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星霜流转,学术薪火不熄。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The Arnold Arboretum)以一场跨越重洋的云端聚首,为一位中国学者定格永恒敬意。
1925年,胡先骕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值此百年契机,2025年12月2日,“中国现代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的生平与遗产纪念活动”在线上举行。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务长欧立德(Mark Elliott)、阿诺德树木园园长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中国国家植物园(北园)首席科学家马金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胡晓江等嘉宾受邀参与活动并发言。
当全球植物学界同仁的目光聚焦屏幕,这位从江西走出的科学巨匠,其精神光芒跨越时空,让人们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胡先骕与胡适,两位胡博士,对哈佛大学以及对哈佛大学和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着深远影响。”欧立德在致辞中说道。
如今,胡先骕留下的学术遗产,早已成为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根基。哈佛此番百年追思,与其说是对一位校友的回望,不如说是对不朽学术精神的礼赞。
胡先骕先生为华夏草木立传,为中西文明牵线,为科学事业筑基。
这份风骨,历经百年而愈显峥嵘。
为草木立传
他让“灭绝亿年”的水杉“重现”人间
“要知道那个年代,3000美元那可是相当大的数目。”马金双教授在发言中提及的这笔款项背后的故事,承载着胡先骕对中国植物学发展的深切牵挂与坚定支持。
20世纪30年代,植物学家秦仁昌计划赴欧洲拍摄流失海外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但原机构的资助未能落实。
时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负责人的胡先骕为支持此事,向中基会申请到3000美金资助。
借助这笔款项,秦仁昌历时11个月,拍摄照片1.8万张。这些照片后续被多次冲印传播,为《中国植物志》编研等工作提供了关键支撑,“本年川贵标本大部分可以自行鉴定,祖国植物科学自此当可独立研究矣”。
水杉的“重生”,是人们熟知的胡先骕学术生涯的“巅峰一笔”。
1948年,他与郑万钧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将被断言“灭绝亿年”的“活化石”水杉重新带回人类视野,这一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发现”。
如今,水杉已成为中国城乡的常见风景,挺拔的枝干间,镌刻着他当年“以数十载学识证亿年遗存”的魄力。
谈及胡先骕时,不禁让人思考:故乡的山水人文,是否早在他青年时期便已埋下研究植物学的种子?
事实上,这份热爱的萌芽远比青年时期更早。
作为胡先骕先生的后人,胡晓江教授告诉记者,胡先骕生于南昌,幼时在乡下栽种西瓜,几番尝试后发现,两茬种植下来,西瓜种子就会发生变化。
这份在童年的奇妙收获,让胡先骕早早对生物学领域生出浓厚兴趣。
他最早的考察足迹遍及浙江与江西,第一份工作任职于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不仅执笔《庐山志》的植物卷,更在庐山创建植物园。此后数十年间,他深耕植物资源研究,一直心系赣鄱大地的草木生灵。
这份对故土草木的牵挂,更延伸至教育领域的深耕。
1940年,江西创办国立中正大学,胡先骕出任首任校长,被誉为“民国八大校长”之一。
1949年以后,中正大学经历了多次演变,其文科和师范部演变成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生物系演变成现在的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农学院参与组建了江西农学院,成为如今江西农业大学本科教育的源头。
1958年,胡先骕首次提出编撰《江西树木志》,这一心愿直至2024年5月才由江西农业大学植物学团队历时15年完成。
懂文科的理科生
“人文主义”是他翻译的
鲜有人知,“人文主义”一词,是胡先骕翻译的。
在发言中,胡晓江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
胡先骕发现,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美学创始人之一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着高度契合,便热切地将这位哈佛教授的思想引入中国。
Babbitt“白璧德”这一译名由他深思熟虑而定,区别于国学大师吴宓此前的“巴比陀”译法,更巧妙化用“白璧无瑕”“君子比德如玉”的中国文化意象。与此同时,他将humanism译为“人文主义”。
这两项翻译,绝非简单地介绍外来思想与学者,而是源于他对中西思想相通之处的认知:白璧德的思想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均强调个人道德品质提升、自律自省、遵从理性、尊崇传统、中正不极端等。
也正是从他的翻译开始,新人文主义运动在中国开启推广之路,现在已在社会思想领域催生大量学术研究,探讨该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与本土传统的融合及当代意义。
对中国人而言,当听到“人文主义关怀”一词,内心时常被唤起温柔的共鸣。这份译文既源自胡先骕的译介之功,也源于他与哈佛的奇妙渊源。
作为生物学家,胡先骕深刻理解人类情感在物种繁衍中的工具性意义,却反对将情感等同于无道德意义的存在。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诸多激进西方思潮形成鲜明对比,他始终坚信“人生高尚道德之表示,莫若慈爱与报恩”,强调人类共同的情感应升华为值得珍视与赞美的道德感。
“基建狂魔”式学者
他创办了庐山植物园
“他是一个‘宏通’的人。”胡晓江谈到,胡先骕先生不仅学术功底深厚,个人兴趣亦十分广泛,而他所主张的“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恰是其自身的写照:先生善于将严谨的学术思维融会贯通,即便在不同社会视角与学术领域中,也总能自然关联植物学研究,这份跨学科的开阔视野与对专业的执着坚守,让他在相关领域的探索始终兼具深度与广度。
胡晓江主编的《胡先骕全集》中,包含胡先骕的十几部专著、150篇科学论文和200多篇文学、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以及发表的800多首诗词。
胡先骕的伟大,不仅在于个人学术的巅峰,更在于他为中国科学事业搭建的宏伟框架。
1934年,他选址江西庐山创办森林植物园(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彼时的庐山因常年被砍伐,植被稀疏,他以“先有植物园,后有植物”的豪情,带领团队植树育苗。
直到今天,庐山植物园已然成长为集科研、保护、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经过几代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建成17个专类园区,迁地保育植物9000余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600余种,是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在杜鹃花属植物、松柏纲植物、蕨类植物和水生植物的引种保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国内植物园中独树一帜的四大特色。
他的开拓脚步从未停歇。
1921年,与秉志共创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开中国高等生物教育之先河;次年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如今已衍生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与动物所两大“重镇”。1933年,胡先骕牵头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家的组织——中国植物学会,为学界搭建交流桥梁。
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世界。
每建立一个机构,他会尽力创办一个英文科学刊物,让中国声音传向国际;1947年12月,他将水杉种子分别寄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园等地。1948年,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于是,曾像大熊猫一样全球稀有的水杉,先后被引种到50多个国家、170多个地区。
如今,这株“活化石”已在异国扎根,成为中国与世界学术交流的象征。
哈佛的这场纪念活动,让这位集科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于一身的巨匠,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他翻译的“人文主义”滋养精神,他创办的机构孕育新知,他坚守的勇气激励后人。
于江西而言,这位从南昌走出的学者,少年时在田间观察西瓜生长的好奇心,最终化作推动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学者,当以学识为刃,以风骨为魂,既扎根乡土,又放眼世界。
百年风骨,照彻学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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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严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