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经历了数轮交锋后，如今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起点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之称为“G2会议”；在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双方又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明年双方各自举办的多边主场外交也将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机；近日，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让人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有专家借用“剧透警告”（Spoiler Alert）这一概念，指出对此次会晤最好事先设定界限和切合实际的预期。事先“剧透”的预期有助于校准和稳定中美关系。

借用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的基础上，今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在年终时刻继续推出“2026中美关系剧透警告”系列报道，与多位不同代际、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一定影响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对话，请他们为我们“剧透”下阶段或者说2026年中美关系，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回顾、盘点、发现那些能在中美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两国交流交往的力量。

“目前，印太地区正处于潜在的冲突风险上升的时期。”日前，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国际知名安全战略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在沪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特别提醒道，在他看来，2026年的中美关系仍然可能面临变量和挑战，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其中之一。他同时提醒要对其他意外事件潜藏的危机和风险保持警惕，“我们显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管控局势。”他说。

不过，在季北慈看来，最近一次韩国釜山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的防务对话有所恢复“是件好事”。

“两国元首已同意举行会晤，双方都表示可能进行多次会晤。”他进一步说，“可以期待的是，由于双方都希望峰会取得成功，两国都会保持克制。我相信双方会努力避免制造困难或风险局面。”

作为美国战略界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多年来专研与中国和亚太地区相关的军备控制、防扩散、维和以及军事技术发展等议题。2007年至2012年，季北慈担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长。此前，他曾在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防扩散研究中心负责东亚项目，并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他被任命为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

季北慈认为，明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以及因意外事件引发的突发危机将成为未来一年中美两国关系可能面临的变量和挑战。在他看来，最近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的防务对话有所恢复“是件好事”。“也许明年还将举行新一轮领导人峰会，这些防务对话可以得到延伸和加强。”季北慈分析道。

关于中美人文交流萎缩可能正造成美国对华研究出现代际断层的问题，季北慈认为，两国亟需共同关注学者培养与学术环境问题。“美国学界仍有一批卓越、专注、勤勉且充满智慧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正在于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支持他们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持续深耕。我始终相信，未来仍会涌现出杰出的新生代中国研究学者。”季北慈对澎湃新闻说道。

季北慈

MAGA阵营内部对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存在深刻裂痕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紧张”的种种表现，比如科技竞争、军事互动减弱以及产业脱钩是否已经固化为一种长期特征？未来五年，中美是否仍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建立“有限的战略稳定”？

季北慈：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关键在于“有限”或“在某些领域”。总体而言，当前的竞争格局已非常清晰，其显著特征是两国政府之间存在深度互疑。非政府机构或许仍能找到某些双方感兴趣的共同点，例如在科学发展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合作方面，但这些合作大多将停留在科学或学术交流层面，不太可能显著影响两国政府的整体战略关系。遗憾的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已经固化，很可能将长期存在。

澎湃新闻：你曾长期研究地区安全与多边机制。未来几年印太地区的冲突风险是否会进一步上升？哪些因素可能把中美从“竞争态势”推向“危机状态”？

季北慈：我认为目前印太地区正处于潜在的冲突风险上升的时期。风险上升的原因在于潜在危机范围的扩大。首先是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显著恶化，这是另一大风险点。还有一个我们较少讨论但至关重要的领域：朝鲜。朝鲜近年来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持续发展导弹与核能力。

最后，除这些重大地缘战略风险外，存在因意外事件引发的突发危机，例如几年前的“气球事件”这类意外事态，这类事件可能推动两国走向更激烈的对抗甚至冲突。令人担忧的是，当前风险因素众多，我们显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管控局势。

澎湃新闻：美国战略界对“G2”这个概念的主流态度是什么？他们是把“G2”视为可能的合作机制、一个必须避免的结构，还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虚假叙事？如果出现事实上的“G2”，即中美在关键议题上形成主导性影响力，它对国际制度、盟友体系、区域秩序会造成哪些实质性影响？

季北慈：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认识到当前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取向存在深刻的分歧。特朗普总统始终试图达成某种交易。在他看来，与另一个大国携手合作可能是个颇具吸引力的前景。然而，在共和党内部，甚至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之中，他们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存在深刻裂痕，且多数观点持消极态度。

如果询问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我认为他们会对此类G2构想持大量怀疑态度。出于多种原因，这种设想很难在美国战略界获得广泛吸引力或支持。G2或许在一个人的脑海里颇具魅力，但当你将讨论范围拓展至整个美国战略界时，图景就会变得复杂得多。

明年的中美关系要警惕哪些“黑天鹅”？

澎湃新闻：过去一年里，两国通过领导人会晤试图设定“护栏”。这类护栏机制在危机升级时发挥了何种作用？中美如何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制度？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办法?

