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在昆明街头爆发、随即引发全国人民响应的“反内战、反独裁”爱国民主运动，史称“一二·一”运动。但鲜为人知的是，四位死难烈士中唯一的教师于再，毕业于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今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

这是另一种“沉默的荣耀”，为民族解放牺牲的先烈，不能被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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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斗士牺牲在昆明街头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等四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国民党当局大批军警包围会场，进行武力威胁、恫吓。次日，昆明30000余名学生联合罢课，以示抗议。反动当局变本加厉，12月1日上午11时，武装特务向各校师生发起冲击。西南联大学生李鲁连、云南省立昆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被炸殉难；已受伤的西南联大女学生潘琰，为救别人，遭暴徒猛击，壮烈牺牲。私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因阻止特务投弹，而英勇捐躯。一天内，特务暴徒先后杀死手无寸铁、要求和平民主的师生四人，重伤60余人，史称“一二·一”惨案。

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公愤，迅速演变成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即“一二·一”运动。大多数人认为遇难四人都是爱国民主人士，殊不知其中唯一的教师于再，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各种原因，直到牺牲40年后，于再的党员身份才得以恢复确认。

他和重庆有着怎样的缘分？通过复杂的史料查证，笔者发现：于再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还因革命工作需要，考入当时位于巴县歇马镇（今北碚区歇马街道）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该校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创办，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川东教育学院，1952年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所以，于再是重庆高校走出的英雄烈士之一。其短暂而闪光的一生中，有多年的重庆工作和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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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着家人出走，参加革命

于再(192l～1945年)，原名于镇华，浙江余杭人，出生于商人家庭。193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杭州沦陷前夕，于再卖掉自行车当路费，瞒着家人，前往重庆。因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他先后去旅行社当练习生、在轮船公司当售票员谋生。1938年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于再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6月，受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安排，他进入国民革命军55师325团2营工作，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武汉失守后，他随部队撤离，到达四川奉节（今重庆市奉节县），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与救护伤兵、抢救难童、宣传抗日等救亡活动。同年12月，于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他离开部队，到万县（今重庆万州区）纯阳观小学当教员，任该校中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

1940年夏，于再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同年10月，为隐蔽身份，他被调到北碚三才生煤矿作会计，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煤矿工人开展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在徐冰（时任南方局文化组组长）领导下，组织报童，快速分发有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还设法将报纸寄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同年9月，经组织安排，于再考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更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专修科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学院地下党员周文耕（原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教员）、周永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一道，积极开展进步活动。1943年7月，于再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进入国民政府国库署工作。这年冬天，他参加了远征军驻印运输队，转战缅甸、印度等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于再随远征军回到昆明。

于再回到昆明后，暂时没有工作，生活捉襟见肘，后经人介绍到昆明南菁中学任教。1945年12月1日，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殴打联大学生。于再和南菁中学进步师生，迅速赶去现场阻止暴行。见一特务正拉开手榴弹引线，要掷向学生，他奋不顾身，扑上前去抱住特务，保护了学生，自己却被炸成重伤，当晚抢救无效而牺牲。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举行集会，抗议反动当局暴行。在上海，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七人组成主祭团，举行追悼大会，上海70余所学校和各界团体两万余人参加。马叙伦致祭词，宋庆龄题写挽幛，称于再是“为民前驱”，柳亚子题词“死重泰山”。郭沫若、茅盾、许广平、陶行知、冯至、田间、李广田、艾芜等数十位文化名人写了悼念诗文。

于再牺牲的消息传回重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全体师生在礼堂隆重召开追悼大会，会场两边悬挂挽联——“罪恶滔天，特务凶残何时了；良心扫地，和平民主哪天来”，表达了同学们的强烈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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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书里“和过去说再见”

于再为什么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他的党籍是怎样被最终确认的？

2013年，上海市档案局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发表了于再的妹妹于庾梅口述、外甥顾宝羽整理的文章《反内战烈士于再的生前身后》，揭开了一系列谜团。

