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基于张宏良教授对2014年的公募基金注册制金融改革的预测回望，结合其后十余年的市场实践，进行的一次总结与反思，探讨在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平衡市场活力与人民利益，如何完善制度以约束资本，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旨在呼吁建设性的思考，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作者。

张宏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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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当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宣布将公募基金产品的审查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时，张宏良教授以一篇《资本战胜了权力，权力牺牲了人民》的“檄文”发出了尖锐的预警。当时，这篇文章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却又很快被改革的宏大叙事所淹没。

如今，12年过去了。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时，不禁为之震撼——文章的预见的事情，基本上都印证了。文章触及的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根本性的命题——在权力与资本的博弈中，谁来守护人民的利益？而那些在喧嚣中发出清醒声音的知识分子，又该得到怎样的对待？等等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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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1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在发布会上宣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自8月8日起施行，公募基金产品审查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官方话语体系中，这一改革被定义为“加强监管、放松管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坚持公募基金“组合投资、强制托管、公开披露、独立运作、严格监管”的制度优势，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另一方面落实简政放权要求，激发市场机构产品创新活力。

张宏良教授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资本对权力的巨大胜利”——政府放弃了本应承担的责任和权力，拱手把老百姓交给了“最为野蛮、最应严加约束的金融资本”。他预言，在没有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严格的配套法律制度之前，中国的金融注册制将“造成比官员受贿更大规模的腐败，造成资本随意诈骗全国13亿老百姓财产的腐败”。

12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宏良教授的预警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高瞻远瞩。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中，成千上万的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后数年，P2P网贷平台的野蛮生长与集体爆雷，让无数家庭血本无归；某些公募基金在高位接盘、利益输送的质疑声中信誉扫地；2020年代初期，一批知名私募基金“跑路”事件接连发生……这些金融乱象的背后，无不映射出一个核心问题——当权力的审批之手松开之后，资本的贪婪之口必然会肆无忌惮地吞噬老百姓的血汗钱。

我们固然不能将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归咎于注册制改革，但必须承认，张宏良教授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是不可不察的可以动摇国本的大问题。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薄弱、市场诚信体系缺失的条件下，简单照搬西方注册制模式，带来的是灾难性后果。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当张宏良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发出预警时，迎接他的并非倾听与对话，而是边缘化与妖魔化——这本身就是或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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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教授文章的核心命题，是“资本战胜了权力”。这一判断更是触及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深层矛盾，这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博弈。

2014年前后推进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的观点支撑下进行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空间，“跑部钱进”成为企业争取上市资源的潜规则。当时学界讨论中也尖锐地指出，核准制下监管机构为企业“背书”，反而削弱了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因此，减少行政审批、推进注册制改革，本身便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正确步骤。今天回头审视这样的观点，几近盲人摸象，不但是片面的、肤浅的，也是错误的。

张宏良教授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唯一能够与资本相抗衡的就是依靠和指望政府”。当政府从市场准入环节退出，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时，百姓就直接暴露在资本的利爪之下。

2014年6月，就在公募基金注册制改革方案出台前夕，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金融监管工作时坦陈：“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稳中有忧，稳中有险”，部分领域或地区的金融风险“还比较突出”。报告特别提到，要“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各类影子银行业务、企业互保联保等风险领域的监测分析”。表明决策层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而是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在做艰难平衡。

问题是，这种平衡的天平究竟向哪边倾斜？张宏良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资本战胜了权力。12年来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判断虽有偏激之处，却不是空穴来风。从2015年股市震荡中某些机构的内幕交易，到2018年P2P爆雷潮中监管的被动应对，再到2020年代某些金融创新产品对普通投资者的收割，无不显示出权力对资本的失控，资本的力量在制度真空中肆意扩张的轨迹。

这一资本无序扩张的深层后果，还远不止于经济领域的损失。当资本可以不受约束地攻城略地，当权力在资本面前步步退让，当普通百姓的利益被一次次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便会遭受侵蚀，民众对制度、对政府的信任便会逐渐流失，侵蚀甚至动摇国家行稳致远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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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文章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有他对西方金融制度的分析。张教授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实行注册制，是因为建立了“包括共同诉讼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作为制衡。诉讼主体包括全体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制度、对违规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所有这些法律都是站在弱者立场上，最大限度地保护弱者和打击违规的强者”。

