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时焱

　　《春雷引》 郭大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在我看来，凡是作家，大多应该而且必然是有野心的，其中最大的野心就是将历史写成诗——是为史诗。

　　明暗线勾勒郭氏“中都故事”

　　在“从中说起”之后，郭大熟于近日推出了小说“中都三部曲”之《上阳台》的前传《春雷引》，然后就开始谋划后传《斑斓乡》了。尽管他至今尚未承认三部曲的整体定位，但北京燕山出版社的文创产品“鹘攫鹅”树脂冰箱贴却已经剧透了这场史诗对决。这与郭大熟的经历和气质倒是有几分关联：郭大熟，作家、诗人，先后供职于《新京报》《1318》《东方养生》等媒体，著有《俗讲：比较故事集》《大城记》等。郭大熟对中国古诗词情有独钟，动辄就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喜好。比如，《上阳台》的二十个章回体标题，均是采取中国传统的集句成联方式，并以相关文物作题图，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回八百年前的中都城。再如，郭大熟在给读者签名赠书时，也喜欢从中国古诗词中寻找合适的诗句。在《上阳台》中主要是和上阳、阳台相关的诗句，在《春雷引》中主要是和春雷、云龙、古琴相关的诗句，有些赠言还直接嵌入受赠读者的名字，使人也不禁跟着“文艺”起来了。

　　话说时光穿越，回到八百多年前，忽然响起一声春雷，引发郭氏“中都故事”。那时的北京，第一次成为国都，还很年轻。我们看到，在《春雷引》中，依然是明暗两条线：明线自然是真假春雷琴引发的爱恨情仇传奇故事；暗线则是来自北方草原森林的渔猎女真文化与华北平原的农耕汉文化在燕京这块地方的激烈碰撞。明暗两线交织在一起，随着相关各方博弈力量的强弱转换，两条线时起时伏、既隐又现、似断实连，神秘莫测。

　　《春雷引》以一个城市的命运和势能为对象，历史故事有依据，主线脉络清晰；人物塑造独特，形象鲜明；语言风格生动，对话极富个性；将器物的流转走向设为悬疑，以真假春雷琴暗喻完颜亮与完颜雍皇权争夺中的功过难辨，情节紧凑、抓人。书至收官，方引出“春雷”之本意——既是一张古琴，又是一首琴曲，更是一个时代。这种“悬念+开放”式的结尾，为后续故事的展开留下充分的运作空间。“附录”补充人物小传和人物中都行迹图，增强了学术性和可信度。“后记”突出“金人”与“今人”的互动，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深化作品的主题，强化“三部曲”的系列性和整体感。

　　构建“事实”和“心理”两大场域

　　郭大熟“重构金中都”，一是努力重构“事实”和“心理”两个场景。前者重物，后者讲心；物以载心，心以寄物。写出“那个年代”中都城里各界人士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写出他们对这座中都城的爱恨情仇，写出金中都人之所以这么做的底层逻辑，以此呈现自己心中的中都城。

　　二是以“城市文化史”作为重构的本质。就北京城而言，一方面，从辽南京开始，这里就逐渐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乃至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在此建立政权的辽、金、元、明、清五个王朝中，有四个为少数民族统治，这些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最后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一统之中。清乾隆皇帝为北京历代帝王庙题写的“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就是这种政统、法统、道统、文统的典型表现。郭大熟告诉我们，在金中都这个大容器里，多元文化交汇、碰撞、融合，一树多枝，花开万朵，在主流文化之外，存在着众多的斜枝分杈。

　　三是以塑造鲜明文学形象为重点。郭大熟注意赋予书中人物更多样、更曲折、更不可想象的故事性，让他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中展示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一地鸡毛的现实处境中表达振翅九霄的崇高追求，在各族文化的碰撞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升华。从中读者可以看到，大人物也有小心思，小人物不乏大情怀，他们都是自己身边的“你我他”，都同样可信、可近、可亲、可爱。我对后记中所说的“性别的逆向崇拜”很感兴趣。书中有一些段落格外出彩，如周衔蝉从“外交施压”“谍报之准”“攻心为上”三个方面分析张觉之必须死的原因，以此阐明，金国兴起之初，外交和谋略都远胜赵宋。这当然是作者的虚构，但是很有意思。女真人中的女性，除了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众多默默无闻却特立独行之人——她们的武功、文采、行状、为人处世、面壁人生、格物致知等，都有许多过人之处，在书中这些都得到了适当的表现。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金人”是否是“今人”。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位女性院长林曼丽一上任就提出一个观点：“Old is New”——今日的古典，就是昨日的前卫。我们能否认为，完颜亮、完颜褎（即完颜雍）、完颜璟这些金朝皇帝具有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气质？

　　在《春雷引》中，高忠建和李石等人对完颜褎称帝后，是北上上京还是南下中都，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完颜褎自己则表示，“国运是吉还是凶，在德不在地”。完颜亮对姜仔仔说，“我害怕我的害怕”；他感慨，“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焚毁”；临死前表示，“人生无非是头脑炸裂之际……的一次玄想”。这些言谈举止，固然是传统理念的生动展现，其实也是现代意识的深刻折射。

　　一部作品带来八款文创灵感

　　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学经典，塑造出既有深刻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实感并对未来具有启示性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根本使命与核心价值。为此，写好“那一个人”尤为重要。金中都城内，汉人、契丹人、渤海人与女真人，华族与外夷，南人与北人，武士与文人，朝堂与江湖……他们“各说各话”，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如书中的徒单三胜说“投……投什么来着那叫（投鼠忌器）”，就比较符合他作为中都巡城军卒的身份。

　　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宣发团队，这次玩得比较嗨，超额246.7%完成预定的众筹目标，一口气开发出八款文创产品：《春雷引》特版书、“春雷琴”藏书票、“睡而复醒·醒而云游”牛仔帆布包、“鹘攫鹅”树脂冰箱贴、“驳”独角神兽盾牌金属徽章、“不如归去”刺绣T恤、“衔蝶衔蝉”双猫仿珐琅钥匙扣、《搜山图》三折明信片。俨然是在与金章宗完颜璟在明昌年间提出的“燕京八景”遥相呼应。

　　我们可以看出，郭大熟十分善于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作为辽、金、宋相依相搏、契丹女真汉人各族相爱相杀大剧中的道具——春雷琴喻示人生命运多舛，《上阳台帖》喻示历史已过顶点，红玉盾喻示阴阳盛衰不断翻转——引出全书的故事。把这些象征性文物作为“彩蛋”，以物喻人、以景写情、以史说文，借以表达异质文化给碰撞双方带来的心灵震撼。

　　在《春雷引》中写到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手持一块独角神兽盾牌，这本是宋朝著名女将领梁红玉的随身兵器，几经周折，最终流传到《斑斓乡》中，继续向后人讲述中都故事。我十分期待，这块笔墨虽少但意蕴深远的“红玉盾”，能在《斑斓乡》中发挥更为夺目的作用，从而使“中都三部曲”不但构成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史，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部中国文化基因传承史。

　　相对于后来的元明清各朝国都，金中都给人的存在感较低而游离感却很强。郭大熟就曾在不同场合耿耿于怀：对完颜亮这位具有悲剧性格的“炀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后人可能是严重低估了。所以，作为北京的“都之始”，那个存续时间短暂而历史地位却十分重要的金中都，确实值得拥有一部自己的史诗。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