我曾专程到上海，采访了于再的外甥（于庾梅之子）、上海理工大学顾宝炎教授。顾教授提供了于再写给妹妹的几封家书。于再到重庆一段时间后，待生活稍稳定，才给妹妹写信说明离家原因。其中一封家书写道：“……非常挂念家人，非常地想。然而，我已经进入社会，明白了社会的恶劣和残酷，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我们是不会有彻底的欢乐。现在的社会，只会让我们的欢乐在一刹间变为凄凉。假使你不信，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高中毕业以后打算如何？大学毕业以后打算如何？留洋回来又打算如何？结婚吗？结婚后干什么？有了子女干什么……”

于庾梅无法回答哥哥的问题，只是不断地写信，劝他早日回家。但是，于再在给妹妹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要自私地脱离家庭和你们分别……只有到了我们理想的社会，进到了那个快乐自由幸福的社会，我一定要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来爱我的家庭，来热爱我的天伦之乐……我们现在不应消极，也不应悲观，我们应当起来变革。”

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这时的于再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于庾梅在回忆文章说，哥哥的来信时断时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才知道，他于1938年2月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又到了到武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哥哥的信里还谈到，他在重庆时，去了一个学院读了两年书，而且在校期间是出名的演说家。”很显然，这个学院就是当时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于再在这里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演讲时政和革命道理。

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于再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共产党人一样，一旦投身革命就意味着牺牲个人家庭甚至亲情。从17岁出走到25岁牺牲，于再一直没回过家。当得知妹妹已和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学长顾家干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时，于再马上来信表示祝贺：“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我有双胞胎小外甥的消息，更加使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看家中的一切……”从几封通信里，于庾梅感到哥哥真的变了，“这个大少爷真的要脱胎换骨，与过去告别了，他把自己于镇华的名字也改为于再，是要彻底与过去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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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家祭演变成万人公祭

于再牺牲后，亲人们悄然举行的家祭，又是如何演变成声势浩大的万人公祭的呢？

按照于家的习惯，亲人去世要到寺庙做佛事进行祭奠。那时家里祖母年迈，父亲又有病，于庾梅住在上海，就把这件悲伤事瞒着祖母和父亲。要办丧事，于庾梅还带着两个不满一岁的双胞胎，多亏丈夫的兄弟顾家熙、同乡好友袁鹰（之江大学学生党员，著名作家）等前来帮忙。袁鹰提前三天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讣告，引发了很多进步人士的关注，一场家祭演变成了万人公祭。

那天，于庾梅穿着孝衣立在灵位前，义愤填膺地控诉：“假如哥哥的牺牲能使内战停止，民主实现，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一家的光荣，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光荣！”

著名记者夏其言在第二天的上海《时事新报》这样报道：“烈士胞妹于庾梅含泪致词答谢，多人感至泣下。那种悲壮惨痛而又义愤填膺的场面，自鲁迅先生追悼会后十年来仅见。”

上海的“祭于”活动，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半个月后（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致函柳亚子：“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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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40年后确认共产党员身份

于再的共产党员身份，又是如何被确认的呢？

20世纪80年代初，为纪念“一二·一”运动四十周年，昆明市政府在四烈士牺牲的地方筹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并征集相关史料。于庾梅向纪念馆捐赠了烈士生平遗物和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宋庆龄、许广平、马叙伦等人题写的挽联和柳亚子《哀悼于再烈士》的讲稿等二十多件文物。纪念馆采访了于再生前的几位同学和战友。蔡去非（女，采访时任长春市财政局顾问，于再生前恋人）、江腾（曾任平顶山市外贸局副局长）告诉相关方面，于再生前是中共党员。

笔者考证，最先提供于再是共产党员线索的是周永林。当年和于再一起奔赴重庆的江腾也专程前往云南，要求落实烈士党籍。蔡去非则提供了详细的书面材料，证明于再参加革命与入党经过。对此，云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高度重视，并开展了深入调查。

经调查，四烈士中的于再和潘琰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潘琰还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当年，许多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一般不转党组织关系，所以两位烈士的党员身份一直没得到确认。

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回复给云南省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文件中指出：“于再同志……1944年冬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1945年回到昆明任中学教师，当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昆明。1945年12月1日壮烈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党籍应予承认。”

牺牲40年后，于再的党籍得到恢复确认，烈士的英灵得以告慰。他的英名将永载西南大学史册，他的英勇事迹值得后辈师生学习和缅怀！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