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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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日本央行决定将政策利率从0.5%上调至0.75%，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也是自今年1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0.5%以来首次上调利率。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日本央行加息并未改变日元汇率低迷现状，还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日本政府财政状况的不信任，日本经济形势仍面临不确定性。

日本央行此前将“按兵不动”的重要原因归结于对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影响的评估尚未完成，需要确认高关税是否会显著冲击日本企业经营、抑制投资和工资增长，从而破坏刚刚出现的价格和工资改善势头。事实上，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中，日本央行内部已基本形成高关税政策对国内企业直接影响有限的共识。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也在本月初明确表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渐消退”。此外，日本央行高度关注的明年春季劳资谈判“初期势头”已显现积极信号。由总行及全国33家分支机构实施的辖区内企业加薪意向调查显示，有31家分支机构认为，2026财年的加薪幅度将高于或至少与上年度持平。

事实上，日本央行近期“按兵不动”的更重要原因似乎来自政府立场。经济界普遍认为，高市早苗政府倾向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加息态度谨慎，日本央行一度担忧与政府发生政策冲突。有分析认为，此次央行加息是高市早苗政府在多重压力下的“妥协”。首先，在财政扩张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政府难以忽视日元疲软和通胀风险。若央行长期停滞加息，日元持续贬值将对冲高市早苗政府遏制物价上涨的努力。其次，干预央行货币政策将损害其独立性，可能违反《日本央行法》。此外，美国政府对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虎视眈眈，这让高市早苗政府不得不改变对日本央行加息的态度。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对日本民众的影响呈“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储户和资产持有者受益。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已宣布，自明年2月2日起将普通存款利率从0.2%上调至0.3%，达到近33年来最高水平。日本经济界人士估算，普通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的上调，可带来每年1万亿日元的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负债家庭将承压。作为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基准的短期优惠利率，将从1.875%上调至2.125%，房贷利息支出增加将带来约0.5万亿日元的负面影响。

不同年龄段受影响也不同。据统计，50岁以上家庭整体受益于利率上升，而40岁以下家庭则普遍受到负面影响。70岁及以上家庭年均可增加约4.1万日元收入，而30多岁家庭年均损失约2.7万日元；若仅统计负债家庭，29岁以下家庭年均损失约5万日元，30多岁家庭约4.5万日元。

企业端则面临融资环境趋紧。存款利率上升有利于资金充裕的企业，但贷款利率上行将加重企业借贷负担，尤其是已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压力的企业。加息是否会对中小企业工资增长形成制约，仍需持续观察。

政府财政层面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利率上行将推高政府债务利息负担，据测算，政府债券的偿还和利息支出预计将在下一财年超过30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而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纷纷主张减税、扩大支出的情况下，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进一步凸显。国债遭遇抛售潮。12月19日，东京债券市场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20%，突破2%关口，创下26年来新高。分析认为，在高市早苗财政扩张政策引发的“高市交易”盛行之际，日本央行的加息措施加剧了市场对政府财政的不信任，进一步刺激了国债抛售。

值得关注的是，央行加息并未带来日元走强。19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水平，创近1个月新低。通常情况下，日美利差缩小有利于日元升值，但市场对高市早苗政府财政政策的担忧，削弱了加息的汇率效果。此外，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在记者会上的发言未达到市场预期，回避就“中性利率”（即作为加息基准、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的利率）做出明确表态。他称，关于未来的货币政策，鉴于目前实际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将继续提高政策利率，并根据经济和物价状况的改善情况调整货币宽松程度。市场有声音认为，这一表态信息量远低于预期，是“犹豫不决、热情不足”的表现。有经济学界人士预测，日本央行的中性利率或在1%左右，但未必与最终利率完全一致；在通胀持续上行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存在上调至1.25%的可能。有观点认为，如果财政扩张政策延续，日元持续走弱，央行加息节奏可能被迫加快；反之，若经济承压或市场波动加剧，加息步伐亦可能放缓。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非但未能解决日元贬值问题，反而加剧了投资者对政府财政的不信任，造成“债汇双杀”局面，还造成了“有资产者更富、负债者更穷”，充分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财政政策、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以及日本经济现状三者间的结构性矛盾。未来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将转向何处，仍有待进一步观察。（经济日报驻东京记者 陈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