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袁岳博士年终在多个讲座场合提供的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辅导

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研讨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精神。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宏观经济学家谈论经济的场合越来越少了，许多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似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形态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作为一名中观和微观经济学观察者，我希望从中观和微观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以及“十五五”规划期间国家可能采取的行动。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制定“十五五”规划，五年规划中的关键时期做法，与以前的五年规划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哪里？我不会仅仅用国家统计数据来说明过去干得怎么样，未来可以干成怎么样，这种解释是一种角度，而我更倾向于体现经济运行层面的市场面，用一些行业数据和一些典型的产业变化来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以及未来“十五五”规划可能的主要逻辑脉络、地方规划和中央规划的区别。

五年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事物，最早是学习苏联的做法。十九大时，我国明确提出了2035年的发展远景目标和2050年的国家发展远景目标。在那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中国议题研讨会。有一位很懂中国的教授提议我给大家讲讲中国的“画饼”故事到底有什么用，跟美国的选举承诺有什么区别。我跟大家解释，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社会群体，需要考虑如何将全社会的资源汇聚在一个发展目标上，这个发展目标要成为激励人民、企业家和社会各个阶层连续奋斗多年要实现的目标。如今，一些美国战略家，包括已故的基辛格，都很推崇中国这样的长期发展战略模式。

大家还记得我们国家曾经提出过的“中国制造2025”吗？这个概念在刚开始提出时，大家的学习动力很大。但是后来，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时，他提出了“rebalance”战略，重返亚太，阻遏中国。美国对中国政策转变最核心的时期就是那个时间点。此后，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的思路越来越明确。拜登政府时期提出了对华全面竞争法案，通篇以中国为对手，规范如何系统遏制中国。那年我去美国访问时，参加了华美科技协会的年会，那是我第一次碰到FBI的人在现场监控。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外国政党组织部门来美国招揽人才的定性还不清晰，所以只是监控，后来他们明确地将此定义为人才间谍活动。我用这个例子实际上要说明的是，当我们在过去提“中国制造2025”时，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即到2025年中国要在现代制造行业实现全面赶超与领先，并在自主科创、人才引进、产业培育等很多领域聚焦推进。后来我们虽然很少公开提及“中国制造2025”，但其目标实现率实际上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的中长期奋斗模式。

“中国制造2025”做得最好的一个省份是河南。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河南在过去15年间成了一个科技型的制造大省。它将上百个行业，很多行业都发展成了类似富士康的模式。之前，中国的食品行业多由小作坊制造，但河南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将其规模化、高效化地生产出来。举例来说，现在小孩子都喜欢吃的辣条，虽然小作坊也能做，但中国现在的辣条95%是由大工厂生产的，而且河南卫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要自己想做这个辣条，找大厂比找小厂性价比更高，关键是质量有保证，效率还高。河南的富士康模式，能很快生产出任何电子消费品。但河南不仅仅生产电子消费品，从含乳饮料到肉肠，从超强尼龙纤维到新型建筑材料，河南的一到两家企业就能占据很大市场份额。河南的例证也告诉我们，这种目标式的推进是有效的。

美国人跟我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战略目标模式。比如特朗普征收高关税，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美国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关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计划用多长时间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况且按照美国宪法，他可能没有下一个任期，那么今天定的目标又有多大意义呢？小布什第二任期跟中国搞了一个中美十年经济发展战略，但小布什下台后，这个战略就基本作废了，因为新上台的是民主党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跟中国达成了一个中美贸易投资协定，但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达成协议后，由于后来拜登上台，那个协定也基本没实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美两个体制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连续5年、10年、15年甚至30年地坚持一个目标。所以大家回头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百年征程，就会理解了，共产党说要干100年，他们真的能干100年。邓小平同志以前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说的是100年不动摇，现在47年了，我们确实没有动摇。现在我们回头看，四个现代化、小康目标、脱贫攻坚，这些目标是不是一个一个都实现了呢？

