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之一。在数千年文明演进历程中，对外贸易不仅推动物资交流与文明互鉴，更折射出国家制度、经济体制与对外态度的变迁。循着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尤其是法制的发展完善，可读懂中华文明的开放底色。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开展交通贸易、进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世界上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堪称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便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通道。隋唐时期，经由这条海路运送的主要货物是丝绸，所以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人们也将其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据中国航海学会官网）

　　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又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早在汉朝就已出现，而专门规范海上对外贸易的法律制度直到唐朝才真正形成。唐初，对外贸易以陆地边境交易为主，朝廷通过西北陆路与中西亚各国有着密切往来。但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当时是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交战失利后，西北陆路贸易通道逐渐阻塞。自此，东南沿海的海路对外贸易地位愈显重要，并逐步取代陆路的主导地位。

　　唐朝国力昌盛、声威远播，吸引着各国商人纷纷前来经商和居住。随着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唐朝政府逐步建立相对完善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比如设立专门的管理官职、明确货物征税标准、规范外商居留与贸易秩序等。这些开放且务实的法律制度，不仅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繁荣发展，更推动了唐朝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

　　南北航线上的贸易盛景

　　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宰相贾耽梳理当时的中外交往情况，整理绘著成《海内华夷图》和《皇华四达记》，记录了唐朝七条主要对外交通路线，其中海路有两条：北方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南方从广州出海，通往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其中，北方航线主要涉及新罗（朝鲜半岛上的古国之一）和日本。新罗商船经渤海口到达山东半岛，有的还会航行至长江口，不少新罗商人长期聚居中国沿海城市，形成历史上著名的“新罗坊”。南方航线则主要涉及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大食等国，所来商船多停靠广州，使其逐步成为当时中国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生动描绘了南海贸易的盛景：“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彼时，大食、波斯商人还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松江、海州（今连云港）等地定居，推动这些城市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的商品与前朝相比，除了传统的丝织品和奢侈品外，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交易量也远超前朝，呈现大宗贩卖的特点。例如，在与日本、新罗的贸易中，进口商品包括玳瑁、象牙、药材、朝霞布（由木棉或棉花织成的布）等，出口则以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镜、文具、书籍等商品为主。由此可见，唐朝的海上对外贸易已由之前的小宗奢侈品贩卖转向大宗生活用品贸易，对当时社会整体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远。

　　海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促使唐朝政府在隋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尤其是相关法律制度日趋成熟。这些制度设计不仅满足了朝廷对海外珍异物品的采购需求，更通过有效管理日渐频繁的普通商品贸易，抓住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民间贸易要持证

　　盛唐时期，朝贡制度日趋成熟，针对官方海上对外贸易的法律规范也日趋完善。当时，不少商人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沿途“贡物”的转运和大批贡使的供应给唐朝政府带来沉重负担，馆驿常不堪重负。为此，唐朝政府明确限制进京贡使人数，规定“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据《钦定全唐文》记载，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海外诸国前来互市时，唐朝政府对朝贡的贡品数量、品种等都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他国“常贡是供，不敢有加”。同时，唐朝政府会根据贡物价值给予相应回赠与报酬，形成“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惯例。

　　民间海上对外贸易则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唐朝政府在海陆边境皆设关津，私人出入边境开展贸易活动必须获得政府准许，持有统一颁发的“过所”（通行凭证）方能出入。唐朝法律将百姓未经许可擅自出入边境的行为称为“私度”或“越度”，予以严惩。唐律不仅规定了过所的发放与领用，还考虑到具体适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私自跨越国境（缘边关塞）的，比跨越一般关卡所受刑罚要重；私度后进行对外贸易的，将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罚。根据《唐六典》《唐律疏议》《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记载，唐朝关于过所的法律规定已趋于完善。这一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经济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外商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纳“舶脚”，禁珍异

　　税收是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将商税正式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之后，唐德宗派遣王虔休出任广州市舶使，着手改革市舶制度，明确将“纳舶脚（关税）”纳入市舶管理内容，这与李肇《唐国史补》中“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唐朝后期的海外商人在商船入境时，需要缴纳“舶脚”，在中国境内进行民间交易时还需缴纳“两税”。

　　但是，唐朝政府并未过度强调市舶制度的税收功能，而是更重视维护蕃舶贸易秩序，避免过重的税赋影响商人贸易的积极性。因而，唐朝皇帝时常下诏申谕地方官，对外商不得任意加税。如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就曾颁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可见，唐朝关税在开征之后，税率基本稳定，没有额外课征，为海上对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政策保障。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唐朝政府明确规定了海上对外贸易中的禁运物品种类、数量。其中，铁和甲、弩等兵器作为当时的战略物资，以及部分珍珠、丝织品、金银等物品，都属于禁止贸易的商品。如将禁物私自携带出境，无论是否贸易，各计赃数，计赃科罪；走私兵器等战争物资的，处罚更重。唐朝政府还专门针对海上对外贸易，赋予市舶使“禁珍异”的职责，负责检查外船有无携带违禁之珍奇异物入境，一旦发现蕃商有欺诈行为，即可将其投入监牢。

　　海上外贸井然有序

　　唐朝之前，中央政府对海上外贸的管理较为薄弱，多由地方政府主导，中央主要通过朝贡获取收益。唐朝则突破这一模式，设立专司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中央派出官职——市舶使，加强中央对海上对外贸易的直接管理。

　　市舶使，作为专司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中央官职，其制度体系在唐朝尚处于初创阶段。早期的市舶使，更多是作为对鸿胪寺与少府监为宫廷获取海外奇珍异宝职能的延伸。随着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市舶使的权力不断扩张，延及海上对外贸易的综合管理。发展到穆宗时期，市舶使职责已明确为“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唐国史补》），涵盖了船舶查验、关税征收、违禁查处、纠纷裁决等全流程管理。

　　正是因为中央政府的重视，唐朝中后期的市舶制度日益完善。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记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市舶使前往广州、安南等地，作为专司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中央官员，打破了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松散的局面，相关管理因此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唐朝市舶使官职与配套规制，到了市舶贸易繁盛的宋朝，发展成为真正的市舶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标志着唐朝之后我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管理日趋成熟。

　　唐朝前期，海上对外贸易尚未得到中央充分重视。随着海上对外贸易量的逐渐增加、开元年后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国家财政需求的变化，建立系统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成为必然。唐朝政府设立相关制度的目的，已从早期的政治怀柔转向兼顾经济利益，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开放”成为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内在基因，这一特质也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古代海上对外贸易制度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精神，正是中华文明开放基因的生动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秉持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精神，不仅推动着中国对外贸易领域国家治理水平的完善与提升，更与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法治文明成果相融相通，为人类法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