张教授这一分析是有依据的，事实证明是对的。2014年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学者们讨论证券法修改时，也普遍强调注册制需要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制度和完善的退市机制为其重要支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指出，注册制的法律实质是“发行人依法注册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注册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否则发行人必须依法承担责任。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配套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建立起来？张教授的回答是否定的，也是真实的。张教授尖锐地指出，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原则，在中国反而“遭到严厉批判和妖魔化”。这一论断提出的核心问题——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就会走样变形——确实值得深思。

12年来，中国在完善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证券法多次修订，加大了违法成本；集体诉讼制度初步建立；投资者保护机构发挥作用……但客观地说，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相比，法律制度建设仍显滞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获利巨大、违法成本很低”的状况虽有改观，但并未根本扭转。正如刘纪鹏教授所言，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过于倚重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制度仍不完善，投资者维权依然困难。

就此而言，张教授的警告仍不过时且具有持久价值。制度移植不能简单照搬，必须考虑本土条件和配套环境；市场化改革不能等同于政府退出，而应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从“为企业背书”转向“为投资者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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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文章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一立场，使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也使其分析具有独特的现实穿透力。

“在当今中国还没有条件实行自由金融制度的情况下，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建立约束资本的法律环境下，对于政府而言，就必须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守住一个底线——文明社会的底线，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底线——就是所有改革，都不能只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衡量，也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衡量。”

这段话写于2014年，距今已12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在这12年间逐步确立并深化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20年“十四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正是对张宏良所提问题的正面回应。

我们也应该看到，从理念到实践，从原则到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如果没有有效约束，必然损害人民利益。而能够约束资本的，除了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更根本的是权力的制衡作用。对于人民共和国而言，这种权力，应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权力。

张教授笔下的“权力”，常特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他这样做，堪称共和国守望鸟的啼血呼唤——呼唤权力回归人民属性。因为，“权力”成为人民赋予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时，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就会是制衡关系：权力绝不会沦为资本的附庸，而是守护人民利益的屏障；资本就只能在权力划定的轨道内运行，而不能肆意扩张、无序生长。

12年来的实践证明，每当权力坚守人民立场、有效约束资本时，金融市场就能健康发展；每当权力与资本合谋、放弃监管责任时，金融风险就会积聚、百姓利益就会受损。从2015年清理场外配资，到2018年整治P2P乱象，再到2020年代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每一次对金融乱象的治理，本质都是权力回归人民立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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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会有仁人志士涌现，他们不但目光如炬，还千万人吾往矣。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民族才能转千弯，过千滩，渡尽劫难而不死，历尽磨难而不衰。”这段话，是对张教授这类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

确实，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总有一些人以犀利的笔触、敏锐的洞察，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他们或许不被主流接纳，甚至遭到打压，但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在众人狂欢时保持清醒，在主流叙事中发现裂缝，在一片叫好声中发出预警。

张教授的这篇文章，正是这样的声音。它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现实，不迎合权力，而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出那些变异权力和资本不愿听、不想听、不敢听的话。这种“千万人吾往矣”的士子情怀，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传统。

这本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幸。可是，当张宏良这样的知识分子发出预警时，我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是被认真倾听、审慎思考，还是被简单贴上标签、粗暴否定？我们看到的是官、学、商合谋，借“钟馗打鬼”，野蛮地将“极左”“文革余孽”之类的帽子强行扣戴在他们的头上之场景。要知道这样做，真正受到伤害的，不仅是他们这些具体的知识分子，更是整个社会的思想生态和决策质量。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不同声音的碰撞，需要有独立思想的激荡。那些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不是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是社会的“预警系统”。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担当，为我们这个民族守护着思想的底线。如果这样的声音被压制、被妖魔化，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因为我们将失去自我纠偏的能力，将在盲目乐观中走向深渊。

