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吴根友，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8月8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八期）”在贵阳孔学堂开讲。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立足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的历史渊源及“致良知”学说，创新性提出“走心”之知这一概念，系统梳理了王阳明年少立读书做圣贤之志、“格竹”求索、龙场悟道的完整心路历程，深入阐发了“走心”之知这一信念之知、动力之知的精神力量。同时，讲座深入剖析了人与AI的本质区别，阐释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与“走心”之知在AI时代的重要意义与独特价值。本报特将讲座内容进行摘录发表，以飨读者。

当今社会，AI技术深度渗透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于今人是否仍具备现实价值？接下来我便结合切身感悟和以漫谈的形式，与大家展开交流，把“致良知”和深入大众日常生活的AI结合起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致良知”与“走心”之知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知行合一”的主要内容就是“致良知”学说。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龙场悟道是“致良知”学说得以形成的关键节点。王阳明讲学所阐释的“致良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彼时世人大多难以领会。再加上朱子学是当时广为盛行的主流学说，身处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王阳明宣扬“致良知”学说，面临着极大的阻碍。王阳明曾感叹，“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体系之中，主张知行本为一体。人心中通晓行事的准则，便应当付诸实践。就拿“知孝悌”这类伦理之知来说，明白了孝顺双亲、友爱手足的道理，日常生活之中便要恪守这份本心，侍奉父母、善待兄弟。由此可见，“致良知”是发自内心深处、遵从本心的道德自觉。我们身处AI时代，能够很快地获得关于某一物、某一事的知识，但并不“走心”。所谓不“走心”，即这些知识并不能成为我们人生做事的一种深层的信念，即不能成为像王阳明所说的“良知”那样，让我们有内在动力去做尽孝、悌、忠、信一类的事情。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固然是“走心”之知的一种形式。其实，“走心”之知并非都与道德领域里的知行问题相关，当朱子读书时，读到《孟子》中“圣人与我同类”的一句话时，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这是一种“走心”之知。戴震通过自学，理解了“五经”的最高真理是道，要理解经中之道必须通过文字、语言，而经文中的语句是由每个字积累起来的，因此，他悟出了“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道理，这也是“走心”之知的一种形式。

当我们对某一种知识和理论达到“走心”状态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内在的动力，让我们愿意不计成本、克服困难、克服惰性去做某件事，这就是一种“走心”之知。“走心”之知区别于浅层、被动的碎片化认知，是经过理性沉淀、饱含情感认同、具备持久行动力的信念之知或曰是动力之知。这种认知，能够确立人生价值、锚定人生方向，让人主动向善、向上而求真。

“走心”之知与“致良知”学说的形成

“致良知”学说并非依靠某次顿悟便骤然诞生，其根源可以追溯至王阳明年少阶段的本心觉醒。据《王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五岁才能说话，但又早慧，十一岁便能吟诗。王阳明的早慧，不仅体现在文学能力方面，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于“人生第一等事”的开悟。据《王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十二岁时在京师入塾学，曾追问塾师道：“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读书登第耳。”阳明则不以为然，说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在王阳明看来，读书学做圣贤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份志向，也令他在人生最初的价值抉择上，便和当世大多数学子分道而行。我把关于“何为第一等事”的追问，称之为王阳明“走心”之知的觉醒。王阳明12岁就有了“走心”之知，这与他后来在百死千难中形成的“致良知”学说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走心”之知是一种信念之知、动力之知，它会像发动机一样让你的人生朝着某一个目标去不断地追求和奋斗。同时“走心”之知具有选择性，让你排除很多诱惑，选择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是“走心”之知的理论升华，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少年王阳明立志要学做圣贤，把朱子的“格物致知”思想拿去做实验，亲身“格竹”七日七夜，最终失败。后来，王阳明两次会试都落第了。落第后的王阳明还是坚持早年的“走心”之知，劝慰朋友“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格竹”失败，没有摧毁王阳明的信念，两次科举失败，也没有摧毁王阳明信念，反而坚定了他要学做圣贤的人生信念。王阳明来到贵州龙场的时候，生活的困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语言不通、物资匮乏，生存环境极度恶劣，随行家人皆困顿抑郁，而王阳明却以圣贤自勉，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少年的“走心”之知，在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此时读《周易》，又默记《五经》。同时，又亲自劳作，闲暇时写诗，作曲，劝慰陪同之人。唯有通览王阳明完整的人生轨迹，方能看清其循序渐进的精神成长过程。龙场悟道绝非一时灵光乍现，身处相同的绝境，并非人人都能够实现思想的顿悟。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有着漫长的人生积淀，绝非偶然间的精神顿悟，而是经过一次次信念的淬炼加固，方才促使他在贵州龙场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悟道。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形成“致良知”这样与当时作为官方和主流的朱子学说不一样的理论，需要巨大的勇气。而勇气并非一朝而生，源自长年的学识沉淀与世事磨难，扎根于年少时的“走心”之知，纵使沦落至环境严酷的龙场依旧不曾动摇本心，正是依托这份长久坚守的志向，才凝练出区别于朱子学说的修身理论——“致良知”学说。由此可见，“致良知”学说与他早年形成的“走心”之知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形成之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随即开始宣讲他的“知行合一”学说，作为真知的“良知”，在本体上是知行一体的，能知即能行，如知孝、悌，即能行孝、悌。如不能行孝、悌，就不算是知孝、悌。我在此处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看作他早年“第一等事”的“走心”之知的理论升华。这种理论升华的表现在于，他要把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伦理之知：孝、悌、忠、信，变成每个成员的“走心”之知，即成为一种社会成员的伦理行为的内在精神动力，而不再是他个人的一种“走心”之知。他本人的“走心”之知是在家庭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之后他钻研建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四处讲学传道，则意在将这套道德哲学推向世间。

