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我在我们出版团队的公众号主持一个叫“接力写作计划”的栏目。早先是个人或团队的“日接力”和“周接力”，今年是个人的“月接力”：选择某个月就某个主题写系列文章。4月的作者是浙江嵊州的吕群芳老师，她是小学语文教师，也是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阅读推广人。

前有“国际儿童图书日”（2日），后有“世界读书日”（23日），所以4月比往常更具“阅读感”。于吕老师而言，4月写“阅读”，几近身体本能。她的接力写作，正起笔于自己的童年阅读经历：“一个不会玩的笨小孩，她幸好有书。”

套用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我在吕老师这组文章的“引言”中写道：“四月，阅读足够用来破晓/四月，阅读足够用来收集新绿/四月，阅读足够用来分享年度炊烟……”意犹未尽之际，又一句冒出：“四月，阅读足够用来建设自己的反义词。”

我自然是借了修辞之便。不过，“反义词”之说确实比较精确地传达了我的阅读观：阅读会带给人以正向的导引、激励，侧向的提醒、延拓；同时，人在阅读中还需要为自己筑塑一个审判者，或可说，阅读即自我起义，阅读就是与自己的苏格拉底相遇，一次次接受他的质疑、诘问——这种逆向的砍伐，会给予人思想之秤和更强大、更坚韧的精神张力，至少，它会让你懂得多一个角度、多一个“脑子”，看世界，看风云，看自己。

我是有教训的。这教训来自王鼎钧先生（1925— ）的“回忆录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书中说，1942年至1945年期间，王鼎钧先生就读于曾经做过小学教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李仙洲将军创办的，专门收容山东流亡青年的私立成城中学，“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的爱他的国家”；他还提到，有一个同学，“练过功夫，打过游击，书包里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甚至，这位同学“有一些特别的资讯”，说的是二战战场上德国士兵如何视死如归，英美士兵怎样贪生怕死。

很惭愧，真的孤陋寡闻。如果不是读到王鼎钧先生的这个“回忆”，我断然不会想到，纳粹宣传曾经如此深度地渗透到远东之中国；更断然不会想到，日本军国主义战火焚烧下的那一代人，曾经“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后来读到一本书，《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约翰·B.亨奇著，蓝胤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书中提到，纳粹宣传机器致力于“传播纳粹的种族理论和德国人的战无不胜”，“纳粹宣传部长一直大量利用根植于好莱坞流行电影的各种模式化形象”，如“流氓和交际花”，宣传“美国人的资本主义贪婪和知识缺陷”，“贬低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民”，“各种模式化的概念在被占领的欧洲大肆蔓延”，而且，“由于与德国的长期贸易纽带关系，加上德国裔移民，拉美地区似乎特别容易接受纳粹宣传的传播”。如此等等，给了我一份让我心情足够复杂的印证。

作为老牌出版强国，在很多图书板块，德国一直是世界的领导者。二战期间，随着侵占区的不断增加，纳粹德国得以获取更多的生产（包括出版）原材料和半成品，也将这些地区作为新兴的图书市场和宣传阵地，在历史、文学、艺术、传媒等领域灌输纳粹思想、概念。《作为武器的图书》特别引述了《纽约时报》记者麦考密克的观点说，“现代生活的问题（即“信息过剩”——引者注）如此地阻碍了才智并削弱了意志”，导致精神的麻痹，“以至于数百万人干脆放弃使用自己的头脑”，在“迷惑和不解中”，“他们将思考的权利让给了另外某个人，并让其代为自己行动”，而希特勒正是“主要的、可怕的‘另外某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纳粹的价值观会迅速成为“欧洲思想”的一部分。

犹太裔美国当代思想家乔治·斯坦纳（1929—2020）对于自己5岁时在巴黎街头的遭遇一直记忆犹新：1934年的一天，在一个犹太人聚居的街区，人们一波高于一波地喊着“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布鲁姆即莱昂·布鲁姆，法国第一位犹太人总理。

