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我家三代出了五位教师——父亲、大哥、我以及我的两个女儿。我们都叫“徐老师”。

　　大队原来的老师调回城里，一群农村娃没有老师上课，支部书记十分发愁。三十多岁的父亲只有小学文化，却是当地少有的“文化人”，彼时担任大队会计。书记找到父亲，半是嘱托半是恳求，让他接手学校的教学工作，会计工作转交他人。

　　父亲并非科班出身，教书对他而言困难重重。一个星期天，他一早赶到公社小学去找校长。校长得知班里没有教材和作业本，便把一大堆毛边纸送给父亲，把自己用旧的教材送给了他。

　　父亲走上讲台。他将毛边纸裁剪、装订成作业本发给孩子，用最朴素的办法教学：在黑板上写下教学内容，让学生照抄。难题解决了，村民们十分认可，几个打算退学的孩子重回教室。 父亲后来跟我说，那时办学条件极差：土坯教室遇雨漏水，课桌打湿了，学生只能站着听课；所谓黑板，只是土墙上刷了黑漆；窗户是简易木条，寒冬时节冷风直往里灌。

　　身为民办教师，父亲薪资不高，责任心却不输公办教师。农活儿耽误了上课，他一定找时间补上。白天下地劳作，夜里点着煤油灯备课，经常批改作业到深夜。全公社15个民办教学点，他班上的成绩排名一直靠前。他常说：“庄稼不好误一季，学生不好误一生。”不少放牛娃因为父亲放下牛绳，走进了课堂。

　　后来村里分配来公办教师，父亲又做了大队的会计。可乡亲们不再叫他“徐会计”，依旧亲切地喊他“徐老师”。这一声称呼，比会计的职务，在乡亲心里分量更重。

　　大哥和我相继中学毕业。父亲让我们都报考师范学校，是想弥补自己没能读师范学校的遗憾。大哥早我6年毕业，主动申请前往川西地区中学任教。我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乡村小学。川西地区和乡下的条件比不上城市，父亲常常叮嘱我们踏实教书，不要辜负国家的培养。农闲时，他带着土特产，辗转路途来看我们。那时校园已经大变样，水泥讲台、玻璃窗、正规黑板，书本齐全，录音机、幻灯投影走进课堂，乡村教育一步步走向规范化。

　　“一个也不能少！”九年义务教育全面铺开。我和大哥曾徒步下乡劝返辍学的学生，摸清孩子的难处，拿出微薄薪资帮扶家境困难的学生。寒暑假，我们到进修学校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后来大哥转行到宣传部，常给通讯员讲授新闻写作，熟人依旧叫他“徐老师”。而我，至今还站在三尺讲台，我这个徐老师，一直会干到退休那天。我们会把父亲传下来的那份为师的本分牢记于心。

　　两个女儿大学期间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我的鼓励下，姐妹俩也先后选择从教。我们分工协作：我搜集招考信息，她们全力备考。白天上班，夜里自学，爱好全部暂时放下。历经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公示，姐妹二人成功考取了教师编制。

　　当年我去乡村小学报到，没有公路，父亲扛着行李送我，帮我打扫寝室。如今轮到我送女儿入职。高铁直达，大件行李提前寄到学校，一路轻松便捷。走进大女儿的校园，智慧黑板、多媒体设备、线上教学资源一应俱全。她被安排教一年级语文，报到之后马上参加新课标培训。学校占地近150亩，学生将近5000人，办学条件和我当年教书的乡村小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大女儿很快就适应了岗位，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喜爱和认可。

　　三代从教，岁月流转。“徐老师”，成了我们家特别的名片。几十年光阴过去，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我们三代人对教书育人这份职业的敬重。老家大门上一直贴着这样一副对联：代代躬耕三尺地，绵绵不负育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