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主要是局限于伦理层面的，今天的“知行合一”则拥有更为宽泛的内涵，一方面保持了传统的意义，对于道德伦理，人们不单需要通晓其义理，更要于日常起居当中躬身践行、在本职岗位上落到实处，这便是我们当下认知和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能够契合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是阳明心学包含但没有阐发的，一切思想理论终究需要经由实践落地生根，这也正是知行合一的内核。这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同双拳并举，需要审慎拿捏其间的平衡尺度。如何将这理论切实运用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每个地方领导干部的理解不一样，最终落地成效自然悬殊。“两个结合”亦是同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各地的实践成效参差不齐。其中贵州的探索值得称道，贵阳孔学堂便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互通的优秀实践平台。由此可见，阳明学心学至今依旧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样能够惠及全世界。“致良知”作为一种“走心”之知，它能够沉淀为人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乃至构筑起内心的精神信仰，引导我们接受并践行传统美德，将良知延展至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工作岗位，这就是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在当代各个维度所具备的普适价值。

“走心”之知是圣贤治学的共同底色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哲学史上，在人类的精神现象上是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呢？不是。其实类似的“走心”之知很多，朱熹十几岁读《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所以他自此之后“厉志圣贤之学”，这是朱熹的“走心”之知。陆九渊三岁左右的时候问他父亲，天地的边在哪里？他父亲笑而不答。十几岁的时候，陆九渊读书，读到古书中“宇宙”两个字的时候，看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于是大悟，“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所以他写下了“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就是我们熟悉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使是宇宙”的名言，这是陆九渊的“走心”之知。戴震最后形成经学研究中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思想，与他早年思想的开悟密切相关。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孔子“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的概述，应当也有类似的“走心”之知觉醒的时刻或故事。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也是程颢的“走心”之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要想在自己的人生中有所成就，一定有“走心”之知的开悟。这种区别于书本教条、功利习得的记诵之知，正是中华儒学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同于表层知识记忆，“走心”之知能够内化为人格修养、外化为人世践行，支撑先贤坚守道义、探索真理、经世济民，构筑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

“是其所是”与“是其所愿”

未来，无论如何聪明的机器人，都是按照设定的程序来做事。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做很多事情，但很难获得“走心”之知，形成它的信仰或信念。只有人，才可以通过“走心”之知，形成自我的信仰与信念。“走心”之知，颇如王阳明与友人讨论岩中花树的道理一样，人未看花时，花与人心同归于寂。人来看花时，心与花一时明白起来。什么叫“一时明白起来”？我的理解，就是让物在与人的无利害的关系产生了美感，有了意义。如果说，物的自状态总是表现为“是其所是”；而“走心”之知，则让人“是其所愿”，能够使人奔赴心之所向。

譬如有人立志做齐白石一般的书画大家；有人向往成为王阳明式的济世之士，饱读诗书、领兵处事，逢战可克。世人怀揣着各式各样的人生期许，这便是人与人工智能最本质的分别。再智能的AI，只能够“顺应既定本质”，依照预设程序、大模型所储备的知识执行任务，做好工具本身。它不会萌生志向，不会向往修成如王阳明一般的人格。反观人类，可以生出“走心”之知，以此驱动理想、塑造自我。由此便能分清：人工智能只能固守本身属性，而人能够成就“心之所愿”。这便是身处AI时代，人独有的珍贵价值。依靠“走心”之知作为向导，我们便可朝着心中的理想人格不断修行，这便是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与“走心”之知带给当代人的现实启示。

主持人语

邓国元（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聆听吴根友老师以漫谈形式展开讲座，在我看来，虽然是漫谈，但老师所探讨的实则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哲学命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讲座。老师提到的“走心”之知对我们理解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AI时代，我们能够依托阳明“致良知”学说，构建出属于当下的“走心”之知，这也是我听完本场讲座最核心、最深刻的整体感悟。具体而言，老师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阐释了何为“走心”之知，我注意到老师援引了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心统性情”展开剖析。心统摄性情，性代表着普遍的客观准则，情则关乎个体的主观体验。而“走心”之知便可概括为信念之知，这是老师对“走心”之知独到的理解，亦是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甚至整个儒家思想范畴作出的创造性理解。第二个部分，依托“走心”之知梳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成型的完整脉络，其间包含数段关键往事，年少赋诗的灵思、确立读书以求成圣的志向，以及格物穷理等一系列求索经历与遭遇的困顿。而王阳明历经波折却始终不曾放弃，根源便在于“走心”之知，也就是具备驱动力量的信念之知。王阳明从切身磨难困顿之中挣脱，重新体察圣贤要义、儒家思想本源，足以彰显“走心”之知充沛强大的精神驱动力。第三个部分，具体以朱熹、陆九渊、戴震，包括孔子、程颢等先贤的思想突破，皆源于发自本心的“走心”之知与坚定信念，印证“走心”之知是中华文脉赓续千年的精神密码。最后一个部分，老师特别提到“人机之辨”。借由“人机之辨”，可厘清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本质差别。AI可以精准存储、推演、输出知识，遵循程序逻辑完成各项任务，实现“是其所是”的本性还原；但AI无法拥有本心、无法产生信念、无法实现精神觉醒，尤其无法达成人类“是其所愿”的生命自觉与自我提升的目标。而人类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是其所愿”：人可以通过“走心”体悟、内心觉醒，确立人生志向、坚守道德良知、主动创造价值、塑造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