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这两句诗，本意是宽慰远别的友人，山河虽隔，风雨共担。然而，翻阅近代以来的全球卫生史，这份朴素的情感却难以化为真正的共鸣。疫病肆虐，固然是人人共担的劫难，但命名疾病者与承受代价者，从来不是同一批人。这或许才是全球卫生史上“万里同风雨”的真实面相。

人类在公共卫生危机中面临的困难，从来都是双重的。一是疾病本身；二是围绕疾病生产出来的知识、话语与制度。历史上的疫病命名、检疫代价的分配、“卫生威胁”的话语垄断，向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权力问题。这些问题引发的争议往往比疾病本身更为持久，也更难清除。病原体或许可以被消灭，但卫生知识权力的不对等，却总会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每一次重大疫情来临，这些矛盾便以强劲的冲击力，重现于国际政治舞台。

这既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现实课题，也是学术界的历史责任。2026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共识。对中国的世界史与医疗社会史学者而言，这意味着一项具体而迫切的任务，即重新审视长期主导全球公共卫生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框架，厘清其从何而来、如何运作，并在史料实证与理论构建双重层面，提出中国学界的独立判断。在这一学术语境下，上海大学历史系张勇安教授出版了《万里同风雨：卫生知识的谱系构建与全球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以下简称《万里同风雨》）。这部著作正是中国学者回应上述问题的一次正面尝试。

一、全球卫生知识史书写的学术传统

理解一部著作，首先要了解它所植根的学术传统。知识史与医疗社会史在数十年的交汇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历史批判性视角审视全球卫生知识谱系的研究取向。这一取向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20世纪后半叶至本世纪初的两次方法论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一次是知识史方法论进入医疗社会史研究；另一次是后殖民批判视角对制度史传统的系统反思。《万里同风雨》正是在这两次方法论转折的交叉点上，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回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社会史兴起，历史学者从社会史角度介入医学史研究，卫生知识逐渐从研究背景转变为研究对象本身。在此之前，卫生史的书写长期以“辉格式进步叙事”为主导，以伟大医生的成就与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建立为核心内容，将医学知识的演变理解为从错误走向正确的线性进步。惠斯曼（Frank Huisman）与沃纳（John Harley Warner）在《定位医学史》（Locating Medical History: 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这一叙事传统在1970年代“新社会史”兴起之前主导着整个研究领域，学界习惯于“以简单化的方式援引传统医学史以衬托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却很少真正追问卫生知识生产的权力机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欧美历史学者开始从社会史角度介入疾病与医疗研究，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医学与帝国》（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中将这一时期概括为医学史书写的根本性转折，“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开始将医学描绘为一种社会认识论，认为它与其他一切人类活动一样，在社会与文化的条件下被塑造而成”。这一转变意味着，卫生知识不再被历史学者视为中性的科学事实，而是成为需要被审视的研究对象。当然，从社会史视角介入医学史研究，与真正追问卫生知识的生产机制，尚有距离。知识史方法论的深入发展将弥合这一距离。

20世纪后半叶，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论视角逐渐深入史学研究，构成了全球卫生知识史书写的第一条重要脉络。从舍勒（Max Scheler）、曼海姆（Karl Mannheim）到伯格（Peter Berger）与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客观真理”，在学术界持续发酵；福柯（Michel Foucault）以话语实践为核心的知识考古学，则进一步提供了追溯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工具。在这一学术氛围中，历史研究者开始将知识的生产机制纳入研究视野，进一步思考卫生观念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中被赋予科学的合法性。约尔达诺娃（Ludmilla Jordanova）在《医学知识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一文中，论证了社会建构论对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同时也指出其潜力“远未被充分开掘”，最有成效的相关研究往往是那些将话语考察与具体历史情境相结合，而非停留于抽象话语分析的作品。约尔达诺娃的这一判断既是对当时既有研究的评价，也是对后来者研究的期许。

进入本世纪后，彼得·伯克（Peter Burke）《知识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的出版为知识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学术框架。伯克以知识的生产、收集、传播与应用为主线，将知识人群、机构与市场纳入统一的历史分析视野。他同时强调知识的多样性，认为民间技艺与日常实践同精英学术一样，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一框架的出现，使知识史在史学界迅速成为热点，也为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方法论支撑。

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是将卫生知识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审视的重要示范。她将“卫生”作为核心分析概念，追溯这一词语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历史语境中如何被塑造为“定义现代性的主要因素”，揭示殖民者与中国知识精英如何将“卫生现代性”视为不言而喻的正当前提，并借此将“卫生”本身打造为推进殖民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权力工具。这一研究是卫生知识史书写方法论的一次重要推进，它不再追问卫生制度如何建立，而是追问“卫生”这一概念本身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赋予合法性。卫生知识本身的历史建构，成为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罗芙芸的研究在全球卫生史的整体叙事中仍属个案考察，如何以谱系学方法考察多向的、网络性的全球知识流动，仍有较大研究空间。此外，卫生知识从话语建构到政策实践的转化细节，也有待更为完整的历史呈现。