“十五五”规划仍然非常重要。改革开放的那一年，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4000亿元人民币。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天江苏最小的一个地级市的GDP也比这个规模大。那个时候人均GDP为176美金，明显低于朝鲜和撒哈拉南部国家，当时他们的人均GDP都是400多美金。换句话说，中国那个时候从人均角度来说是最贫穷的国家。那是我们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十五五”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十个五年计划。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把生产要素的能量解放出来。大家想想那个时候我国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是大陆的一半，现在只相当于大陆的4%多一点。我们目前处于“十四五”规划的收尾阶段，人均GDP为13400美金，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初步发达国家水准。李强总理在参加今年联合国大会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在以后的WTO和其他国际谈判中将不再谋求特殊待遇，也就是说，中国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谋求对发展中国家才会给予的特殊对待。

我2005年跟北汽福田去印度考察拖拉机市场时，印度比我们加入WTO早，我们中国是2001年才加入的。加入得早得到的保护待遇好，但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呢？印度拖拉机的技术比我们差十年左右，但价钱比我们贵两倍到三倍。所以如果印度没有WTO给它的保护措施，我们中国的拖拉机在印度市场上将很有竞争力。但印度还可以继续保护，过度的保护并不能让它有核心竞争力。2000年人民党第一次在印度执政时，总理瓦杰帕伊计划用4年时间建成印度第一条贯穿全国的高速公路——金钻高速。在中国，这样的工程可能三四年就能完成，但印度25年过去了还没全线建成。而同一时期起步的中国高速公路已经建设了19万公里，稳居全球第一。除了高速公路，我们在航天成就、高速铁路、工业产值与工业门类、外贸顺差、专利申请总量与科技领先领域占比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机器人生产，实现自动化生产。过去东莞很多台资企业里，电路板、半导体电路板的焊工岗位，每个工位只焊一个点。第一代生产机器人是操作型的三轴机器人，第二代是六轴机器人，能够应用算法模型操控。我从1995年第一次去参观德国奔驰生产线到2018年一共去了八次，见证了德国奔驰生产线从以手工为主到基本自动化全线生产的全过程。实际上现在最先进的机器人可以达到九轴，能够制作抓取柔软精细物体，干的活比通常的自然人还要精细得多。

但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超越的技术。我看过我们的芬太尼生产企业、新型太阳能技术、新化工材料实验室、在风洞里进行的高铁设计测试等等。我也看过我们的飞机智能战法实验室和军工装备技术。就像这次93阅兵现场看到的100坦克，具备超视距雷达、电力驱动、柔性装甲、低噪音行驶等特点，每一样都相当不简单。当可以做柔性装甲的碳纤维用在钓竿、电动汽车外壳、皮划艇材料上时，消费级应用让我们的技术更能进入拥有规模回报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中国发展寻求全球合作，但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交通航道。为了解决只依靠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脆弱性，中国有一个宏大的构想，即开辟北极航道。但是这个北极航道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破冰问题。如果我们要让一艘货船常规地通过北极航道，就意味着破冰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行为。维持北极那么大的常规航道，大概至少需要数千艘破冰船。原来破冰船是中国的弱项，但“十五五”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中国要补这个课。绵阳有风洞用于高铁测试，将来江苏南通制造了一个模拟的北极极寒条件空间，用于相关的装备和破冰船科研与生产。这些工作方式与科技研发方式本身就很独特先进，我们要实现技术革命就需要实现生产方式本身的革命。

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法媒有个说法有点意思——可以想一下15-20年前的法国，还觉得自己是个发达国家，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当年能够在双方讨论的很多重点领域法国技术领先，比如说法国的核电曾是很先进的。但是目前的技术领域，中国的某些领先优势非常突出。比如我们造新一代的钍基核电站，钍这个元素中国储量占优势，而且率先实现了技术突破。无论是它的能量释放方式还是反应堆升温可控性都大大改善，所以它不需要用海量的水去冷却，以后的核电站就不用建在海边，也不用排放冷却反应堆的核废水。现在已经在甘肃开始建设了，这个技术完全是领先的，而且适合为很多城市提供大规模的充足电力。

中国已连续14年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一。在最近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看到中国在这场新科技革命中不仅没有落后，反而实际上进入了第一梯队。然而，从事科技创新确实需要远见和定力，因为它往往不能立即带来利润或效益，且过程中难免会有试错和消耗。我于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母校的固体物理学科在学术上非常先进，拥有著名的冯端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超导实验室和超导技术便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在将技术转化为超导材料方面，我们当时并不领先。换句话说，那个时代我们在实验室里领先的技术，未能快速转化为应用技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学的研究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距离，实验技术向产业转化的机制也不够顺畅。

