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孙郁是资深的鲁迅研究专家，他深耕鲁研界数十年，出版著作《鲁迅与国学》，通过梳理鲁迅手稿与资料，全面剖析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孙郁在旧纸故闻里浸淫日久，深隐的才情从笔下流泻而出，其中的简约、精致、清明、平和，颇得苦雨老人的散淡之风。他虽身处象牙塔之中，却更具诗人气质，倒像民国的读书人，诗意中隐含着清醒的理性，因此，他的笔下自是另一番景致，恬淡、自在、流丽，而又收放自如，读起来不那么艰深晦涩，不那么学术，而是像书话一样，惹人喜爱。

　　《叩门者》是作者退居郊区、享受退休生活的2020年至2023年四年间所写随笔的最新结集。本书收录了数十篇围绕文学、文化、历史与人物的相关文字，内容包含了文学与思想探讨、文化与历史钩沉、人物剪影与怀念等多个维度。作者以娓娓道来与读者促膝而谈的语调，挖掘出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文化细节和边缘存在，回望过往的人事，分析他们的心理和文化，看历史车轮在个体生命里碾轧过的轨迹，从不同的人生里得到了诸多的时代和生命的体味。

　　孙郁说：“关心文学上的故旧，不能不留心民国以来报刊上的文章，那里总有一些意外的文本在。这些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字，已经多了起来。人们如此热心回望前人，说不定也是有寄托在的。”作者也是有所寄托的，他在意的是那些得之于野的精神体验。具体到本书，作者论及的前人就有鲁迅、木心、孙犁、汪曾祺等，作者在往事细节的追寻和叙事里，使读者得以从先贤的行迹里感受往日遗风。

　　如作者借读段华的《孙犁年谱》，谈说了自己对孙犁的认识和评价。读者之所以愿意而且喜欢读孙犁，“是因为那文字里有一股逆时俗而上的清风”，这是文坛最为难得的东西。抗战时期，孙犁没有躲进书斋，而是去了前线，以笔为枪，参与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图名利，做编辑编报刊，培植了许多青年；当八股气笼罩文坛时，他又与之勇敢对峙，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维护了文坛的风清气正。孙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他坦言缺点，承认失败，不以流俗尺子衡量是非，平常中有非凡的情思在。他既与时髦理论保持距离，又不忘乡土社会的风致，”他的文字“体现出他内心的清洁”。孙犁的文字，牵动着现当代文学史诸多的神经，包括那些未被其写到的旧事，也有着不小的史学价值。

　　对于年谱的写作，孙郁自有其独特的体验，我想，这与他多年研究鲁迅、撰著有关鲁迅的书籍有关。他说：“作家的年谱隐含着诗文本事，是人文地图的一种。前辈治学，强调从人物年谱入手，这样才能够避免空泛之论。但沉浸于此，用心用力者不多。年谱写作，不适合集体来作。许多人物年谱，集体写的都没有个人写的好，原因是质量不平衡，如果是项目制，那就更难保证质量了。段华写孙犁的年谱，是精神需求，非一般功利之心使然。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耕耘很深，思考亦勤。”从上小学起，段华就追随孙犁，他积三十年的时光，倾尽心血写作《孙犁年谱》，自是有寄托在的。孙犁先生虽然远去，但后人瞭望其背影，他的文字和品格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字看似平白，其实含有深意，清澈中也有波纹闪动，道道涟漪，能传递到看不见的远处”。

　　孙郁的书话，大多是借谈书而说人。在《旧信重读》中，他深情回忆了与邵燕祥的交往，也对邵燕祥的写作和个性有精彩的叙述。在孙郁眼中，邵燕祥更像江南文人，沉静而内敛，谈天说地，不紧不慢，是没有油滑调子的标准的北京话。他聪慧，阅读面广，晚年的笔记大有古风，每每不忘情于历史暗影与人间百态，反讽的文字带有锋芒。所以，在孙郁读来，邵燕祥的文字有一种沧桑感，左翼的痕迹与京派的遗风都有。邵燕祥那一代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在他们的文字里都有所表达，我们后人读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的力量，更多的是一代文人对时代的表达，对人性的拷问。

　　孙郁说书忆事怀人，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带着对历史的回望，在回望里，打量文化，让文化的因子和文人的风雅在一代代文人中流传。比如鲁迅，他是那个时代的冠绝群伦的人，以超人间的人间性，审世态之冷暖，辨阴晴之幻境，点染出国民性的本然。他又借得域外之火，驱冷风于绝境，得快意于怀中，不仅拓出辞章新径，也改写了中国思想脉络。所以，后世仰望者众。

　　在孙郁看来，真正的写作并不是占有什么，自己以为掌握了真理，而是克服什么，让自己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这就是人们何以要思考、要写作，因为通过思考和写作，通过这一次次叩门的过程，从过往和已知出发，才能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去不断解惑、不断提升，不断做一个真正的安安静静做事的文人，而不是跟风、起哄、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