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本报记者 季晓莉

1990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下一句话：“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将这一地方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30余年过去，站在东方枢纽建设、引领区改革深化推进的当下回望，浦东之于上海的意义，远非“再造一座新城”所能概括。它是一次关于城市命运的战略抉择，一场重塑经济地理的空间革命，更是上海从改革开放“后卫”到“前锋”角色转换的决定性一跃。

20世纪80年代，当珠三角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异军突起时，上海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的工业体系面临转型阵痛，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经济发展一度滞缓。彼时的浦东，黄浦江东岸举目是阡陌纵横的乡野，有民谣唱道：“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上海从昔日的经济中心“掉队”了，其发展不仅关乎一城一地的兴衰，更牵动着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的大局。

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意义，正是在此历史关口凸显。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动摇，更重要的是，它让上海这艘巨轮重新校准了航向。“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方针的确立，标志着上海从改革开放的“后卫”一跃成为“前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浦东，就此成为激活整个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经济的战略支点。

浦东开发开放，深刻重塑了上海的城市空间逻辑。曾有方案建议将新市区远迁至更东部的川沙腹地，认为地价更低、便于铺开。但时任上海市领导朱镕基否定了这一思路，明确提出上海应“面向黄浦江”开发浦东，利用原有市区的基础设施，通过越江工程将浦西浦东紧密连接。

这一决策的关键，在于确立了“东西联动、一体发展”的空间哲学。黄浦江不再是一道阻隔城市发展的“天堑”，而成为串联两岸的“扁担”；浦东不是要建一个与浦西割裂的独立新城，而是要共同做大上海的中心城，使“扁担”挑得更远、更稳。内环线一定要环到浦东去——这个在当时看来颇具魄力的规划，通过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的建设，从物理和心理双重意义上缝合了浦江两岸，宣告了一个空间更广阔、能级更高的国际大都市骨架的诞生。这种“滨江多组团、紧凑型发展”的模式，不仅避免了摊大饼式的城市无序蔓延，也为后来上海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奠定了空间基础。

如果说早期的浦东开放，更多体现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外资引入的“窗口”功能，那么步入21世纪，尤其是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挂牌后，浦东的使命完成了从“开发开放”到“改革引领”的质变。

浦东不再仅仅依靠“政策洼地”吸引资源，而是转向打造“制度高地”，通过制度创新为全国探路。从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到“一业一证”“准营承诺即入制”等商事制度改革，再到数据跨境流动、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等“边境后”规则探索，浦东始终扮演着“压力测试”和“风险压力场”的角色。每一项制度创新，都是一次“刀刃向内”的政府职能转变；每一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都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浦东方案”。

可以说，没有浦东的这种“试验田”功能，上海就难以从一个区域性经济中心，跃升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综合性枢纽城市。浦东承担的国家战略，已深度内化为上海城市功能的有机组成，推动上海在金融、航运、贸易、科创等领域不断迈上新台阶。

回望来路，浦东之于上海，是一张在关键时刻打出的“王牌”，不仅挽救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度落后的局面，更让这座东方明珠找回了面向未来的自信与雄心。从“城市边缘的烂泥渡”到“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浦东用三十余年时间完成的跨越，浓缩了一个大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勇气与智慧。浦江潮涌依旧，这片热土上新的改革故事仍在续写，它所承载的，依然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使命与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