如果将美国、以色列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进行对比，差距曾经非常明显。我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2007年，我第二次访问以色列时，希伯来大学科技成果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大学每年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收入相当于1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美国东部所有著名大学——包括我们熟知的MIT、斯坦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的科技成果转让收入总和，大约才与希伯来大学一所学校的收入相当。事实上，当时MIT一所大学的成果转化金额，就已超过当时中国所有大学科技成果转让收入的总和。

不过，如今我们的一些大学，尤其是与军工、产业结合紧密的专业类院校，科技转化能力正在提升。在生物医药领域，2000年之前，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一类新药只有青蒿素，远远落后于印度和古巴。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仅上海浦东张江园区在研的国际一类新药就有约200个。

当然，我们深知当前面临的挑战：在科技革命浪潮中，如何确保在下一个五年的竞争中保持竞争力？这一挑战尤为突出。突出表现在哪里？以人工智能为例，当前最核心的竞争除了大家关注的算力芯片，还在于算法模型的先进程度——机器的智能水平本质上是由算法模型水平决定的。我们目前在算法上的总体水平仍然较弱。大家都知道，今年《自然》（Nature）杂志的年度科技人物将梁文锋（DeepSeek创始人）列为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但DeepSeek的大模型本质上是基于OpenAI的开源技术构建的。

因此，我将算法模型技术领域分为五层楼技术：第一层是基础算法，第二层是通用算法，第三层是精度较高的通用算法，第四层是垂直应用算法，第五层是行动型智能体算法。美国在基础算法和通用算法上拥有全面优势，而DeepSeek的优势主要在第三层，即在利用开源技术进行精度优化方面做得更好。它像是OpenAI这棵大树上长出的一枝优秀的枝叶。因此，它或许称不上“伟大”，但足够“优秀”。像我们这样主要从事垂直应用模型研发的，遇到的最尴尬境况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但当你真正启动研发三个月后，别人可能已经推出了你本想研发的产品。不搞研发，你必然落后；搞研发，又可能面临更惨烈的竞争。那么，到底要不要搞研发？

这正说明了为什么中央在“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决议中，用大量篇幅强调要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并将其作为未来投入、关注和鼓励的重中之重。这是未来工作的核心，是第一个关键维度。未来的世界将建立在新技术之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之上。因此，审视“十五五”规划，我们可以聚焦两个维度：更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和更有效的产业化。

材料技术也日新月异。但材料技术不仅关乎先进性，还涉及消费级应用的问题。我参观过包头九原的深原科创化工新材料“黑灯实验室”，以及邯郸钢铁新材料研究院。这些地方正在探索新型高效的研发形态——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研发，建立了时间和财务成本高度优化的新型研发机制，为技术应用和产业化带来了新的可能。电动汽车要提高安全性，需要探索何种新材料用于汽车外壳以增强韧性；茅台也在研究生物制造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优化酒的配方。AlphaFold的创始人曾两次表示，十年内所有疾病都可能被攻克。为什么呢？因为诊断疾病本质上是两个微观计算问题：一是计算蛋白质结构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病毒或细菌入侵后，其结构发生了何种改变以及改变的机制，这发生在超微观世界，是生物医药中“蛋白质结构分析”的重要板块；二是判断特定分子结构的药物能否附着在病变细胞上，以及附着后产生的是积极（positive）还是消极（negative）作用。如何实现有效附着并产生积极作用？这两方面的分析在微观世界代表着海量的可能性。以往的人工分析只能缓慢、偶然地发现其中少数可能，而人工智能计算方式能瞬间压缩这种计算量，快速找出有意义的结论。

基于同样原理，深原科创的“黑灯实验室”设有20个全机器人实验室，从文献检索、实验方案选择与实施，到筛选可行性材料，再到经济可行性认证，全部由机器人完成。传统实验室完成从小试、中试、大试到样品生产的全链条，可能需要一年半时间，而现在可能只需1/10的财务成本和1/12的时间成本。这意味着每月都可能推出新产品，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使化工新材料更容易成为新消费产品的选择。过去我们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甚微。而创新的科研方式可以直接解决这一问题。