后殖民批判传统对既有制度史叙事的反思，构成了全球卫生知识史书写的另一条重要脉络。麦克劳德（Roy MacLeod）在《疾病、医学与帝国》（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导言（1988年）中指出，欧洲医学在殖民扩张中既是“帝国的工具”，也是传播西方价值的文化力量；而传统医学史叙事惯于将这一扩张书写为科学进步的自然延伸，遮蔽了其背后的权力运作与殖民逻辑。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梳理了这一批判传统的思想谱系：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年）揭示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政治权力与文化支配的结合造就了文化霸权，使殖民地人民丧失了书写自身历史、界定自身命运的能动性；1980年代庶民研究的兴起，致力于恢复殖民历史中被压制的非西方群体的声音与能动性，并由此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形成了持续冲击。医学知识史的书写亦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安德森在《定位医学史》中指出，后殖民批判传统推动研究者开始思考谁有权命名疾病，谁承担检疫的代价。不过，这一批判传统也有其历史局限，它主要聚焦于殖民统治时期西方医学知识对非西方社会的渗透与支配，对于殖民帝国撤退之后国际合作机制如何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知识权力的不对等，着力尚显不足。

上述两条学术脉络各有未竟之处，知识史路径在揭示卫生知识的话语建构时，如何将谱系学方法贯通于更广阔的跨国尺度与政策实践层面，仍是有待深化的议题；后殖民批判传统在揭示殖民医学权力时，对殖民帝国撤退之后国际制度如何延续这一权力结构，着墨不足。《万里同风雨》正是在这两条脉络的交汇处着力，于全球史视野之下作出了重要推进，这也构成了本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

二、全球卫生知识史的中国史家书写

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构建，并非抽象的学科口号，而是要从当代中国立场与视角出发确定问题意识，以中国学者的独立判断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史料与理论的双重层面做出有别于西方既有框架的原创贡献。《万里同风雨》一书是新时代的世界史学者一次有益的学术探索。

就问题意识而言，该著立足中国现实关切，以独立的问题意识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作者在自序中坦言，著作各部分的写作动机直接源自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在疫病命名中的政治操弄、国际检疫义务分配的不对等、国际组织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等问题不断浮现。面对全球卫生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即时评论，而是将根源追溯至1851年巴黎国际卫生大会以来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演变，以历史研究的纵深回应现实的困惑。这一“以史释今”的写作动力，正是于沛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是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该著引言对“全球卫生外交研究”这一前沿领域的系统梳理，进一步展现了这一问题意识的时代关切。随着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日益加重，卫生议题已成为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交叉前沿领域。《万里同风雨》将历史研究的厚度与现实关切融为一体，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正是理解全书学术价值的起点。

此外，该著用力最深之处，在于揭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卫生知识谱系背后的权力逻辑，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界批判与反思西方中心叙事的学术自觉。陈恒先生在《历史研究》杂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笔谈上提到，“撕下一些知识生产活动的‘中立’面具，揭露背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质，是打破西方学术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该著首先从话语层面展开批判。第一章以疫病命名入手，说明命名权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权力的行使。“亚洲霍乱”（1817-1923）、“亚洲流感”（1957年）、“香港流感”（1968年）等一系列名称将特定地域标记为疫源，将亚洲人群塑造为疾病的输出者，使地理偏见以科学分类的面目固定下来。亚洲由此长期居于被命名的位置，而非卫生知识的生产者。该著并未止步于揭露与描述，还追溯了这一命名权力的历史来路，以及它如何借助国际制度的运作得以固化与延续。

当然，命名权力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制度性不对等，该著提炼出“卫生帝国主义”概念，在制度层面尝试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中权力不对等的历史现象加以命名。该著第二章指出，欧洲国家主导的国际卫生大会有着与生俱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亚洲的劳工和朝圣客被视为将疾病带到欧洲的病原体携带者，国际检疫规则的制定以保护欧洲商贸利益为优先，而承担最大防疫代价的非西方国家则几乎没有议程设置的权力。1800至1925年间印度因霍乱丧生者高达2500万，然而欧洲主导下国际卫生行动的“伟大原则”，始终是把疫病挡在欧陆之外，而非保护疫病重灾区的民众。这一历史事实，曾长期淹没于制度史的进步叙事中。制度层面的权力不对等，揭示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卫生知识谱系的运作机制，表面上中性的科学分类与国际合作，实则是权力关系的历史产物。“卫生帝国主义”概念的提炼，是对这一机制的命名，也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审视全球卫生秩序的分析视角。

