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发现了。
这两年,送外卖的女骑手越来越多。
2022-2024年,仅仅美团一个平台,女性骑手数量从51.7万飙升至70.1万,35.6%的增速足足是行业整体(19.3%)的1.8倍。
以前10个外卖员里最多一个女生,现在每增加100个外卖员就有35个女生。
2025年,全国外卖骑手总数约1400万人,其中女性占比已高达24.3%。
不仅仅是外卖行业,网约车女司机也多得离谱。
滴滴的数据,2023年女司机才60万,2024年就超过105万,暴增了75%。
今年只多不少。
快递行业也差不多。2024年全国女性快递员数量已超过105万人,比2023年多45万人。
同样的,今年只会多不会更少。
……
按理来说,送外卖、送快递、跑滴滴,这类铁人三项的工作并不适合女性。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体力跟不上,大多数人宁愿当个服务员、进流水线计件,少赚点也不会来拼命。
但在现实面前,理论是可以失效的。
01相似而不相同
80年代,日本人集体做了一场美梦。
在那个梦里,消费是一种美德,攀比是一种高尚。
工资永远涨、股票永远涨、房价永远涨……永远不会失业。
彼时彼刻,每年都有几百家企业因“人手不足”倒闭。
每个大学生刚刚毕业,平均都会收到2.86份offer。
无论男女、不需要有经验,只要你来上班,一切都好说。
在到处缺人的就业环境中,大量日本女性步入职场成为白领,很容易就能实现经济独立。
但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泡沫骤裂,日本大量企业倒闭,存活下来的也不得不掀起裁员潮。
倒闭的不用说,所有职工都没了着落。
裁员的,裁谁呢?
不用说,肯定优先裁大量基层的女员工。
其一,女人有产假,是额外的负担;其二,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女人客观上不如男性;其三,女员工大多从事文员、客服之类的辅助岗位,很少处于核心技术岗的大动脉上。
招聘也是同理。
做企业不是搞慈善,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基层女性确实更容易被就业市场淘汰。
看下图,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滑,女性失业率从1990年的2.1%飙升至2002年的4.9%。
直到2013年安倍晋三鼓励女性就业后,才开始反转。
失去体面工作的女性劳动力,最终去哪了?
因为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是世界第三,相当富裕,所以大多数家庭即便遭遇失业危机,也有足够的积蓄去应对。
有家庭的,基本都回归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没家庭的,大部分则去打零工。
1990-2010年,临时工占女性就业者比例从20%增长至40%。
但打零工毕竟收入低且不稳定,导致相当一部分女性选择进入颜色行业快速变现。
仅小电影这个领域……
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1989-2010年,19-29岁注册女优的比例从约0.5%(每200人1名)激增至2%(每50人1名)。
很显然,此时此刻的中国居民,远远没有当时的日本人富有。
绝大多数家庭,一旦妻子失去工作,仅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很难养家糊口。
所以在面对相似的环境时,呈现出了很大反差。
首先,除了公司倒闭的,不同于日本女性因为性别差异被挤出市场,中国女性主要是被智能设备所淘汰。
据郑州某站点的统计:2024年新增女骑手中,42%是因为原单位倒闭,38%是因为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
大头是服务业,贡献了50.8%的女骑手。
餐厅扫码点餐干掉了23%的服务员岗位,超市自助收银让收银员需求下降31%,45.5%的清洁工、家政阿姨被扫地机器人淘汰……
其次是制造业的流水线。
19.8%的女骑手曾在工厂流水线上班,长三角某电子厂女工转骑手的比例在2024年达到17%。
因为工厂搬到东南亚后,她们既没学历又没技术,只能“用电动车代替流水线”。
更扎心的是教培、地产行业,2023年裁员中女性占比58%,35岁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业成功率不足20%。
而外卖行业“3天培训上岗”的低门槛几乎成了她们唯一的选择。
其次,我们不是大多数回归家庭主妇、少数打零工,而是反过来。
送外卖、送快递、跑滴滴,说白了,都属于是打零工。
根据社科院绘制的“骑手画像”:
女性骑手平均年龄37岁,85%已婚,96.6%已育,72.8%要养未成年孩子。
平均年龄还比男骑手大5岁!