2007年以前，全球专利技术申请总量的年增长率大约在3%—5%。从2007年开始，增速提升至15%—30%，到2010年，年增速达到70%以上。这是肉眼可见的科技革命，不只发生在一两个领域，而是所有领域；不只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技术革命如此迅猛，若不能将其转化为商业化和产业化，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技术本身成为最大的矛盾，因为我们投入巨大。对国家而言，持续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若不能实现产业化，就会成为大问题。我们的专利产业化率曾经达到25%，但现在可能已不到2%。另一方面，全球科技成果也正在酝酿不同于传统专利保护的开源形态，开源形成的生态聚集效应正在逐步取代依赖专门法律保护的传统机制。

但无论机制如何转变，科技创新都需要巨大投入。如果科技成果找不到广泛的需求场景，那么它就只存在投入周期，而没有收益周期。因此，无论是产业赋能、应用、生态构建、更新、升级还是培育——产业本质上是生意，不过是需要不断更新、并持续提升技术含量的生意。所以，培育有技术含量的新产业，我认为是“十五五”期间最重要的任务。从经济规划的角度，无论我们站在微观、中观还是产业层面，一切都应以结果为导向。无论付出多大努力、技术多么尖端，最终如果没有变成生意、没有产生收益，一切都是徒劳。

然而，过去15年，我们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从民间社会的视角看。2023年，中国民间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在改革开放的47年里，前40年民间投资一直是正增长，只有增幅高低的区别。但到了202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官方数据为-0.5%。这个-0.5%虽然看起来不大，却触目惊心，因为此前从未有过负增长。换句话说，从民间理性的角度看，大量民营企业感到“不知还有什么生意可做”。即使我们有那么多科技成果，他们也觉得这些成果“太高上”，与自身无关。此时，经济出现了“两张皮”现象：一边是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充满科技革命成果的经济形态；另一边则是以民间经营、民间投资、民间生意为特点的经济形态。两者之间形成了反差。实际上，去年民间投资的下降幅度达到了新高。

国家其实非常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全国人大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总书记与民营企业家座谈，各地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也纷纷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但大家仍然觉得找不到生意做，科技成果虽然不错，但不知与自身有何关联，如何能变成生意。

尽管我们一提到科技革命，总觉得科技必定是“高大上”的，但其实从赋能对象来看，科技可以是很普通的事，它要解决的问题不一定那么宏大。2010年开始，整个西方世界还有另一场革命未被我们充分重视。2010年被视为西方新消费产业革命元年。这场革命意味着什么？就是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去赋能和改变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因此，它也被称为“消费单品革命”——它改变的不仅是火箭、卫星、芯片，也可以是普通的牙膏、眼镜、饮料、围巾、眉笔。用最前沿的技术去改变一个普通物品，因此我也称这场革命为“T型革命”。“T”的一横代表众多新的科技成果，一竖则代表深入改变某个具体、不大的东西，让它变得不同寻常。这场革命的特点也是“垂直革命”，即专注做好一个产品，并持续做到最好。

