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出重要论述，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将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的新型模式，借助“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与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等独特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战略性引领、多方利益平衡与风险韧性强化的显著优势。该制度不仅是中国企业的一种成功实践，也为全球公司治理范式的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其核心价值在于贡献了一种超越股东价值最大化、强调政治保证、社会价值与可持续长期发展的新型治理哲学及可操作框架。

  一、全球公司治理困境与中国公司治理模式兴起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关乎企业的决策效率、风险控制与长期价值创造。20世纪末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股东至上”模式一度被奉为全球典范，其强调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管理层对股东回报的责任以及清晰的代理关系。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接连发生的企业丑闻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深刻暴露了该模式的内在缺陷，如对短期股价的过度追求常常以牺牲长期投资、员工福利、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等。与此同时，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注重员工、银行等内部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全球资本流动与股东激进主义的双重冲击下，其治理效率与创新活力也面临更多冲击与考验。全球公司治理体系正处在一个寻求新范式的关键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围绕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两个一以贯之”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这体现了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有机结合，既强调了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又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二是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这为国有企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

  三是强调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是一组权利，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这进一步明确了产权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四是提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这要求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权力，又要确保各主体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效制衡。

  近年来，国有企业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创新发展。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公司制改革全面完成，基本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全面推行，市场化用工机制深入推进，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有效引领了国有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其内在治理逻辑与实施路径更为应对全球公司治理的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价值，受到全球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

  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超越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有机系统，核心在于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在结构职能和运行机制上进行整合。

  一是确保企业战略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人民利益。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即符合条件的党委（党组）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经理层，而董事会、经理层中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进入党委（党组）。这一结构确保了党组织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使党的意志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程序转化为企业战略决策。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是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机制。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决策前，须先经过党委（党组）会议的前置研究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这并非取代董事会决策，而是通过政治把关和方向引领，有效防范决策风险，确保企业战略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弥补了单纯商业决策可能存在的战略性、伦理性缺失。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单维目标不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统筹平衡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既要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要服务国家战略，还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多重价值导向，使企业行为更具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对代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超越。传统代理理论主要解决的是所有者（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模式下，“党委（党组）前置研究”引入了一个具有超然地位的治理主体，其目标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者中的监督者”机制，极大地缓解了“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缺位下的代理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由来已久，却在西方实践中常因缺乏有力的实施主体而难以落地。中国模式依托党组织这一制度化与组织化的核心载体，将多方利益（员工、客户、社区、国家）的保障要求置于决策流程的前端，使其从外部压力或道德倡导，转化为具备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内部治理机制，从而完成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可见，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对西方主流公司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

  三、华润践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成效

  华润集团是一家业务涵盖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与运营、能源服务、金融、科技新兴等领域的多元化央企和驻港央企，其长期稳健的发展与卓越的业绩表现，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实践发展结合的生动案例。

  （一）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

  华润集团党委深入落实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始终坚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以“1246”发展战略引领企业发展。如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华润医药、华润三九等大健康业务子企业的战略布局与发展方向，均经由党委前置研究，确保其研发投入、产业并购与国民健康需求同频共振，避免了纯粹追逐医药高利润领域的短期行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华润置地、华润电力等地产、能源板块子企业的投资布局也体现了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的发展导向。

  华润集团党委通过前置研究程序，在重大投资决策过程中积极发挥把握方向与校正校准作用。党委不仅关注项目的财务回报，更会从政治、社会及国家安全等多重维度进行综合风险评估。例如，在面对高杠杆、高风险的海外并购机遇时，党委的政治评估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可能出现的过度扩张倾向，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华润集团党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塑造出“引领商业进步，共创美好生活”的企业文化。凭借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组织动员能力，党组织在并购重组和业务转型等关键阶段，成功整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团队，显著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和执行力，形成了西方公司治理模式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

  （二）有效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目标平衡

  华润是最早系统实践ESG（环境、社会、治理）理念的央企之一，这正是其多重价值平衡观的体现。ESG理念也贯穿在集团及子企业的改革发展工作中。环境方面，华润电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响应“双碳”目标；华润建材科技致力于节能减碳技术改造，推广协同处置城市废弃物的“水泥窑+”模式。社会方面，华润利用遍布全国的产业网络，深入开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项目，如“华润希望小镇”通过产业赋能彻底改善贫困地区面貌，超越了简单的慈善捐赠，实现了商业与社会价值的共赢。治理方面，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之中，形成了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协调运作的治理架构。

  实践表明，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增强战略定力、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及塑造负责任的品牌形象，赢得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和更可持续的盈利能力，成功将软实力转化为硬业绩。

  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全球价值贡献

  基于中国实践，尤其是华润等央国企的公司治理案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全球公司治理范式的演进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为抑制短期主义提出治理举措。全球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资本市场季度业绩压力带来的困扰。我国模式中的“党组织前置程序”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立足于长远和战略的决策缓冲机制。它帮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资本市场的短期干扰，将更多资源投入诸如研发、人才建设与社会责任等对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为全球探索以制度设计缓解“股东短期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为实现相关者利益构建操作框架。中国模式回应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如何实施”这一核心问题。党组织作为常设且具备实质权力的治理主体，为识别、协调与回应多方利益诉求提供了组织基础与制度通道。它推动企业超越单纯为股东牟利的角色，转型为一个兼容多元价值、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型企业”，对全球范围内应对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具有参考价值。

  （三）为应对系统性风险增强韧性。党组织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中的作用，尤其在风险防控中的“政治把关”，显著提升了企业在复杂环境与突发危机中的应对能力。在金融危机、疫情等“黑天鹅”事件中，这种强调大局观、使命感与社会责任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更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并采取着眼于整体经济稳定的措施，而非仅基于企业短期财务表现进行决策。这些治理实践对增强全球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四）为丰富企业使命与价值提供支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实践中重新阐释了企业存在的“目的”，明确提出伟大企业不仅应追求利润，更应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与民族复兴。这种“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思潮。中国通过成体系的制度实践，率先并系统性地践行该理念，为企业界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体性参考。

  五、启示与思考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种新兴模式，其在全球语境下的对话与推广仍面临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议题。一方面，该模式的成功根植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其具体组织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另一方面，其核心要义即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商业效率与多元价值的协调、短期绩效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具备普遍启示意义。

  当前，全球公司治理体系正处于反思与重构的关键阶段。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凭借其独特机制以及多重价值平衡的治理目标，已在中国企业的成功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生命力和有效性。对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企业，其卓有成效的治理实践本身就是传播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认同的重要软资源。通过清晰阐释其治理机制的优势与实际成效，展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如何为业务所在国创造经济、社会及环境的综合价值，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的新境界，也为世界各国企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仅为中国“如何管理好大型企业”提供了自己的答案，更对“21世纪需要怎样的公司治理”这一世界性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其全球价值并非旨在提供一套僵化的模板，而是以实际成效证明一种能够超越股东价值最大化、更具包容性、更富战略韧性，也更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为正处于困境中的全球公司治理变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体系以及东方治理智慧，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向更加多元、更成熟的方向演进。

  （作者系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