弈。在懂王关税大棒和对极限“零逆差”的执着下，主动限制进口成为了增加国内总产量的手段，贸易保护主义成了新叙事。这种“竞争”导向的贸易模式已经扭曲了比较优势的发挥，阻碍全球需求的增长，自由贸易的优势难以实现。

另一层含义是：经过了几年的“China+1”，现在的产业链已经是一张大网，各有各的功能，且层层镶嵌，无法切割，无从“比较”——你能在自己的心脏和肺之间找到“比较优势”吗？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产业链已形成复杂的关系，越南的转口贸易已深深嵌入产业链。这次在和懂王的谈判中，越南承诺“360度全景式”扫描跟踪转口贸易；但其实早在一年多前，越南工贸部就曾在美国压力下，宣布加强监管“越南制造”转口贸易。但也只是“宣布”，并没有执行。

这次会不会也是打打嘴炮还有待观察，但魔鬼总在细节中，办法总比问题多。

我在《墙裂坛》上一期播客中提到，本次大战未来可能的妥协方案是：双方在面子上都保持强硬姿态，中国坚决“硬刚”，美国继续“加码”，但暗地里给第三方国家留出足够空间，既解决美国的出口问题控制通胀，又让中国继续保持一定出口量。正是由于产业链已经不是“链”，而变成了“网”，可操纵空间太多了。与越南对美出口总额相比，涉及中国转运的贸易额其实微不足道，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商品实际上被用于生产环节，且没有替代方案；就算100%执行“打击转运”，两国绝大多数贸易往来也不会（也不能）受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真切断这条供应链，越南给美国卖什么呢？

所以“说一套做一套”最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东南亚企业家们情绪复杂。失望在于自身优势的消失。这些企业家大多年近60岁或过60岁，都曾经历过亚洲四小虎年代。在自己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面对中国是带着一丝优越感的竞争。现在这种感觉已荡然无存。

但同时，又都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中国产业链上一环那不可避免未来。希望也同样存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如果能够打开哪怕只是一点点，对这些国家也是极大助力；如果能创造链上的需求，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对这些国家同样大有裨益。如果能找到一条新航路、一片蓝海市场，哪怕只有一条，也能带来极大可能性。

虽然这些国家心中都有一个产业链成功升级的理想，但目前实现这个理想的路程还很漫长。一旦视角转变（从“俯视”到“仰视”），权力结构和共生方式都会改变。

三、挤压式共生

上一篇文章（《硬刚背后的东南亚会做何选择？》）中提到过：平心而论，中国是一个非常难做交易的贸易伙伴，自带“全面碾压”的压迫感，说像海啸也不夸张。如果站在东南亚国家的角度共情一下，就一定能感受到窒息般的两难抉择。

对外当然是全球贸易大战，对东南亚经济增长是实质性打击，如果关税全部落实，就是一键K.O.的完美风暴。同时，中国又是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因懂王不满就草率地疏远中国必不可行，也是自杀。不管嘴上说没说，“不能再依赖美国”已经是共识。所以就算被懂王阴阳“你们像是在想办法怎么整美国”，也必须继续骑墙。

（越南最怕听到的：“我不怪中国，也不怪越南，我看到他们今天在开会……是一次愉快的会面。他们开会，似是在讨论‘我们该如何搞垮美国’。”）

对内情况就更复杂了，大部分都是“不知当讲不当讲”类别话题。

拿泰国举个例子。泰国近些年来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可以概括为“挤压式共生”——中国资本的快速渗透既带来增长机遇，也引发本土产业的生存危机，甚至演变为国家级经济议题。

曼谷很多商业区的商铺月租金三年暴涨4～5倍。国内商户们借出口退税政策（6%～16%增值税返还+运输补贴），运营成本比泰国同行能低到20%以上（比如鞋类贸易，泰国进口商需支付7%关税+10%增值税），而中国直营店通过边境特殊经济区可实现零关税流转。再加上直播电商、跨境物流，基本可以绕过传统分销，以大大低于本地成本的价格直接面向消费者。

投资也很类似。必须诚实地说，这些年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短期主义，快进快出，甚至“零元购”式投资（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产业链、自己的原材料、自己的员工、利润完整汇回）；在当地带动的唯一就业只有保姆和司机。

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民意非常复杂，而很多民选政府最怕的就是“抱怨”压力。从当年华人“下南洋”找新家，到现在“零元投”，反差实在太大，本土没有情绪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那只能怪你自己不争气”——但这种“征服”叙事我们就尽量不要让它发酵了，历史上的例子还少吗？）

有一说一，30多年前就已经在东南亚出海的日企，就更理解本土的投资逻辑（也是从当年被抵制的经验中学到的）。日企在东南亚的海外拓展和运营，在中国同行眼中就是“行进缓慢，好比大象”，一个企划可以用3～5年的时间来完成。但日企的重点在于培育本地员工和本地合作，无论在哪个国家，统一使用“本国员工”来称呼，重视传帮带，尽量在当地寻找上游供应。

台商投资东南亚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亚洲四小虎”年代，众多台商就在泰设立制造业、家电组装、轻工业和电子业；虽然后来中国供应链崛起，大部分台商转移昆山，但仍保留硬盘产业在泰国。近年来台商加码东南亚，目前泰国现已成为台商布局AI服务器的核心区。

广达红海（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将部分PCB产能转移至泰国。PCB制造对环境要求极高，广达却选择将自动化生产线全部在泰国建厂引进，与当地供应商合作采购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形成完整的本地化供应链。这种深度“嵌入”策略确保企业不易被外部冲击轻易打散，即使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也能站稳。

相比之下，我们的海外扩张大部分表现为排山倒海般的“一条龙”模式——从原材料到制造、销售、物流甚至餐饮住宿，全部由中国企业主导，很少与当地企业形成互补共生关系。短期内高效便捷，但长期看隐患无穷。

东南亚是一匹身上毛病不少，但很有潜力的小马。6.8亿年轻人口，区域内部贸易尚未打开，过去一个世纪三次主要贸易战：1930年代的Smoot-Hawley关税引发大萧条、1980年代的美日博弈和2018年的中美摩擦，都神奇地承接了一波波产业转移。

但是这种共生共荣，该怎么推演下去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肖小跑，作者：肖小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