德国过去从未被认为是化妆品强国。例如，中国游客通常会去法国购买美妆产品，其次去意大利，在亚洲则去日本或韩国。但在过去15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德国美妆行业实现了单品革命，在大约800个美妆单品中应用新技术，改变了每一个单品——口红、眉笔、粉饼……月月创新，每月不同。这些单品成为欧洲和西方年轻消费者的新宠。而比利时、瑞士、荷兰则是欧洲食品产业革命的领先国家，推动了许多食品的新变革。看起来我们的科技发展了，但中国饼干市场卖得最好的却是进口品牌，你能想象吗？以我个人为例，作为一个光头，最令我烦恼的是，买了那么多剃须刀，却没有一个国产刀片能剃好我的头。中国钢产量占全球总量超过50%，却没有一片优质的小钢片用来解决我的“光头问题”。全球刀片领域每年都有革命性品牌诞生，这些新品牌甚至影响了大品牌吉列。许多男士都用过吉列剃须刀，吉列自己在2017年也进行了一次革新，推出了一款新产品（今年你们可能在超市里买到叫“锋速”的系列）。前几天我在广州阿那亚，看到他们酒店使用的是Ora2的革命性牙膏，才深感阿那亚的用心。你会发现，当这些日常物品被新技术改变时，产业才真正离我们很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内大幅增加高质量消费品及其服务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大力振兴内需。消费品在国民经济中是什么概念？国民经济的所有品类大约有175万种。开店就得了解什么是品类，比如牛奶、原奶就是一类。所有品类产品约175万种，其中120万种是直接面向消费者（ToC）的；作为后台产品的部件、原料等（ToB）约有45万种；另外还有10多万个专用品类，包括军工、航天及许多专用设备。我举个例子，什么叫专用设备？我国研发了一种在深海进行养殖的新装备。我去青岛看过名为“阳光一号”的项目，那是一个直接在海上建造的巨型养殖平台，平台上有四五个不同的养殖池，饲养着不同的鱼类。现在我们还有更先进的深海养殖平台，可以直接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养殖深海鱼类。这些专用品类技术含量高，但规模和数量不足，产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所以像美国那样，要把军工复合体做到规模巨大，就需要在全世界煽动冲突，从而规模化销售武器。但我们与他们的路径不同。过去，国产碳纤维技术最初在绵阳的军工领域研发出来，成本极高，直到钓竿企业将其消费产业化后，成本才真正降下来。简而言之，就是要将各种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消费产业，我们称之为“新技术的消费级应用”。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企业主要从事加工制造。我们今天所有的所谓发达地区，无论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还是江苏，最初都是靠消费品起家的。也就是说，47年前，西方有一种认知：他们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价值环节，让我们这样的国家从事加工、低端环节。台湾学者将其总结为“微笑曲线的两端”。过去朱镕基总理出访时，经常跟外国人算账：“你们以为我们挣了钱，其实我们没挣多少，一件衬衫我们就挣几毛钱加工费，对吧？你们后来卖30美金，对吧？”恰恰是这种消费品加工，塑造了我国全产业门类的生产能力。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干苦活、累活，并且包揽了几乎所有这类工作，才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这个体系具备了不断升级扩展的能力。例如安踏这样的公司，起初主要是做鞋，最早是为国际品牌加工运动鞋。它创立于大约40年前，与改革开放几乎同龄，从加工运动鞋，到创立自己的运动鞋品牌，再到拓展运动品牌，进而发展多品类户外产品品牌。这些品牌持续受到材料技术、运动技术、健康技术、数字技术的赋能，贯穿于面料选择、产品设计、生产过程、物流管理、终端管理乃至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

传统电器与户外便携家电、白酒与奶茶、常规酒与包装鸡尾酒、茶叶与粉茶、西装与冲锋衣、传统零食与游戏零食、零售标准连锁店与精准品牌店……所谓的难与不难，似乎就在于如何在这些接近的行业之间做出选择。将相近的行业放在一起比较就能看出，这个时代不仅是技术进步，生活方式也在改变。试想，习惯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年轻一代，根本看不上那些老旧的消费品、店铺和样式，他们甚至不愿意走进那样的场所。

整个年轻消费者的生活形态和消费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大规模的消费场景应用——将各种新兴技术应用到消费场景中。我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元气森林将大量生物医药技术应用于饮料中。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研发药品并成功上市周期特别长，即使是做保健品，监管也相对严格，但做饮料则容易很多。中国有一个医药产业非常成功的地方叫泰州（就是最近其足球队赢得“苏超”冠军的那个地级市）。最近，上海的姜冬冬同志调任泰州市委书记。泰州的“药谷”做得很好，但我建议他：全球拥有医药技术的地方，如果将同样的技术用于做化妆品，可能卖5块钱；用于做食品，可能卖20块钱；而用于做药，可能只卖1块钱。或许食品业和美妆业才是泰州下一个大产业，这才是消费级技术应用的能量所在。

