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大唐长安、洛阳街头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之“万国来朝”的情形，到了清代中后期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之战后，清政府承受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决定实行变法。古老的中国慢慢由一个人才教育与文化制度的“输出国”变成了“输入国”。“输入”的变法政策之一，就是采用西式教育体系。而“中文”教育从近代学制诞生之日起，其实就承担着“西式致用”与“保存国脉”这一对矛盾需求下的双重使命。如何在“中国古代世界”与“西洋现代世界”的张力之间进行调和，并且最大限度地汲取两个世界的精华，这是19世纪末清廷朝野所面临的紧迫时代课题。

　甲午战后“壬寅学制”的诞生

　　甲午之战四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此时正是“百日维新”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新学制也是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实施“新政”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同年八月戊戌政变（1898年9月），慈禧太后重掌大权，维新派的所有新政——除了教育等少部分之外——全部被废止。

　　此后张百熙受慈禧太后之命为清廷管学大臣，他与属下赴日本考察之后，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上《进呈学堂章程折》等涉及大学至小学的七条章程，慈禧太后首肯，以“钦定”在全国颁布，被学者认为是第一次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完整学制，史称“壬寅学制”。

　　其大学堂“功课”章共有七科：

　　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

　　张百熙在这一目录前明确说“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并且强调“值智力并争之世”，“致用”为优先原则。其中，壬寅学制的“文学科第二”，也被罗振玉等学者指出是仿日本《帝国大学令》——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依旧设置有“文学科”（下含文史哲等各专业）——其“文学”含义与其说是“literature”，毋宁说是“涉及‘文’的总学问”。因为“文学科第二”下面又细分为七个门目：

　　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这一划分之中，“词章学”勉强代表了今日的“中国语言文学”，但是“壬寅学制”诞生的背景，是转型期的中国对于“新学制”巨大的“致用”期待。作为“壬寅学制”的总纲领《进呈学堂章程折》就明确说“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之途则一”。梁启超也针对掌故和词章明确说过，要“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饮冰室合集·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如果借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序言》的论述，那就是“传统若要得以保留，就得表现得与新的、本身就具有说服力的观念相容”。这一次国家层面的学制创新努力，虽然存在着强加和不情愿，但毕竟开启了学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此后由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民国的“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等等，都可以视作“壬寅学制”的延长线。

　张之洞与三江师范学堂

　　在壬寅学制前后，主导中国学制改革的是名臣张之洞。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实际上，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同时也是汲汲于探求文学文化革新的重要人物。1933年，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曾经自我评价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南皮，指的就是籍贯直隶南皮、“当今第一通晓学务”的张之洞。

　　张之洞自己即是饱学之士，其著作《劝学篇》《輶轩语》《广雅碎金》《书目答问》等至今还在大江南北高校的中文系（文学院）专业课中被反复精读。在近代高等学府的建设上，他除了参与北方京师大学堂的学制制定之外，最值得一书的是署理两江总督期间，于“壬寅学制”创立的同一年，即1902年在南京建立了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改称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它的成立与课程设置，也与“中文”学科的推演息息相关。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与年长他14岁的李鸿章有所不同，前者（江鄂系）倾向于借鉴日本学制经验，后者（淮系）则更加重视俄国经验（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第三章）。同时，张之洞比李鸿章更加重视教育与文学的社会性意义。早在任湖广总督之时，张之洞就派遣人员赴日本考察学制，其中姚锡光的考察报告《东瀛学校举概》就说：“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此语深得清廷以及洋务派重臣们的肯定。

　　三江师范学堂成立后，虽然从日本延请教员，但张之洞明确说：“第一年贵国（日本）教员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与中国经学。”（《致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可见他认为“中国语文”与“中国经学”在保存中华古典、对抗西学（日本）以及存续国脉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根据史料复原的三江师范学堂本科课程表（第一学年），课目为：修身、教育、文学、历史、舆地、数学、物理化学、博物、日语、英语、图画、手工、体操、农学、法制经济（苏雪峰《三（两）江师范学堂》第三章）。在第三目“文学”下，又细分为二：“历代文章源流义法”与“练习各体文”。这一“文学”课的设置，可谓是江南近代“中文”学科的基础性先导。其具体策划者，当是时任学堂监督的李瑞清。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学录序》中，关于清季的文化危机以及“中文”有一段经典评判：