保护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就是守护这个民族的理性与良知。这不仅是道义的要求，更是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要构建的，应当是一个能够容纳批评、善待异见的社会生态——让预警者不再被边缘化，让独立思考者不再被污名化，让那些“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志士，能够在这个民族的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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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文章深层忧虑的是资本一旦失去约束，将会造成的巨大灾难。12年来的现实，充分印证了这种忧虑的正当性。

资本的本性是扩张，是逐利，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本无可厚非，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是，资本如果没有边界、没有约束、没有红线，就会从创造财富的力量异化为吞噬社会的怪兽。当资本可以肆意操纵舆论、左右政策、收割百姓时，当资本的力量大到可以抗衡公权力、可以消解社会公平时，国家的根基就会动摇，民族的未来就堪忧了。

正因如此，决不允许资本无限扩张，必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和底线。这不是否定资本的作用、否定市场经济的方向，而是要给资本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在民生领域，资本不能越界；在舆论领域，资本不能操控；在政治领域，资本不能染指；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资本必须退让。

这不是市场的“倒退”，而是对市场的“完善”；不是对资本的“打压”，而是对资本的“规范”。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懂得如何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驾驭，如何引导资本而不是被资本引导，如何约束资本而不是被资本吞噬。

12年来的实践表明，每当资本试图越界时，及时的干预和纠偏是多么重要。从反垄断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规范平台经济到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背后，正是这样一种共识在形成。资本可以有，但资本不能任性；市场可以活，但市场不能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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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的这篇文章，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国家如何行稳致远？并给予了人们充分的思考空间和思想引领。

答案或许就在于平衡——权力与资本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平衡，创新与规范的平衡，批判与建设的平衡。

权力的让渡是必要的，但不能让渡到失去底线；资本的发展是必需的，但不能发展到失去控制；市场的活力是要保护的，但不能保护到损害公平；改革是要推进的，但不能推进到牺牲人民。

而要维持这种平衡，就需要有张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发出预警，需要有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坚守底线，需要有容纳不同声音的社会生态，需要有自我纠偏的制度能力。当所有人都狂欢时，需要有人清醒；当所有人都沉默时，需要有人发声；当所有人都趋利时，需要有人守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教授的价值，已经不只是在于他预见了什么，更在于他坚守了什么。他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依然有人在思考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人民与改革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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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张教授2014年的这篇文章，如同照一面历史的镜子。镜中映出的不仅有12年前的争论与预警，更有这12年间中国金融改革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我们这个民族在平衡权力与资本、效率与公平过程中的艰难探索。

我们应当感谢张宏良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犀利的目光刺破表象，以勇敢的声音警醒世人，以不屈的立场守护良知。他们的存在，使这个民族在狂飙突进时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在欢呼雀跃时仍能看到潜在的危机，在盲目乐观时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在改革一线默默耕耘的建设者。他们以务实的态度推进制度完善，以坚韧的精神应对风险挑战，以担当的勇气守护人民利益。他们的存在，使这个国家在变革中不失稳定，在创新中不失秩序，在发展中不失公平。

我们更要认识到，守护知识分子与约束资本扩张，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需要社会的理性和制度的成熟，都需要权力的自律和人民的觉醒，都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探索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12年后的今天，张宏良教授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权力与资本的博弈中，谁来守护人民的利益？答案或许正在形成——不是权力的退场，而是权力的重塑；不是资本的放纵，而是资本的规范；不是市场的放任，而是市场的治理；不是知识分子的沉默，而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当权力真正代表人民，当资本真正服务人民，当知识分子真正守护良知，当市场真正造福人民，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能行稳致远。

向前！向前！向前！！这是历史的召唤，也是人民的选择。对此，我们更需强调的是，在向前的同时，不要忘记回望；在建设的同时，不要拒绝批判；在创新的同时，不要丢掉初心。唯其如此，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走出一条行稳致远的路。

那些在历史关头发出的清醒声音，那些“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志士，将永远铭刻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前行的灯塔。

附：《张宏良:资本战胜了权力，权力牺牲了人民》原文（百度一下，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