在斯坦纳的经验里，他的父亲“从身体到灵魂完全相信，犹太人应该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出逃”。1924年，他的父母自维也纳搬至巴黎，1940年，战火即将烧到法国的时候，又举家迁往纽约。其时，美国正为着可能无法避免的战事做着准备：征兵，新兵训练，兴建新的军营，征集铝、橡胶等紧缺军用物资，扩大军工产能，等等。与此同时，在图书馆协会、劳军组织、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一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为军人捐赠图书的活动，在各地的交通系统、图书馆、便利店、公园、学校迅速展开。想必，作为纽约一所法国学校的新生，斯坦纳也参与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胜利图书”的运动，捐献了几册心爱的图书。

为前线军人提供图书服务是很多国家的传统，“邪恶轴心国”也不例外，而且还特别“专精”。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接受伊朗学者拉明·贾汉贝格鲁的系列访谈中，斯坦纳谈及，纳粹德国“在德国士兵的背包里加入的必读书目里有荷尔德林、尼采，还有海德格尔做了过分民族主义的评论”。斯坦纳谈话的重心在于，他称之为“哲学巨人”和“邪恶的巨人”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读“是错的”，“是对诗歌词汇和句法施加的暴力”，亦即，“为荷尔德林强行注入了一种民族神秘主义的气质”（参见《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乔治·斯坦纳、拉明·贾汉贝格鲁著，顾晓燕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1月），因此，对于“德国士兵的背包里”的“必读书目”，没有展开说——否则，这位“阅读之师”一定会带出一套别出机杼的“军供版图书”学。他当然知道，这些“德国士兵”当中的一些人，曾经参与过那一场“著名”的“篝火晚会”：1933年，亦即希特勒开始掌权的那一年，5月10日，德国柏林的倍倍尔广场中心垒起了一个“特殊的建筑”——一座巨大的柴垛，很快，柴垛被点燃，成千上万身着校服的大学生，列队传递着，把一册册“非德意志”图书与文献扔进火堆……

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对日、对德宣战。次年2月，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应运而生。此前，“胜利图书运动”所募集的大多为精装版图书，实在不方便军人行军、作战、休整时的携带和阅读。“战时图书委员会”有不少兼具图书馆学背景和从军经历的成员，他们从专业和实践的角度，努力克服当时纸张、排版、设计、印刷、物流诸方面的局限，从选题、装帧、开本、版式、字体字号、行长行距等细节入手，开发、研制了世界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图书品类：军供版。

《作为武器的图书》的描述如此激荡人心：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仅仅几周之后，一批令人惊讶的货物——成千上万箱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药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运往法国各地乃至整个欧洲。另一本类似主题的图书《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莫里·古皮提尔·曼宁著，犹家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的叙写同样扣人心弦：“美国士兵衣兜里揣着图书，向诺曼底海岸发起猛攻，朝莱茵河挺进，解放了欧洲；他们从太平洋的一个死亡之岛跳到另一个死亡之岛，从澳大利亚的海岸进攻到日本的后方……”更多的时候，军供版图书陪伴着在战壕里潜伏、在医院里疗伤、在舰艇上等待作战命令的将士，排遣寂寞，宣泄烦恼，克服恐惧，坚定战争胜利和与家人团聚的信念。

罗斯玛丽·泰勒的《快乐无疆》是最受欢迎的军供版图书，书中有“一长串滑稽的人物”，有“令人垂涎欲滴的晚餐”。一位远在中国的士兵给泰勒写信，说他读这本书就像请假回了一趟家一样，“回到那间奇迹般的房子里”，他记得妈妈“做饭不用任何量具、调料，也不用计时”。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也是一本让无数人念兹在兹的军供版。很多士兵认为书中的故事正是他们的童年生活，有的甚至把它比作“家书”。这些在世界各地作战的特殊读者，把史密斯视为精神寄托，常常给她写信，以至与她成为“笔友”。史密斯说过，她每天大约要收到四封“英雄来信”，而她几乎每信必回，有时还应求随信附上自己的签名照。一位收到照片的士兵举着“史密斯”，在同伴面前吹嘘：“瞧，我的前妻！”而且还在信中跟史密斯说，他会继续“吹牛”。一位美国的军队医务人员说：“自从马恩河战役以来，军供版图书是军用技术中除青霉素外最大的进步。”

