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终究不是故乡。

“我们在工业领域有一些客户，这些中国企业原来去了海外投资工厂，现在他们慢慢地把部分产能挪回来了。”近日，一家跨国企业的中国总裁陶姿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企业为了寻找成本洼地，或者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在越南、墨西哥等地做了不少投资。一些经济体，比如越南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这使得海外投资不再那么划算了。

流出与回流

相比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地曾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往毛利率也极低，比如编织袋制造、纺织服装行业、消费电子的组装环节等。在中国沿海的江苏省、广东省等地用工越来越贵，甚至出现招工难的时候，这类企业需要找到成本更低的地方，以继续生存下去。

即便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去了东南亚，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比如越南的北宁省，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落在当地。

2015年之后，中美贸易摩擦更是刺激了不少制造环节从中国外迁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这些中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原本就是面向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市场。他们在贸易壁垒高筑，关税成本波动的时期，向海外转移了部分制造能力。

过去十年间，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制造环节布局，也发生了调整。

据陶姿观察，一些跨国企业原来的订单是一部分给中国，一部分给东南亚，一部分给墨西哥等地。过去几年间，他们把中国订单更多分配给越南、印度等地，中国本土的订单减少了。

“贸易摩擦期间，这些从中国迁出的制造类企业，大多数并不是为了寻找更低的生产成本。”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区制造业负责人缪博文对第一财经表示。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有供应链去风险的需求，从而要求中国供应商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之外再去建立第二个生产基地。

阿迪达斯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作为全球运动服饰巨头，阿迪达斯自己基本没有制造能力，而是把这个环节交给代工企业来完成。中国代工企业承担了最多的制造工作，中国也一度是阿迪达斯最大的鞋服制造基地。但在贸易摩擦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阿迪达斯的指挥棒下，相当比例的中国代工厂已经把产能转移到了柬埔寨、越南等国。

消费电子巨头三星和苹果产业链业也已经向印度和越南迁移。在印度和越南，围绕苹果手机和平板制造，一批中国企业在当地建设了产能；三星现在是越南最大的外资企业，中国不少制造类企业比如华勤科技等也在当地布局了制造业务。

这些中国本土和跨国公司，不少都是陶姿所在公司的客户。

“中国占全球生意的近13%，是最大单一国家市场。”陶姿对记者表示。跨国和中国企业的制造环节外迁，对她所在的公司意味着客户订单量的起伏，因此能第一时间感知到风吹草动。

以轮毂产业为例。中国汇集了全球头部轮毂生产企业，不少企业使用了这家公司的产品。据陶姿观察，原本这些企业在中国生产后再出口，后来他们把一些产能转到了匈牙利等地。

同样，在全球订单回流，制造类企业把生产环节回迁中国的时候，陶姿所在公司也最早感知到。

“一些中国企业去其他地方，在文化法律，在速度上都会碰到挑战。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此前是不是太过激进了？有些客户可能会说，还是放在中国生产，服务全球也是可以的。”陶姿说。

“路遥知马力”

制造业之所以有回流的苗头，部分原因在于国外的土地和人力成本上升太快了。

越南是全球贸易摩擦最大的受益国家。过去的五年时间，越南投资火爆，大量的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在胡志明、河内等城市周边布局。这导致越南的土地和员工成本显著上涨。

“环胡志明市、环河内市的周边制造业地带的土地跟租金有非常明显的增长，并且核心工业地区的用地非常紧张。部分区域租金水平已经跟中国长三角地区相当。”缪博文介绍说。

越南人工成本同样水涨船高。

据缪博文观察，越南人工成本在过去五年间，从每人每月的200美元左右，现在已经升高到了300美元左右，甚至更高。但在员工成本升高的同时，越南劳动力的素质还不太成熟。

从消费电子产品来看，中国长三角或者珠三角的制造成本和越南的整体制造成本相比,“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的。”

越南现在基本已经没有低成本的红利了。缪博文认为，未来的五年，越南土地和人力成本的上涨，趋势会延续下去。“因为越南的土地供应量会越来越紧张，但需求依然没有看到大幅下降的迹象。”

供应链，是印度和越南短期更难以弥补的短板。

研究机构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Ivan Lam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越南手机产业链来看，除了三星自成一体之外，当地的供应链算不上完备。这也是中国手机整机企业基本不在越南设厂的原因。

印度吸引了消费电子的代工企业，代工企业在那里赚了一些菲薄的利润。但Ivan Lam认为，从整体成本上来看，印度并不比中国制造业有成本优势。

“目前来说，我们说五年内，越南或者印度都不会出现整体成本的最优解，没有办法达成。”Ivan Lam表示。

陶姿持有同样观点。

“企业发现还是中国的整体成本、产业链更好，就又把订单往这边转移。其实就是路遥知马力，中国还是最高效的。”陶姿表示。

印度、越南等国也从政策方面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制造升级，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集中。

据缪博文观察，越南已经不太愿意继续接受纺织服装，鞋帽家具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相反，消费电子、半导体、电动汽车甚至电动摩托车，以及数据中心类型的企业现在是越南政府青睐的外资类型。

“越南希望慢慢地从成本转移的承接地，变成供应链的中心节点国家。”缪博文表示。

当越南、匈牙利等地不再是低成本的洼地，企业追逐更适合的生产之地。这些企业如果再度转移生产环节，既可能是回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也很可能是越南之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地都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转移的备选方案。比如阿迪达斯的代工厂，已经在柬埔寨等国有很深的布局。

“很多企业去越南的目的，还是出于供应链风险的考量。所以从这个角度，多少企业从越南又回到了国内，我倒是觉得数量没有那么大。”缪博文表示。

他认为，另外一种趋势反倒更明显。

一些原来考虑出海越南，甚至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企业，现在觉得国内一些地区有特殊的吸引力了。比如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由于出口加工税收减免等政策，这些企业反倒觉得国内的成本其实会更低。

“所以他们把原有的一些出海计划取消了，仍然把产能留在国内，这个倒是蛮普遍的。”缪博文说。

（陶姿系化名）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