季北慈：我想讲两点。第一，我觉得“护栏（guardrails）”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三到五年前，当这个概念最初出现时，是美国试图说服中国需要设置护栏，以避免危机、避免无意或意外的对抗与冲突。不过，当时中国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所谓的护栏只会让美国拥有更多冒险的空间。很有意思的是，如今我们却听到中国在使用“护栏”这个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局面发生了反转。

我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是有用的。然而，在领导人层面上谈论它是一回事，把它落实到实践中又是另一回事。这就引出了你的第二个问题：这些机制其实已经存在。过去二十年来，中美之间一直有各种对话机制、磋商渠道、热线等等。中国对此往往保持怀疑态度，担心这些机制会让美国更大胆地冒险，因而会根据更大的战略关系决定是参与还是退出。例如，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就会退出这些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强调的是：框架一直都在，而且可以使用，只是太多时候它们没有真正被用起来。

最后，当危机出现时，美国有时会尝试启动一些危机避免机制，很遗憾，危机管理机制并不总是运作良好。

但两国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让我感到鼓舞的是，在最近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的防务对话有所恢复，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也许明年还将举行新一轮领导人峰会，这些防务对话可以得到延伸和加强。

澎湃新闻：在中美两国实现釜山元首会晤的前提下，两国防务对话和军控合作在未来是否会更加顺畅？可能面临什么变数和障碍？

季北慈：我们看到会晤后，双方在一些防务对话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这些对话当然可以进一步拓展并更加常态化，但至少这是一个开端。

至于军控合作，我认为可能性要小得多。

澎湃新闻：明年中美元首可能会有一系列密集互动，能否有助于双方关系过去一年的止跌迹象继续延续，中美关系明年还可能面临什么变数和挑战？

季北慈：总的来说，这当然是积极进展。两国元首已同意举行会晤，双方都表示可能进行多次会晤，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此类领导人会议通常需要大量准备工作。领导人当然希望会议能取得成果和具体进展，这会促使双方的行政机构进行对话、准备事宜，并期望取得积极成果。

然而，特朗普总统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人，我们不应期待这些峰会的准备工作会遵循传统模式。比如我们注意到，总统几乎完全让国务院缺席了大部分筹备和讨论工作。当会议成果涉及贸易、关税或其他经济议题时，总统似乎最能得心应手，这也强化了财政部和商务部的角色。基于这种协调机制，也许届时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成果。

总体而言，由于总统最擅长或自认最擅长的领域在于经济、商业和贸易议题，这些方面最有可能取得进展或积极成果。

至于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哪些变量或挑战。我首先想到两点：一是美国中期选举。许多人认为这次选举胜负难料，民主党可能在众议院占据优势。特朗普势必竭尽全力确保共和党维持主导权，因此他或许认为与中国达成协议或某种交易将是积极进展，有助于提升其中期选举的选举前景。这值得关注。

其次，我们之前讨论过两国关系的脆弱性及其易受危机影响的特性。如果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发生意外事件，一切可能彻底改变，甚至可能导致当前协调机制停滞。当然，这是我们完全无法预测的事情。但可以期待的是，由于双方都希望峰会取得成功，两国都会保持克制。我相信双方会努力避免制造困难或风险局面，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不过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扭转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观感的契机藏在哪里？

澎湃新闻：你在美国战略界长期工作，你认为当前美国国内的“对华共识”出现了什么重大变化？国内政治极化会怎样影响下一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

季北慈：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和战略疑虑，预计仍将是美国战略界凝聚共识的主要外交议题。总体而言，除非中国对美国盟友及安全伙伴的意图能够更清晰地向美国战略界呈现，否则此类负面认知难以转变，双方的不信任与安全疑虑也将持续存在。这一态势将继续助长美国国内对华普遍的负面或忧虑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战略界同样对美国意图抱有深刻的不信任和担忧。短期内，这样的认知结构恐难出现根本性转变。

什么会变呢？如果我是中国战略学者，我会关注这些方面：特朗普总统至少还有三年任期，我会着力研判共和党内部，特别是“MAGA”阵营在对华问题乃至美国全球角色定位上的分歧，这里可能蕴藏着对华整体负面观感出现变化的契机。“MAGA”阵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美国应减少国际参与，聚焦他们眼中的国内威胁，避免卷入重大国际承诺，包括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冲突。他们认为将美国战略资源投入这些领域并非明智之举。因此，这可能对美国对华态度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或许2026年选举会产生新变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稳定性。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当前共和党内部对华政策的争论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且观点分化。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的知华派是否仍能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美国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接触与合作”时期，会不会对中国的态度更趋谨慎或者更趋竞争化？

季北慈：你提到关于“代际交接”，也就是从老一代“中国通”向新一代传承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我本人而言，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更努力和更好地理解中国，观察是否存在一些能够让两国加强合作的方式。问题在于，像我或者我这一代的其他学者是在一个两国都想要合作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当时中美之间有大量合作机会。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带来了非常具体和负面的影响，即影响了下一代“中国通”的培养。

坦率地说，现在的美国年轻人如果想成为“中国通”非常困难。对于美国学生而言，这既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显然，如今的美国青年若无法获得我们这代人曾有过的机会，难免会感到失落。我认为，一个现象已经显现——或者说至少可以观察到：美国正面临具备系统训练和深层中国经验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数据足以说明情况：赴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无论是短期交流还是长期深造都大幅减少，如今仅维持在数百人的规模，这确实令人担忧。长此以往，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能力和交往能力必将受到制约。这种发展趋势着实令人遗憾。

我们正身处一个不同的时代，只能寄望于时间带来转机，期待新一代专注中国研究的学者能够成长起来。当然，美国学界仍有一批卓越、专注、勤勉且充满智慧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正在于鼓励他们、引导他们，支持他们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持续深耕。我始终相信，未来仍会涌现出杰出的新生代中国研究学者。

澎湃新闻记者 黄粤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