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器以藏礼，文以载道。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何以“中国”，关键在“中”。“中”本意为旗帜号令，后指时空方位，最终引申为理念准则。“宅兹中国”，不仅是空间意义上“四方之中国”，更是文明意义上“共同体之中国”，蕴含着疆域一统、治理一统、德礼体系等丰富内涵。

以“择中建极”定疆域一统

  周人本是生活在“西土”的“蕞尔小邦”，经过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和武王数代人的接续奋斗，自西徂东，克大邑商而建新王朝。武王翦商后仍彻夜难眠，时时放心不下、忧虑新都未定，难以有效统御东方广袤区域。于是率众登高考察，遍览山川形胜，擘画提出了“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即在“中国”营建新邑、治理生民，体现了融合政治空间、经济空间、精神空间三重空间的卓越智慧。

  “择中立国”以承正统。“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洛阳盆地曾是夏王朝的疆土，故洛邑一带也被尊为“中国”“土中”。周人进入“有夏之居”，周公落实武王战略，通过圭表测影确立洛邑为天下之中，建成新的政治中心，意即昭示“周承夏统”，并使之“居九鼎”以威服四方。足见“择中建极”理念，既是王朝更替“慎始初、改正朔”的重要时空表征，也是获取执宰天下政治合法性的关键要件。

  “入贡道均”以控枢纽。营建洛邑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即位于诸侯纳贡距离大致相等的“四方辐辏”之地，可通过建设具有辐射集聚力的经济中心，强化国家控制和调配资源要素的能力。而以东都洛邑（成周）和西土丰镐（宗周）并立，构成东西地理空间轴线的两大枢纽，短长相覆，邦畿千里，整合了渭河平原和伊洛谷地等重要政治军事地理单元，并由沿黄河干支流的交通线即“贡道”，串联起承担不同政治社会功能的早期城市网络，形成“王畿—采邑—封国—四方”的多圈层国土空间格局，成为巩固疆域一统的重要布局。

  “天保天室”以受成命。何尊铭文称颂文王“受兹天命”，又载武王告祭于天，祈愿“宅兹中国”。而“定天保、依天室”是营建洛邑的两大方针，关乎天命转移和族群凝聚：“天保”即顺应天命的新都，使“居中国”与“受天命”互为表里；“天室”则为明堂和宗庙大室，是举行大型祭祀仪式、凝聚四方之民的神圣空间。新邑号曰“成周”，取“周道始成”之意，不仅是西周开国大业的完成，更是开启中华一统的重要奠基时刻。

以“自时中乂”成治理一统

  周公作《洛诰》称“自时中乂，万邦咸休”，告诫成王唯有以中正之道治理天下，才能长治久安。面对如何有效治理东方“广土巨族”的政治挑战，周初执政者从早期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两方面发力：在经济上“重农耕以固国本”，推动土地制度和生产方式改革增强国家实力，夯实一统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重宗法以定国体”，创造性地融地缘与血缘、合分封与宗法，构建“家国一体”治理体系，促使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域一统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治理一统转进。

  “唯农是务”固国本，提升早期国家治理能力。一是行“郊祀”不忘族兴于农。周人以农耕为本，甲骨文和金文的“周”字，形即方田。洛邑竣工后，周公主持了隆重的“郊祀”，将周人始祖后稷配天祭祀。稷播百谷、教民稼穑，率部众成长为擅长农耕、农战合一的族群。故周公还政成王，特作《无逸》劝勉“先知稼穑之艰难”，不忘本族来路。二是创“籍礼”塑造重农基因。古代帝王亲耕仪式，源于周公所制的“籍田之法”，教民“尊地产”、促农耕，“恪恭于农，不懈于时”；而“籍田”的收获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祖先，余下则为储备粮以救荒济民，终将“民之大事在农”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基因。三是均“井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周代王畿和封国大都设在河流灌溉的肥沃之地，井田制的形成与农业水利设施建设需求密切相关。“疆理天下”则需“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进而推行“井田畴均则民不惑”的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加上周人已采取“三田”轮作制，使用耒耜等新生产工具，激发出农耕时代高效的生产力，形成了稳定的农业政体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从此，周人的农耕文明之光也沿着黄河流域播撒于华夏大地。

