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在一起离异父母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妈妈提交的亲笔信里写着女儿愿意跟自己生活；开庭前，爸爸提交的一段视频里，女儿却说，希望继续跟爸爸生活。两份证据截然相反，哪一个才是孩子的真实想法？

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张莹决定单独见见这个叫小雪的女孩。

刚见面时，小雪主动表示：“法官，你不用问了，我选我爸。”女孩的回复让问题看起来似乎解决了，但多年跟孩子们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张莹，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在一次聊天中，小雪突然哭了，说自己还是想跟妈妈。于是，张莹和她约定了一个“心声暗号”，用来识别父母双方提交的证据中的真实意愿。最终张莹判决变更抚养权，小雪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十多年来，张莹审理了大量抚养权、探望权案件。她发现，在父母的婚姻纠纷里，孩子往往是最沉默的人。他们学会迎合、站队，也学会把真正的想法藏起来。

在办案手记里，她写道：“作为少年法庭的法官，我愿意俯下身子，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父母，用母亲的心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也希望每一位身处抚养纷争的父母都能放下执念与恩怨，听一听孩子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听懂孩子

很多人以为，变更抚养权案件中，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表达权，就是问一句：“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生活？”

可这些年办案，我越来越发现，很多身处父母婚姻纠纷里的孩子，明明心里有答案，却不敢说真话。

小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为了判断亲笔信和自拍视频哪个是她真实想法，我跟她约在区妇联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基地见面。

她说完自己选爸爸后，又解释给妈妈的信只是当时跟爸爸吵架，一时冲动写下来的，现在已经与爸爸和好了。

但我觉得哪里不对。

我注意到，她书包上挂着一个动漫徽章，就顺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从动漫聊到学校，再聊到同学，她一点一点放松下来。聊着聊着，她突然哭了。她告诉我，那段视频是爸爸要求她录的。她一直想回到妈妈身边，可爸爸一次次给她做思想工作。

她低着头说：“我爸说，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就算我翅膀硬了，也别想飞出他的手掌心。他还说，就算法院判给妈妈，他也会上诉。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跟您说了实话，以后就不会让我再见其他法官。”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做选择，而是说出选择。

后来，我详细记录了她这些年来与父母相处的经历，也和她约定了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心声暗号”。

如果以后爸爸再提交她表达意愿的新证据，只要出现约定好的动作或词语，就说明那并不是她真正的意思。

最终，我判决变更抚养权。后来，爸爸果然上诉。二审法官通过“心声暗号”，识别出孩子真实的想法，维持原判。

几个月后，女孩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谢谢我给了她说真话的勇气，她终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可她也告诉我，爸爸因为她的选择很受伤，提出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她希望我帮她转告爸爸一句话：“我选择妈妈，不代表我不要爸爸。”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办案手记。我希望更多父母能够意识到，对孩子来说，选择跟谁生活，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另一方。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夹心饼干”。比如离婚后，她跟着爸爸生活，却依然依恋妈妈。在妈妈身边时，会抱着妈妈撒娇；可爸爸一个电话打来，她立刻改口直呼妈妈的名字。因为她知道，在爸爸面前，自己必须表现出讨厌妈妈的样子；可到了妈妈身边，又拼命证明自己没有变心。他们不是善变，而是不得不在父母面前，扮演着他们各自喜欢的自己。

还有一些孩子，已经把父母之间的矛盾，当成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爸爸从来不刷碗”“爸爸上厕所总是不把马桶圈提起来”“爸爸一点都不体贴妈妈”。可仔细一听就知道，这不是八九岁孩子对爸爸的评价，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抱怨，被孩子记了下来。孩子像一块海绵，不停吸收着成年人的情绪，却没有能力分辨哪些属于自己，哪些属于父母。

所以，在少年法庭，我们真正寻找的，从来不是孩子说了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会表达，而是不敢表达。而法官要做的，不是替孩子作出选择，而是帮助他们放下戒备，让真实的声音，有机会被听见。

他们争的是输赢，伤害的却是孩子

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没有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长们总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可真正能从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出现在法庭上。

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把自己包装成“满分家长”；也有人嘴上说着为了孩子，真正放不下的却是上一段婚姻中的恩怨，还有人争夺抚养权，只是为了减少自己应付的抚养费。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打篮球式”，双方都来“抢孩子”。

每个人坐到法庭上，都努力证明自己更适合抚养孩子。有人拿出学历证书，说自己是硕士、博士；有人强调收入和职业，打印一沓银行流水，显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人展示房产以及配套的学区、教育资源，还有人把孩子的奖状、旅游照片、考级证书、成长视频一股脑儿搬到法庭上。

