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2025年12月5日，将是杰出的安徽籍诗人朱湘逝世92周年纪念日。这位被文学史家柳无忌称为“完全的诗人”“诗人的诗人”的天才作家，以其独特的诗风和悲剧性的人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这位年少成名却英年早逝的诗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生前寂寞，死后亦是寂寞的。

　　朱湘祖籍安庆太湖，未见有与太湖直接相关的文字记录。可其人生的高潮和落幕，均与安庆紧密联系在一起。1929年朱湘结束美国的学业返回中国，接受邀请赴坐落于安庆的省立安徽大学任教。彼时的安徽大学在校长王星拱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四处网罗人才，以每月三百元的高薪聘请朱湘创办外国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那是朱湘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事业上领导赏识、同僚支持；生活上将久别的妻儿接来安庆团聚，过上优裕而甜美的生活。太湖的后裔即将在安庆的土地上大展拳脚，何尝不是一种游子归乡、报效桑梓。好景不长，学校内外复杂的工作环境对朱湘的事业百般掣肘，省立安大常陷“欠薪风波”，又使得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不堪欺凌的敏感内心促使诗人1932年夏辞职离开安庆。

　　告别安庆，诗人几经奔波、颠沛流离，文学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困窘，推动他以最决绝的方式与世长辞。1933年12月5日，年仅29岁的朱湘在乘坐吉和轮从上海前往南京的途中投江自尽。消息传来，亲友无不悲痛欲绝。二嫂薛琪瑛立即派人沿江搜寻，可滔滔江水终究带走了诗人。薛琪瑛只能在当时的上海永安公墓为诗人建立了一座衣冠冢，以寄托哀思，留给亲友和故乡一个永远的遗憾。

　　朱湘逝世后，文坛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叙述。朱湘的投江叙事因叙述主体和目的的差异呈现不同的面貌。相对客观可信的有吉和轮账房寄给家属的信件和上海当地报纸对投江事件的报道。信中记载：“本月四日有一客，买三等船票，从上海到南京，讵于次日（五）凌晨六时投江。急放救生船捞救，已无纵影。遗有皮箱一，夹袍一件。夹袍内藏有一信，方知死者名朱子沅，内有贵处地名，故特函来报。”这封短笺记录了一个诗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刺痛了无数文坛友人的心。

　　此后，上海《新闻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十二月五日夜，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有一位男子忽然投江自杀，吉和轮停船打捞多时，却找不到尸体，只是从死者留下的手提箱才知道他是诗人朱湘。”这一报道可以视为对吉和轮账房书信内容的概括与补充。

　　朱湘的好友在回忆这一悲剧时不免加入了主观的想象，趋向于塑造一种“诗人神话”。古希腊研究专家罗念生这样描述：“次日清晨，船快到南京时，他喝了半瓶酒，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六时许在大通附近跃进江流。别人以为他是失足落水，投下救生圈，他不用，挣扎几下就不见了，待停船下去打捞，已经渺无影踪。”相较于好友投江后不久叙述的克制，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十老”的赵景深晚年在撰写朱湘传略时，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也发生了变化：“5日晨6时，朱湘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取出酒来喝，他倚着船舷，读海涅的诗，船过李白投江的采石矶，他就纵身跳入长江，急放救生船捞救，已无踪影。”从罗念生到赵景深，从“大通”到“采石矶”，诗人的逝世过程被不断赋予诗意的色彩。但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将死亡诗意化的倾向，是否是对诗人真正的尊重？

　　北大教授朱英诞一针见血地评道：“朱湘的死听来仿佛有‘诗意’……其实死于水火中的人多了，那与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诗人神话”除了留下一个看似“诗意”的结尾外，并没有实际的历史价值，反而可能蒙蔽学者的双眼，使后人难以看清历史真相。我们如今纪念朱湘，怀念的是诗人本身，是他的诗歌，是他带给中国新诗的贡献，而不是那个被刻意诗化的死亡场景。

　　九十二年过去了，人们仍然传诵着朱湘的诗句，研究着他的文学成就。首届朱湘学术研讨会在太湖举行，当地的文化学者们持续挖掘着朱湘与故乡的文化联系，从多个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诗人的创作动因。欣闻今年7月，太湖县发起了朱湘百草林书屋建设项目，资金用于征集朱湘父子相关学术研究资料，对朱湘书屋进行策展和提升，筹备恢复朱湘研究会等。

　　安庆太湖，这个永远的诗意栖居地，将以她博大的胸怀，拥抱着这位游子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