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词学大家谭献在《复堂词录·自叙》中写道：“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个道理，并非他的独创。此前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中也写过类似的表述：“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丁绍仪的论断稍有犹豫，而谭献直接用“未必然”“何必不然”的追问，将理论张力拉满，还用一个“甚且”把文学阐释的自主性推到新高度——对作品而言，作者意图虽然不一定如此，但读者何尝不能按自己的心志来理解？

谭献先用16字描述阅读的详细过程，然后得出一个颇为大胆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读者的权力张目。只看文字，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读者理论或文学接受理论异曲同工。但细究起来，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殊途同归。如果说，现代读者理论是把艺术视为创作和阐释相结合的文化活动，力图描述标准读者阐释行为的共同规律和其在文艺活动中的功能，那么谭献的命题是为了“争夺”经典的阐释权而发声。这需要放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谭献的这番论断是他为词体文学地位辩护的重要支点。词至北宋达到艺术的巅峰，至清已经是完全成熟。但在文体地位上看，词不如诗。谭献的辩护，却不完全以词的艺术价值为出发点。

《复堂词录·自叙》中，谭献明确提出要使“向之未有得于诗者”，能够“有得于词”，即通过更加充分地阐发词中意旨，以弘扬词体之功。学者多有考证，谭献受章学诚思想影响甚深。承其“六经皆史”之说，进一步发挥出“诗者，古之所以为史”的论断，史与诗同为文化之原典。而如果词能够阐发出“未有得于诗”的意义，那么词就具有与诗同样的功能，词与诗可互补，可以认定词是“变雅”，是承袭《诗经》传统的“直系血脉”，同样承袭《诗经》比兴寄托的诗教作用，具有与诗同样的文体地位。

但这个论证中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词较之于诗，更缠绵抒情，意旨更幽隐，创作也似乎更“私人化”，在比兴讽喻功能的发掘上，确实不如诗之阐释来得容易。所以，谭献主张“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正是为了争取对词作文本的阐释权。只有阐释出“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词体才能跻身经典之列。

从这个思路看，谭献用这个命题为张惠言辩护也就很好理解了。作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的张惠言，提出词中亦有“比兴寄托”，可以说是谭献词学理论的直接来源。张惠言曾引用鲖阳居士从苏轼的《卜算子》中解读出的政治寓意，“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今天看，确有过度阐释之弊，而谭献用“读者何必不然”理论进行辩护。扼要而言，谭献的思路仍然依循“从变从义”的经学阐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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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始终是文化活动中感受、认知与实践的主体。谭献所主张的读者“何必不然”，正是对这种主体性的肯定。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当下文化实践的一个思考锚点。

（作者：冯大建，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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