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

　　钱锺书先生《七缀集》的出版，要追溯到1985年，该书一经推出，即成为广大读者的抢手物。我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发现钱先生四次提及刘勰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先生称“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不用说，《乐记》、《诗品》、《文心雕龙》、诗文话、画说、曲论以及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是研究的对象”。由这段话可知，《文心雕龙》被钱先生定位为“名牌的理论著作”。

　　在《通感》一文中，钱先生指出：“各种通感现象里，最早引起注意的也许是视觉和触觉向听觉的挪移。”他以《礼记·乐记》和亚里士多德心理学著作中的说法加以印证。想不到刘勰因此成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典型代表，钱先生说：“《文心雕龙·比兴》历举‘以声比心’‘以响比辩’‘以容比物’等等，还向《长笛赋》里去找例证，偏偏当面错过了‘听声类形’。”他委婉地批评道：“这也流露刘勰看诗文的盲点。”

　　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钱先生说“《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可历史学家司马迁不这样认为，“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报任少卿》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对司马迁所持观点，刘勰也曾提及，还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像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这无疑是对刘勰的褒扬。

　　也是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钱先生称明人李贽所说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可忽视的事实。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钱先生以括号的形式，表明此说法出自《文心雕龙·情采》。若将其所引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补全的话，便是“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用白话简单翻译一下：（后来的）辞赋家的内心没有愁思哀痛，却强撑着夸大其词，沽名钓誉，这是为了创作而虚构感情。钱先生指出，刘勰很早就注意到文人“无病呻吟”的不良趋向了，这同样是对刘勰的褒扬。

　　钱先生四说《文心雕龙》，彰显了他对《文心雕龙》的重视，以及治学过程中的客观、严谨和公正。论人说事，该批评的地方，不能轻易放过；该肯定的地方，不能漠然处之。窃以为学术界研究钱锺书，不仅要研究他的学问，还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