我采访过“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永新教授：“二战期间的中国战场，是否有类似的为军人服务的图书项目？”朱老师告诉我，二炮政治部原副主任张西南少将撰写的文章《中美两军二战前后阅读情况比较研究》介绍过，当时，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等图书“被送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对引导青年投身革命、坚定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成立了“新华书店”，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切实做到战斗打到哪里，就把图书送到哪里，力求覆盖所有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引进版和本土版的“红色经典”，作为战术范例或军人素养教科书，参与到中国抗战当中：里多夫的《丹娘》和《苏联红军英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别克的《恐惧与无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

前年4月，在浙江绍兴的一个阅读活动上，我分享了“二战·中国·图书”的话题，一些朋友觉得“出奇”。确实，如若不是有对朱老师的这个采访，我可能也不会想到把这三个语词统合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我的知识盲点。我说，因为这次采访，我得以给自己的知识版图“补缺补漏”，对军供版图书的理解多了一个“家国”维度。吕群芳老师也在现场，她给了我会心一笑：想必她是读过我整理后发表在刊物上的这个采访。

让人特别感慨的是，战争尚未取得全线胜利，美国“战时图书委员会”就未雨绸缪，把工作延伸到战后重建当中。比如，精心策划各种选题，出版可以帮助1000多万退伍军人就业、创业、上学、回归日常生活的图书；还有就是，实施“海外版图书计划”，通过相关国际组织解决翻译、版权等问题，输出战后“军供版”，“抚慰了患上阅读饥渴症的欧洲”，甚至专门为德国战俘出版了德语读本。美国《军供版图书总目》显示，至1947年6月，共出版1322种图书，其中来自中文世界的有两种：《孙子兵法》和老舍的《骆驼祥子》，最后一本是恩尼·派尔的《祖国》——它表达了对一位在太平洋战场上牺牲的战地记者的崇高敬意。

这位被视为国家英雄的记者，他坚守在自己的责任中，随顺使命的指引。借用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1924—2000）的诗篇《最后的词语是船长》来说就是，他的使命之船因为战火而随时可能倾覆，但他是船长，是被注定的船的最关键构件，人船一体，船在人在，船翻人亡。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那位船长——当然，还有那支“演奏至死”的乐队——同样可以诠释何为“最后的词语是船长”。

20世纪上半叶，很多作家、诗人以平民军人的身份奔赴战场。除了政府配给的军事装备，他们也带上自己的著作和正在阅读的书——谁也不知道，战事会持续多久，战火会烧到什么地方。阿米亥生于德国，1936年随父母移居祖先故土耶路撒冷，1942年加入英军“巴勒斯坦旅”赴埃及参战，他的行军包里有艾略特和奥登的诗集。其时他刚刚中学毕业，“带着第一次恋情”，还没有自己的“著作”。不知阿米亥有没有想到，多年后的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他的下一代人，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大学生，他们的出征行囊中，除了枪支、衣物、《圣经》，还有他的诗集。

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士兵会带上阿米亥的诗集？它并非政府配给品，也没有鼓吹民族主义，甚至不像美国军供版那样，可以提供战时情感调节和战争创伤后的心理抚慰。这正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除了因为阿米亥在以色列被视为“国宝级诗人”，更因为他的诗句深深扎着一条以色列“树根”——“喷涌的血不是树根/却是我们拥有的最接近树根的/东西。”（《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见《在应许与遗忘之间：阿米亥诗精选》，耶胡达·阿米亥著，刘国鹏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寻根，在华沙公墓。/这是些寻寻觅觅的树根。它们冲出/地面，掀翻墓碑，/紧紧缠绕着破碎的残片，寻找/名字和日期，寻找/曾经存在和不复存在的一切。/树根正在寻找它们被夷为平地的树身。”（《而谁将纪念纪念者？》，同上）仿若语词之锚，阿米亥的“树根”，可以助人扎根。当然，人在哪儿扎根，诗无法替他选择。