我们国家过去的15年，是科技成果取得大发展的15年，却也是中国消费产业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的15年。这恰好形成了一个历史反差：47年前，西方想走价值链高端，把消费产业的低端环节交给中国干；而过去的15年，我们很多地方却在搞消费产业的“腾笼换鸟”，追求价值链高端，把消费产业当作低端产业转移给越南或印尼。各地都要做科创中心，连普通地级市都非要搞光伏新能源、储能基地、电动车和汽车生产基地，最近又都要搞低空经济，大家都在追逐一个个看似“高大上”的技术产业。最近我考察了不少地方，看到一个普通地级市搞了13个高新技术产业，一年创造了1000亿的GDP。我说，人家河南漯河聚焦食品一个产业，也干了2000多亿呢。为什么？因为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把食品产业当回事，尽管我们的食品产业实际上并不落后，但很多沿海地区却将食品视为传统落后产业。结果，漯河的规上企业大部分来自福建、浙江等地——正是因为这些地方轻视食品产业，企业才外迁至此。其实食品科技与食品产业一点也不落后，也不简单，涵盖了食品研发、智能配方、智能设计、机器人生产到全供应链智能化。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轻视消费产业的时期，而这正是47年前西方人做过的事。在过去的15年间，西方恰恰在推动产业链回归，其中消费产业的回归尤为重要。实际上，消费品产业一点也不低级，一旦有高新技术赋能，它会变得非常强大。否则，即便拥有再厉害的新技术，若应用不充分，也可能只是一种好看不中用的资源浪费。

2005年时，中国还有多个省级和地市级区域将服装作为主导产业。到现在，几乎没有地级市，更少有省级区域再将服装业作为主导产业。而同期，美国人却致力于服装产业的革命。现在，美国服装产业通过熔注式面料、能精准抓取柔软物体的机械手、边缘计算辅助的缝纫机器人、多功能消费芯片植入等技术，重塑了整个行业。同时，美国正在成为包括新服饰、新眼镜、新刀片、新饮料、新汉堡、新牙膏、新美妆、新家居等产品的创新中心。美国的制造学院也正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将新设计、新实验、新样品的全过程整合，在都市写字楼里就能实现。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正在成为美国新消费革命品牌的集中地。东京、巴黎、法兰克福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出发，基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议，国家发改委后续在推动大规模场景应用。所谓“场景”，就是一个人在特定生活方式中，做某件具体事情时的呈现方式。比如一个人从17岁初恋，到失恋、再恋、结婚、出轨、离婚、再婚，再到学习与感情并行、生活与感情并行……在不同的场景里，需要不同的设备、材料和工艺。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戏，只是在不同的幕、不同的剧、不同的场景中，以不同的方式表演。你所有的表演都需要服装、道具和材料消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正使所有消费变得更加精致。举例来说，现在的零食界最近生意不错，涌现了许多新品牌。但零食本身也需要革命了。过去的零食传统上是把水果做成水果干，把肉做成肉干。但当很多人自驾游时，适合吃什么零食？现在很多小孩打游戏时，又适合吃什么零食？这些就是场景性零食，也可能就是革命性零食。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用计划模式去规定和完成一些任务，比如军工或航天。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将更多的科技成果供给市场化应用，供给新消费产业。我国95%以上的民营企业以消费品制造和消费服务行业为核心，它们正是当前各类科创成果的赋能对象。过去的15年间，西方已经推动约20%的消费品领域通过科技赋能发生了革命。而在中国，只有一些过去产业政策关注较少的领域，如潮玩、奶茶、宠物用品、户外、首饰、饮料等，产生了一些消费革命品牌。中国未来的五年，既要推动更多尚未发生革命的消费场景领域发生革命，也要在一些西方已经发生革命的领域推动“二次革命”。

在家电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便携式家电，还有小家电、小厨电。新一代年轻人不买房只租房，意味着他们的家居家电家装需求模式也会改变。微小型家电、智能化家电、家电家居与家庭用品的机器人化，这些都是有潜力的发展方向。盯住一个场景规模大的需求，进行单品研发、持续更新、不断升级，这种聚焦纵向的创新模式，可以改变当前企业横向扩张的模式，转变为多种技术的纵向探索应用方式。这些机会不一定是国家层面能直接看到的，或者说公务员们未必能洞察的潜能，而是企业家应该看到，并应在权衡取舍中投入的新方向与新做法。当我们在如此多的品类中，拥有大量的垂直产业创新者与单品革命家时，科学技术就找到了更丰富的应用空间，国民经济也将整体跃上新台阶。