　　甲午以来，国势日蹙，有志之士，莫不人人奋袂言西学，留学英、日、德、法、美一辈，大者数千百人，少者亦数十人。中国率一岁之中，相望于道，颇苦烦费，于是于京师设大学，各省皆立高等或中学。南皮张相国于江南建两江师范学校，中国师范学校之立，以两江为最早……两江本江南、江西地，本朝以来，名儒硕彦，飙起云兴……故中国之言文学者，必数东南。

　　如上所云，三江师范学堂成立后，不仅是江南的最高学府，其规模与建制也完全可以与京师大学堂媲美。实际上，同在1902这一年，不仅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采用了最新壬寅学制，江南也筹设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南北双雄”都对西潮冲击做出了努力的回应，其“中文（文学）”在新学制以及新课程中的位置，亦体现了“中国之体”（Chinese essence）在转型后的一种新面貌。

　　张之洞改革学制与创设学校的能力，之所以被光绪和慈禧都看中，是因为他秉持西方“致用”知识只能用来捍卫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而不能对它有冲击。他巧妙借鉴了宋儒朱熹的“体/用”思想，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口号。然而在此宏大的口号下面，“致用”的特殊追求与“调和”的一般追求，这一组矛盾的集中体现，无疑就是传统经史子集转型中的“文学”。因为上述“壬寅学制”与三江师范学堂课程中的政治、农业、工艺等等，它们的科学价值，明显有别于“文学”科的道德与审美价值，这些科目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有用”。而“文学”正是从中国古典中保留下来为数不多可以抗衡西洋“致用”学术的门类（学科）——它同时也符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拥有进入近现代新学制的内在理路。

　现代“中文”学科的形成

　　在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上，前十位分别是：01哲学、02经济学、03法学、04教育学、05文学、06历史学、07理学、08工学、09农学、10医学。其中“文学”条目下又细分为六类：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

　　关于“中国语言文学”（中文）这一学科抑或说学术概念形成，其实存在如下几个类似概念在清末以来时间轴上的推演，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前身”：国文、国语、国学、中国文学（章）……其中，将语言（国语）和文学（国文）真正“粘合”起来，并赋予它们内在逻辑生命的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到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国学讲演录》《訄书》《新方言》等著作中，将“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提升为独立于“经学”“文学”之外的一门，并且在看似割裂的“独立”之外，又强调“语言（小学）”与经史、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广义文学观”。

　　且不论“西潮”下的1880年瓦西里耶夫（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自己最早以及最重要的文学史教材当属1910年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此书的前三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恰恰就是章太炎先生统合语言文学“广义文学观”的反映。在这一学科理念下，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或课程中，“群经文体”“史传”等是属于“中文（文学）”科。

　　实际上，在“壬寅学制”颁布这一年的正月，张之洞《致京张冶秋尚书》云：“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中略）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冶秋是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字，两人在“中国文学可以载道”这一观点上，是有着高度共识的。“中文（文学）”不仅符合传统儒家的标准，更是在新学制之下塑造人格的最关键学科。从一些小细节也可以看出“中文”学科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弘道”，如“癸卯学制”相关部分就明确说：“学堂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又说“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不许作诗，不许读戏曲小说——似乎可以隐隐约约找到当下所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影子，也能找到早期《中国文学史》不涉及戏曲小说的原委所在。

　　概而言之，学科建制观念在近百年来极速变化，人们在思想上不再约定俗成地坦然接受任何一种新概念。清末以来的有志之士，不论是保守传统者抑或是文化激进者，他们在西潮（以及日本学术）的冲击之下，对于“中文（文学）”学科概念的态度经历了接受、拒斥、更新、转化以及重塑等不断演进的过程。

　　德国文学狂飙运动的指导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说过：“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精神。”因此，我们重审1902年以来“中文（文学）”在近现代学制、学校中的存在意义，并不是简单梳理其发展历史，抑或说站在21世纪的今天粗浅批判当时的科目分类，而是从中看到，清季民初这种经验论意义上的“中文（文学）”与“致用（科学）”是可以兼容的。换言之，“壬寅学制”以来，中国优秀的教育指导者们都意识到：如果没有“中文（文学）”，那么，新学制中那些看似“建设性”的军事、工业、农学等，很可能180度切换为“毁灭性”的存在。

　　“中文（文学）”学科从1902年的新母体——“壬寅学制”中诞生之初，就决定了这门学科如果要拥有新的生命，必须舍弃或者转化一部分旧有的存在（包括经史子集）。其兼容的过程，或许可以为今后“中国语言文学”既有学科抑或“古典学”新兴学科的再出发提供重要资源。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8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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