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名

　　在徐悲鸿的中国画创作中，马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笔下的马筋强骨健、气势磅礴、形神俱足，堪为中西融合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典范；表象之外，马还是徐悲鸿喻人、抒怀的情感寄托，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内涵丰富，洋洋大观。

　　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奔马图》，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此画作于1941年，题跋为“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悲鸿时客槟城”。

　　1939年9月至1942年2月，中国军队与日寇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防战，史称“长沙保卫战”。1941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日军第十一军妄图通过大规模攻势打击第九战区军队的战斗意志，悍然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未能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应战措施失当，长沙一度为日寇所占，前线的形势变得万分危急。

　　彼时，徐悲鸿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举办募捐义展，听闻长沙陷落，他心急如焚，希望前线的将士能像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英勇作战，击退日寇。他怀着忧急之情，连夜挥就了这幅《奔马图》，表达对胜利的渴望。

　　画面上，一匹骏马振奋驰骋。马的角度几乎接近全正面，属于极难把握的大透视，给人一种前大后小、迎面而来的压迫感。前伸的头部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腿部的直线细劲有力如钢刀，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富于弹性与动感。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均用饱满的墨色勾勒，干笔扫出鬃尾，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如此雄奇、刚健、浑穆的用笔，把奔马勃发的意态、抖擞的动势展现得惟妙惟肖，笔墨简练却凝神聚气，放逸超脱。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为了画好马，徐悲鸿在保留传统笔墨的同时，突破了传统程式的束缚。他将西方绘画中体面、明暗分块的方法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法相结合，既有写意的纵情挥洒，又有写实的惟妙惟肖。他先用大块灰墨摆出马的体态，再用刚柔兼济的笔触写出四肢的主要肌骨；一些笔触带有明显的油画效果，一些笔触干脆是拿油画扁笔刷出来的，恰如其分地显出质感、量感、运动感。而后，用浓墨点五官，用焦墨扫尾鬣。如此描绘，不仅具有传统笔墨轻重、疾徐、枯润、浓淡、疏密的节奏韵律的抒写性，还充分关注到笔墨作为“造型语言”的严格写生、写实的造型性，使二者高度融合；中西融合的艺术理论和艺术理想，在此得到完美诠释。

　　欣赏了徐悲鸿一挥而就、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学生非常钦佩、羡慕，曾问他写生多少次，才有此成就？徐悲鸿笑着回答：“我也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次，在欧洲留学的八年，总是早出晚归地写生。我与巴黎马场的人交朋友，经常一去就是半天，甚至一天，速写马的各种动态，素描稿不下千张。”他在文章中也提到过：“余爱画动物，皆对实物用过极长时间的功。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肌肉、组织。又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乃能有得。”有扎实的写生作为基础，徐悲鸿对马的结构及运动特点了然于胸，所以他画马从不打底稿，“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实写，而下笔未尝违背真实景象”，便能达到“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

　　徐悲鸿的马不仅在艺术表现层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精神表现层面也独具一格，“托兴”“自况”的用意极其明显、深刻。他早期画马秉持文人的淡然，多呈现“踯躅回顾，萧然寡俦”之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意识到画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再画马时便少了温婉、多了力量，使其化作“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铁骨铮铮的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笔下的马又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骐骥驰骋，一往无前，农历丙午年，复观《奔马图》，分外感慨。战争年代，这匹马是冲锋的号角，是威武不能屈，预示着民族的觉醒；“奔跑”八十五年后，它象征着跃马扬鞭的勇气、万马奔腾的活力、马不停蹄的干劲，激励每个人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