围绕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品类、这样的产业理念，来规划我们未来的五年，我希望这种觉悟性的规划、产业型的规划、群体性的规划，能够影响甚至主导区域的公共规划。过去，大家往往是看国家规划怎么做，然后地方照葫芦画瓢做个缩小版；也有的地方请规划专家闭门造车，规划出来之时往往就是它脱离实际、无用武之地之时。所以，宏观的规划要建立在中观与微观规划的基础之上。配套企业要关心行业龙头的规划。一群企业主想不明白的事情，才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去整合梳理。也许大家以前从未为自己的企业或产业做过五年框架规划，那么这次“十五五”就不妨破例做一回。从狗粮到狗零食，从卖茶叶到新型茶饮茶食一体化产业，从经典白酒企业转型为新一代创新包装鸡尾酒企业……这个周期是一个选择的周期，也是一个为未来奠定新根基的周期。即使是一些已有规模的传统企业，也未尝不能用革命性的理念改造自己。安踏就是一个不断自我革命的企业典范。德国美妆行业的“德国世家”，也是一个有历史的美妆品牌，但它同样是德国美妆革命中的领军企业，是许多创新品牌的孵化者。就像我们家电领域的海尔、海信一样，它们都通过模式革新，为自己和更广泛的技术应用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

区域经济规划也一样，要充分考虑本地的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和可触及的企业资源。一些地级市、县区不能不顾条件一哄而上搞低空经济。有的地方可能适合发展新地板产业、宠物经济、新食品；有的地方则可能适合发展新厨电、新户外产业。

当然，经济形势依然是严峻的。未来五年也是一个周期转换的困难时刻，预计至少会有三年的自然低谷期，以及两三年的复苏爬坡期。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这是一个调整、探索和寻找确认创新方向的时期，也是我们从横向发展走向纵向创新的新时期，也是酝酿更多单品革命企业、微小领域大品牌企业的时期。

但从宏观经济角度，决策者不会任由市场规律随波逐流，而会积极作为。因此，未来这五年也将是财政积极作为的周期、国资扩张的周期、国债支撑的周期。我们会看到大政策、大资金、大项目，甚至因此形成大投资、大基金、大平台。这些“大作为”对于支撑整体经济度过这个周期、维护社会稳定、保持整体战略定力、掌控全球竞争态势，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作为也可能带来更高的成本，且未必全部成功。我们都期望这些作为能做好，但即使有些没做好，也将会成为真正推动改革的动力。在这个周期中，我们也会感受到，以往那种体制性投入对社会投资的拉动效应、对社会经济的扩散效应、对微观中观企业家的可感知度，可能都不会像过去那么高。

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来说，你就要考虑：是贴近体制，接受“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必要时接受某些安排；还是选择保持民营企业的自主性，面对更强的市场淘汰压力，在“一哄而上”之外做出另类选择？不同的路线会带来不同的机会和风险，这需要经济界各自去权衡和选择。

因此，宏观经济面的作为与中微观经济面的作为，将形成一种平行体系。从好的方面看，这是一种新的二元分工形态。站在新消费产业革命和民营经济的立场，基于市场需求进行的单品创新和垂直深耕，才是个体新价值模型成立的关键，这里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化探索。而站在经济大局的立场，大规模投入需要大规模平台和大规模国资操作，它可能为微观操作者提供有益甚至必要的发展环境，但从参与主体的感受而言，可能会体会到经济资源竞争中的更多不公平感。有人会试图寻找二元体系间的合作机会，也有人还要继续观望。民间投资的迟疑，正说明了其中存在的犹豫。

现实的体感不会骗人，但持续的发展正是来自在这样的夹缝感中寻找空间——发展要毫不动摇，即使有挑战也毫不动摇。

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是13400美元，处于初步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再通过十年、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大概是什么概念呢？人均GDP达到25,000~27,000美元。当然，到2050年时，我们将要进入人均GDP 40,000-50,000美元的区间，那就是高度发达国家的水平。宏观上我们已确定了这个前进目标，需要千方百计深化改革开放，审时度势不断找到前进的路径去实现它。所以，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到非常时期，决不能偏离这个中心。

站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经济和产业的周期越来越短。感到持续困难的企业或个人不要怨天尤人，或一味指望政策惠及自己。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很多企业已经到了自身发展周期的末尾，即使新的周期到来，许多企业也已不具备享受新周期红利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回答自己：如何成为有资格进入新周期的企业？如何能做出一款能立足于市场的产品？儒家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在单品革命时代，我们企业家可以加上一个“四不朽”：立品——你将用何技何术，立于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