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一语，虽出自东晋学者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其真实性存疑，但“刑期于无刑”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毋庸置疑。《论语·子路》载，孔子赞许“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可见减省刑罚、去除杀戮是儒家的基本主张。《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之世，乃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无讼无刑社会。《大戴礼记·主言》记载，孔子认为君主若能修明教化、推行善政，便可实现“四海之内无刑民”，这正是儒家治理理想的体现。《荀子·宥坐》载，面对鲁国的乱象，孔子对冉有感叹“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推崇先教化后刑罚，乃至刑罚搁置不用的治理境界。孟子在《梁惠王上》中倡导仁政，亦将“省刑罚”列为要务。荀子在《议兵》篇中援引古事，称尧时“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延续了儒家关于圣王治世“刑错不用”的叙事传统。

　　法家主张“垂法而治”，深知“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管子·明法解》），故并不主张废除刑罚。然而，法家代表人物多受儒学启蒙，同样吸收了儒家的无刑思想。《管子》中有诸多相关表述，如《小匡》篇中的“省刑罚”、《权修》篇中的“刑罚省”、《八观》篇中的“刑省罚寡”、《七臣七主》篇中的“世无刑民”、《禁藏》篇中的“刑设而不行”，以及《君臣上》篇中的“刑设而不用”。《商君书》中亦有一系列相关论述，包括《赏刑》篇中的“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与“国无刑民”、《画策》篇中的“刑政不用而治”，以及《定分》篇中的“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因此，“刑期于无刑”的提法虽为梅赜所伪托，却非凭空杜撰，而是融汇了儒法两家的思想精义。梅赜身后此说更被历代君王奉为圭臬，备受尊崇。

　　尽管儒法两家均以无刑为理想，但在实现路径上迥然不同。儒家坚信人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教化与改造的可能，故而主张“以德去刑”，期望通过改善民生、加强教化，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产生的土壤，最终达到刑罚不施的治理境界。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并批评“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荀子·宥坐》）。在儒家看来，刑罚仅为辅助教化之具，终极目标乃是通过道德浸润实现社会自治，以至无须刑罚强制。法家则认为人性趋利避害，故而主张“以刑去刑”，即凭借严刑峻法形成强大威慑，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减少乃至消灭犯罪，最终达到刑罚无所用之境地。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论述：“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开塞》）；“以刑去刑，国治……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去强》）；“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赏刑》）。

　　无刑作为古代士人的共同理想，被深刻融入历代司法原则与审判实践，催生出诸多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并成为衡量吏治清明与世风良窳的重要标尺。首先，其积极影响体现在慎刑思想与人道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上。《尚书·舜典》早有“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的告诫，由此衍生出“流宥五刑”“金作赎刑”等宽宥措施，为刑罚的审慎适用奠定了基础。《尚书·大禹谟》提出“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审判原则，使慎刑理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司法准则。至唐代，《唐律疏议·名例》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精神，并发展出如“存留养亲”等融合人伦孝道的司法制度，使得慎刑思想与教化深度结合，成为中华法系的鲜明特征。其次，“刑错（措）”与“狱空”成为历代评价治世的重要指标。史载汉文帝时“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唐太宗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新唐书·刑法志》），被传为千古美谈。至宋、辽、金时期，“狱空”成为制度化的吏治考核内容，朝廷常对奏报“狱空”的官员予以嘉奖，如金世宗大定七年便因“大兴府狱空”而“诏赐宴劳之”（《金史·世宗纪》），足见这一理念对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

　　然而，无刑理念在实践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折射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其一，“狱空”作为显性政绩，易诱发司法造假。因“狱空”直接关乎官员考绩与声誉，部分官吏为求虚名与升迁，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更有甚者，如北宋政和年间开封府尹李孝寿，为炮制“狱空”政绩，竟滥施刑罚逼迫囚犯认罪或致死，致多人蒙冤，成为“理想绑架司法”的典型反面例证。其二，“刑措”叙事带有浓厚的理想化与神话色彩。《史记·周本纪》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塑造了“上古无刑”的完美政治图景，深刻影响了后世君主的自我期许与施政决策。汉武帝曾诏问群臣“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汉书·武帝纪》），意图复制上古治世。北周武帝在遗诏中亦慨叹“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不用”（《周书·武帝纪》），将“刑措”视为未竟的政治理想。此类理想化叙事虽能凝聚治世共识，却也易使君主忽视社会现实，导致施政措施脱离实际、流于空想。其三，儒法两家实现无刑的路径均难以彻底达成目标。儒家过度依赖道德教化，易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使司法丧失刚性，滋生随意性——若仅有教化而无明确法律准则，难免会出现“同罪异罚”的不公现象。法家迷信重刑威慑，则易背离人道主义精神，因刑罚过当而催生新的社会矛盾。因此，二者均未能在“宽”与“严”之间求得平衡。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无刑的理想终究难以完全实现，更从未真正成为社会常态。

　　对无刑理想的过度追求常会适得其反，需要保持审慎。但这一古老理念的积极价值亦不可磨灭。完全废除刑罚既不契合社会治理的现实逻辑，也缺乏实践可行性。但通过科学治理最大限度减少刑罚适用、减少不必要的惩戒，无疑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无刑理念所倡导的“教化为主、慎刑为辅，逐步减省社会对刑罚依赖”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仍具有生命力。现代法治不仅致力于实现惩罚正义，更注重通过教育矫正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这与儒家“以德去刑”的治理逻辑一脉相承。同时，法家主张通过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以消除犯罪，亦具有合理性。如何在现代法治语境下，将这一古老智慧有机融入以“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为支撑的现代法治框架，通过系统的社会治理、规范的法治教育与科学的犯罪预防机制，充分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推动刑罚制度向更加理性、人道的方向发展，使无刑愿景在当代法治文明土壤中焕发新生，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延伸阅读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多体裁上古政治文献汇编。其内容涵盖虞、夏、商、周四代训诰、誓命等，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春秋战国由儒家初步汇编定名《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传世本存真伪争议，清华简佐证，东晋梅赜所献版本中新增的25篇古文为伪作，源自汉初伏生所传的今文部分才是先秦原貌。《尚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可谓深入了解和认知中华文明的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