  “家国同构”定国体，创新早期国家治理体系。周初以调整几大关系为切入口，实现治理目标、路径、价值全面变革。一是以分封调整“央地关系”。周公汲取“三监之叛”教训，通过对姬姓子弟、功臣、姻族、古圣王之后、殷遗民及重要方国等不同类型“授土封疆”，迅速将分封制度化规模化，促使夏商时代相对松散的部落“邦联”，转向权力义务更加紧密的集权结构。二是以宗法巩固“差序关系”。周室宗亲子弟分封是拱卫王室最重要的力量，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姬姓诸侯均分封于条件优越、控制资源的战略要地，即通过“选建明德、以蕃屏周”，以实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的目标。正如何尊铭文所称“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揭示了周王兼具国家“君统”之尊与族群“宗统”之长的双重身份，构建起“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家国同构治理体系。三是以徙封融合“族群关系”。作为动态政治过程，西周封国在始封之后受命迁徙，既是“授土”的空间重构，也是“授民”的人口重组，客观上促进了派遣到封国的职官、分散迁徙的殷遗民、封地原住民三类群体的交融。考古发掘表明，西周诸侯国多呈现出不同文化因素杂糅的面貌。同时又注重治理的灵活性，“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既尊重当地政俗，又用周法治理，促进“多元一体”的族群融合。

以“立中制节”铸德礼体系

  史载周公“建侯卫、营成周”之后，开始着手实施“制礼作乐”的浩大文化工程。通过重塑意识形态、涤荡文化思想内核、构建“德礼”文化体系，开启了文明型国家的新道路，凝聚起赓续文脉最深沉的文化力量。

  文化理念重塑，“敬天保民”通天人之中。周初执政者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殷鉴不远”深刻反思，领悟到“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念，认为只有“以德配天”才能获得政统合法性。而“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道体恤万民，天的意志也会因民心向背而变化，民意是最大的天命。因此，“保民”才是上天赋予执政者最重要的责任使命，“格知天命”必须知民疾苦、养民安康、利民生息。周代政治文化融天道、王道、人道于一体，从“率民事神”的神权统治向“敬天保民”的民本政治转变，迈出了中华文明人文理性觉醒的关键一步。

  文化体系再造，“以礼成德”合内外之中。周公制礼作乐通过“损益”殷礼，首先将“德”内化为“礼”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创设“德内礼外”的文化体系，施行尊礼尚施、明德慎罚的“德政”，以实现“则（礼）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理想秩序（《左传·文公十八年》）。其次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为根据（《礼记·礼运》），不仅取法天地自然，更融入人性情感基础，以“五礼”教民以中，立于时、合于度、节于文，系统形成“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文化共同体伦理行为新准则。最后以“亲亲、尊尊、贤贤”为原则，构建宗教祭祀、分封册命、宾客贽见、军事检阅、田猎乡射及婚丧乡饮等政治社会活动全覆盖的“德礼体系”，促进宗法结构制度化仪式化，以期实现“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功能。

  文化主体奠基，“中和位育”融古今之中。周人在“监于二代”的批判和借鉴中，以“造新邦、作新民”扬弃了夏商两代文化；在“夷夏东西”的融合与斗争中，以“兴灭国、继绝世”协和四方，“和诸戎狄以正诸华”，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特别是周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制礼作乐”为天下立法、为万世立教，凝聚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基因，铸就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共同体意识，更内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脉。其具有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源于“天下为公”的文明理想、“尊礼重德”的文明价值、“和而不同”的文明旨趣，足见礼乐文明“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的生命力不在于具体的礼仪制度，而在于对人类理想文明形态的不懈追求。

（作者：孙庆伟，系西北大学校长、文化遗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