她们的丈夫平均年龄应该接近40岁,早就过了35岁“那到坎”。
当家里的支柱面临降薪、裁员的困境时,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亲,不得不用电动车轮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
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02现实的难题
腾讯网的调研,超六成女骑手月收入不足5000元,单价5元以下的订单占比高达44.38%,而男性骑手同类低价单占比仅29.7%。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单单是因为年龄大、体力不够,更重要的是因为要接送孩子,只能承接家附近的订单。
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本身就是“伪命题”,对于不富裕的家庭更是如此。
还是社科院的数据,85%的已婚女骑手需承担70%以上的家务劳动,这意味着她们要在“接单-送娃-做饭”的循环中连轴转。
72%女骑手选择兼职,每天工作6小时:早7点送孩子上学,8点开始接单,下午4点停工接娃,晚上8点再跑2小时夜宵单。
从行业角度看,这种兼职属性确实满足了市场的“潮汐式需求”,完美匹配“早高峰早餐、午高峰餐饮、夜高峰夜宵”的订单曲线。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适配性。
2025年美团午间11-13点订单中,女骑手承接占比达31%,比男性骑手高出8%;晚8-10点的母婴用品、药品等应急订单中,女骑手接单量增速达47%。
但她们虽然匹配了行业需求,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
如果说体力透支是明伤,那权益缺失就是“暗疾”。
主要是算法牢笼下的安全危机。
尽管外卖平台宣称取消超时扣款,但新的“积分制”仍在变相施压:跑1000单仅允许3单超时,超时未投诉才免责的规则,迫使骑手继续与时间赛跑。
女骑手因体力劣势,闯红灯、逆行等危险行为发生率虽低于男性,却面临更隐蔽的风险。
夜间配送时,女性遭遇骚扰、抢劫的概率是男性的2-3倍,平均年龄37岁的女骑手的工伤率比29岁的男骑手高19%,其中37%的事故发生在接娃前的“赶工时段”。
为了准时接孩子,她们往往压缩送餐间隙的休息时间,反应速度下降导致碰撞风险飙升。
而冒着这些风险,作为众包骑手,92%的女骑手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参保率不足15%。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意外,她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工伤赔偿。
更残酷的是年龄上的限制。
平均年龄37岁,意味着她们的职业寿命只有短短8年。
对于45岁以上的超龄骑手,平台一般要么强制清退,要么要求转岗至后勤。
2025年的数据是,45岁以上女骑手转岗后勤后,平均月收入跌至2900元,导致该群体年流失率高达76%。
针对这种情况,部分地区已经在做出努力。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于2025年10月落地。
明确要求平台“算法设计需考虑女性生理特点”,倒逼美团、饿了么紧急调整规则:超时积分制对孕期骑手放宽至“1000单允许8单超时”,部分城市试点“生理期弹性考勤”,允许每月申请3天“无责少接单”。
这种做法看上去不错,但其实在降低女骑手作为劳动力的价值。
兼职骑手的流动性,本来就是全职骑手的2.1倍。
据某平台的数据,女骑手平均在职时长仅8.3个月,比男性短3.7个月。
这种“快进快出”迫使平台每月花在新人培训上的成本增加2300万元,相当于单均成本上升0.15元。
女骑手的培训成本本身就比男骑手高,现在还要专门为她们提供优待……
还是那句话,企业不是做慈善的。
肯定没人会反对这样的设计,但愿意雇佣女骑手的平台,也必然会减少。
当蛋糕越来越不够分的时候,基层女性会更容易被就业市场淘汰,即便你只是想送个外卖。
03尾声
当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每4个骑手中就有1位女性,当滴滴女司机一年增长75%,大众看到的绝对不是“职业性别边界模糊”的浪漫叙事,而是2亿灵活就业者中43%女性的生存策略。
这不是“选出来的路”,而是“挤出来的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