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者之一的以色列时任总理伊扎克·拉宾，朗诵了阿米亥的诗作《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也许他会看顾真正的恋人/满怀慈悲地庇护他们/像一棵树，自上方荫庇/那位躺在公共长椅上的老人。/……”我想，拉宾选择读这首温情而又纠结的诗，是因为深知中东和平进程必然长路漫漫。拉宾和阿米亥是同期士兵，不过交集不多，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不愿意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今天的加沙。

“我讨厌8月”，“我越来越厌恶香水”，这是生于1992年的巴勒斯坦诗人莫萨布·阿布·托哈的诗句。诗人也说“喜欢”，“我喜欢雨和海”，可是，“它们是我来到这个可怕的世界之前听到的最后两种事物”。他还写，祖父的钥匙还在，“思念着老旧的木门”，只是房子早就没了；“她的照片盯着黑板，而她的座位上空无一人”。

这些诗句出自一册名为“玫瑰朝上”的诗集（《玫瑰朝上》，莫萨布·阿布·托哈著，李琬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5月）。必须说，它是我这些年读到的最血淋淋、最具现场感和身体感的诗篇。“炸弹袭击了这座房子。所有人都死了：/孩子，父母，玩具，电视上的演员，/小说里的人物，诗集里的各种人格，/‘我’‘他’还有‘她’。没有任何代词幸存。”（《弹片寻找笑声》，见《玫瑰朝上》）我常常想起德国思想伟人歌德的提醒：舞文弄墨者，总是充斥着“对无关紧要的事物一波又一波的热情”；诗，要让新生事物在其中萌芽。从托哈——这位英语教师、图书管理员、《纽约客》撰稿人的诗行里，我得到了颇为沉重的启示。

《玫瑰朝上》，它生于战火，它是战火本身。诗集所附的访谈中，托哈讲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细节：以色列人用美国制造的导弹轰炸了加沙伊斯兰大学，教授们的书散落一地，“我看到的第一本就是《诺顿美国文学选读》”。尽管如此，尽管他还发出了如此令人窒息的慨叹：“我从未真正‘使用’过我的童年”，他依然像热爱自己的母语阿拉伯语文学一样，热爱着英语文学、美国文学。诗集中的同名诗作，短短四行，但完整地昭示了何为“玫瑰朝上”：“别吃惊，当你看见/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废墟中/昂首挺立：/那就是我们活下来的方式。”

托哈的“玫瑰”，也在他的学妹、学弟们的生命枝头纷纷绽放。战火之下，加沙的民生体系、行政系统、学术基础设施都遭受致命毁坏。两位长期关注族裔、移民、殖民、教育等公共议题的英国大学教师，扎希德·普兰乔尔和雅各布·诺里斯，于2024年4月启动了一个援助加沙的大学和大学生的项目。他们发现，很多加沙的大学生一直坚持写作：在饥饿的午后，在无人机的嗡鸣声中，在冒着青烟的断壁之间，在不知是否能够见到第二天日出的深夜；诗歌、散文、日记、箴言，各种祖先留下来的文体；为抵抗而写，为见证而记，为自我抚慰而把文字铺满各种纸片。很快，两位异国学者决定，把这些出自年轻的生命，诞生于废墟与深渊、坚韧与希望的文字付诸出版。这就是我新近读到的一本书：《我们仍在这里：来自加沙大学生的坚韧、悲恸与希望之声》（扎希德·普兰乔尔、雅各布·诺里斯编，黄小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5月）。

译者黄小媚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小孩刚刚一岁多。她在“译后记”中说，她常常因为某个译文片段而做噩梦：身体健康的母亲突然去世；躺在婴儿车里的孩子脸上无缘无故受了重伤……当文字带着具体的场景——所谓“及物写作”之一种——它会深深浸入人的感官和被风荡起的那种源于身体的情感：我称之为“童念”。

从一个人的书，到一群人的书，战火中的图书绵绵不绝，藏伏着大地一阵又一阵的隐痛。或许，人类就是这么代代相承的：同饮一海水，共读一本书。当我谈及这些战火中的图书，我已经被战火所缠绕：它们，每一册都是彼世间对此世间的谛听与凝视。

定稿于2026年6月18日

原标题：《战火中的图书 | 林茶居》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吴东昆

来源：作者：林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