可光证明自己“适合”还不够，他们还要努力证明对方“不适合”。“孩子跟着对方后越来越胖”“成绩下降了”“社交能力变差了”，全都是因为对方不会带孩子。他们否定的看似是前夫、前妻，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种案件，争的不是抚养权而是控制权。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里尤其常见。

比如曾有一个案件，小贝妈妈起诉要求探望孩子。她哭诉小贝自出生后一直由她照顾，离婚时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才忍痛将抚养权让给收入更高的前夫。可离婚后前夫却拒绝她探望。

庭审时，前夫很笃定地说：“孩子根本不想见她，不信您自己问。”我委托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观护，上门了解孩子的情况。

社工后来告诉我，小贝趁爸爸上厕所时偷偷说：“我特别特别想妈妈，希望法院帮帮我。”但她不敢当着爸爸的面提起妈妈，因为“一提爸爸就生气”。

那次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调解。我拿出绘本《我的爸爸叫焦尼》，告诉这位父亲，探望不仅是妈妈的权利，更是孩子的情感需要。

后来我又跟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他惩罚的看似是前妻，可真正受伤的却是他自诩“苦心守护”的那个孩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案件都在争孩子，尤其是一些非婚生子女案件。表面上看，父母都不要孩子，都希望由对方承担抚养责任。可深入工作后，又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复杂。

有人并不是不想养，而是把抚养权当成另一场谈判里的筹码，希望借此争取更多利益；也有人确实不愿承担“一场意外”背后隐藏的沉甸甸的抚养义务，希望把责任彻底推给另一方。

法律能判抚养权，却判不了爱和尊重

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13年起，少年法庭向综合审判发展，开始审理变更抚养权、探望权、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从刑事法官转型。刚开始办理民事案件时，我有些不适应。刑事案件讲究的是证据确实、充分，构成什么罪、判几年，都有相对明确的法律标准。而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大。

随着办案经验的增加，我才慢慢明白，抚养权案件里，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够单方面决定结果。孩子意愿、成长经历、抚养意愿、教育理念、经济能力……多种因素的叠加决定了裁判天平的倾向。

有些案件，我们还会引入“社会观护”机制，由司法社工对双方家庭进行走访调查，把调查结果作为裁判的参考。这也是少年法庭这些年一直的探索。尽管社会观护报告还不能作为民事案件里的证据，但它往往能够帮助法官看到，父母不在场时，孩子真正的样子。

比如有人为了争取抚养权而进行毫无底线的溺爱，孩子说愿意跟爸爸生活，只是因为爸爸不给他报辅导班，可以打游戏、不用写作业。我们当然尊重孩子的表达，但不会机械地按照孩子一句话作出判决。

法官真正要判断的，是哪一种选择，更符合这个孩子当下和未来的利益。

可办案越久，我越有种无力感。法律可以判决抚养权归谁、探望权如何实现、抚养费如何承担，却无法强行注入“以子女利益为先”的思维模式。

有些父母还是会继续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还是会把自己的怨恨倾倒给孩子，还是会要求孩子站队，还是会让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

这些，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改变的。

我常跟当事人打一个比方：你们就像在拔河，只是拔的不是绳子，而是自己的孩子。绳子会断，孩子也会。长期的“拉扯”，会超出孩子心理承受范围。

可能是他（她）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越来越不相信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当他（她）成为丈夫、妻子，或者父亲、母亲时，依然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童年学到的，是对立、控制和站队。这就是创伤的代际传递。

所以，每次询问孩子的时候，我都会先告诉他：“爸爸妈妈都爱你，只是他们现在商量不好，所以才需要法官听听你的想法。”我希望，至少在法庭里，孩子不用替任何一个成年人承担情绪，也不用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愧疚。

在我看来，离婚诉讼中，要做好课题分离，把孩子和其他事项分开。孩子需要的是在父母分开后，依然能够拥有完整的父母之爱。

孩子眼里，真实的爱从来不需要满分，只需要尊重。孩子愿意跟任何一方生活，不代表抛弃了另一方。父母双方都不应该用“为你好”捆住孩子的选择，也不应该用“你选谁”测试孩子的忠诚。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有自己的感受、判断和渴望。

如果父母的爱只能以“服从”来兑换，那是否代表孩子没有被真正爱过？（文中小雪、小贝均为化名）

张莹讲述 新京报记者 李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