如果说上述两层论述仍在话语与制度的宏观尺度上展开，那么该著下编三章则将视野下移，以福柯谱系学方法为基础，将其创造性地延伸至卫生知识日常实践的历史分析中，展现了中国史家以自身问题意识驾驭西方方法论资源、推动本土学术自主的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从来不意味着拒绝一切外来学术资源，而是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为主导，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西方的方法论成果。谱系学方法在该著中是工具而非目的，它服务于作者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卫生知识谱系的批判性审视，而非盲目跟随西方学界的既有议题。下编以口罩使用规范、低盐饮食政策与大众防癌教育为研究对象，呈现了卫生知识从话语建构到政策落地的历史转化过程。一项卫生规范的确立，从来不是科学知识自然而然转化为社会准则的过程，而是科学理论、商业利益、国家政策与社会动员之间长期博弈的历史结果。第七章“观念的战役”尤为典型，英国防癌运动的兴起是不同医学观念、机构利益与公众认知之间持续竞争的产物，所谓“科学共识”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场有输赢的历史较量。这一视角将上编对话语权力的追问与中编对制度建构的审视，延伸至知识规范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全书对卫生知识从生产到实践的历史脉络，由此得以完整贯通。

三、全球卫生知识史自主书写的期待

《万里同风雨》的出版在国内全球卫生知识史的自主书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这一研究方向本身仍有诸多值得继续推进之处。这些期待，既是整个全球卫生知识史研究领域共同面对的未竟课题，也显示着《万里同风雨》之后仍大有作为的学术空间。

全球卫生知识史自主书写的深化首先有赖于史料视野的拓展。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史料层面仍高度依赖英美档案机构的馆藏。这一制约并非个别著作的疏失，而是整个领域共同面对的处境。非西方国家的卫生史料或散佚、或尚待整理，全球南方社会的防疫经验与卫生知识，难以从本土档案中得到系统性呈现。期待后续研究者在非西方档案的发掘与整理上多加着力，使全球南方社会在全球卫生知识史中真正以历史主体的面貌出现，而非仅仅作为西方主导叙事的对照。

话语体系的更新是全球卫生知识史自主书写面临的另一重深层挑战。尽管当前全球卫生知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对知识生产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但这一反思所借助的理论工具仍多出自西方学术传统，如谱系学方法、后殖民批判理论等。如何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学术传统为根基，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方法论，仍是这一领域至今在探索的课题。此外，该著中“卫生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与西方学界“医疗帝国主义”等既有概念的学术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这也提示着概念阐释与创新的空间仍然存在。期待后续研究者在借鉴西方方法论的同时，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

与话语体系更新相伴的是研究对象的地域拓展。现有研究仍多以欧美社会的卫生知识与制度演变为主体，非西方社会的卫生知识实践往往只是作为对照而存在。《万里同风雨》下编的研究重心偏于英国，低盐饮食政策与防癌运动在非西方社会的类似历史演变，以及全球南方社会的卫生知识实践，有待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跨区域比较的深化，不只是研究覆盖面的扩展，更是对现有分析框架解释力的检验，唯有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卫生知识生产与实践加以系统比较，才能判断哪些结论具有普遍的解释价值，哪些只是特定地域经验的概括。期待后续研究者在非西方档案资源持续积累的基础上，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卫生知识史经验纳入系统性的比较，使全球卫生知识史的书写对象变得更加丰富。

最后，《万里同风雨》由系列论文结集而成，这一体例使引言引入的“全球卫生外交”理论框架较难得到彻底贯彻，期待在未来的系统性研究中得到强化。当然，一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更在于它提出了哪些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瑕不掩瑜，上述局限并不妨碍该著作为一部开创性著作的学术价值。

结语：万里风雨 能否共御

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只在于还原过去，更在于启示当下。当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因部分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行动而持续削弱，《万里同风雨》所揭示的“卫生帝国主义”的历史逻辑，并未因时间的距离而失去解释力。19世纪国际卫生大会上西方列强以合作名义转嫁检疫义务的历史逻辑，在21世纪的全球卫生博弈中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得以延续，正是对这部著作核心论点最有力的当代注脚。正因如此，这部著作的价值不止于一部著作的完成，更在于它为中国学界的全球卫生知识史书写开辟了值得持续深耕的方向。

十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期待更多的历史学者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为根基，深入全球卫生知识谱系的历史重构。万里风雨，能否共御，这是《万里同风雨》一书留给读者最深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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