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大哲学硕士,35岁决定去荒原远征
创始人
2025-10-22 2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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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人来说,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突破自己,都绝非易事。一个曾在优绩主义中胜出的女性,独自完成了一场对自我的远征。


在两年间一次次城市与荒野的往返中,依蔓获得了属于她的“解放时刻”——没有人需要你成为什么,你的焦虑、成就、痛苦与欢欣,对天地而言都微不足道。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让她真正获得了解放。在巨大的未知里,她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遇见了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


穿过上海徐家汇附近的老小区,步梯六楼的尽头,是依蔓短租的家。三年前,也是秋天,她像逃离一般离开上海,北上的飞机最终降落在内蒙古海拉尔。在此之前,她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七年,其中近一半的时光,也租住在这附近。


依蔓曾喜欢上海,后来却只想逃离。她曾是最擅长应试的那类孩子——后来发现,这不仅塑造了她,也深深伤害了她。


从2022到2024年间,她不断离开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蒙古的森林、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等地,与牧民一同寻找马群,漫步荒野,完成了一场关于“我是谁”的追问,而这也是一个“好学生”如何重建内心秩序的故事。这些都被记录在她的作品《荒野寻马》里。


《荒野寻马》


依蔓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浪/后浪文学,2025-6


穿过狭长的回形楼梯,在一扇防盗门背后,我见到了依蔓。她赤着脚,轻快地迎到门口,像一只小鹿。脸颊上有在蒙古高原晒出的晒斑——这是两年的草原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了印记。


“光脚可以吗?坐地上可以吗?”依蔓自然地盘腿坐下,斜靠在床边。即便只是短租几个月,她还是专门购置了一块地毯。草原加深了她原本就喜欢席地而坐的习惯。


依蔓把膝盖藏进长裙,不断调整姿势,试图让身体处在最舒服的状态。屋里没有开灯,她的声音在灰蒙蒙的午后响起。谈话从她的新书开始,近五个小时里,讲述了一个80后省城女孩如何从期待中挣脱,“找自己”的故事。这些叙述里,充满觉察与冲撞,带着一种切身的实感。


(图/受访者提供)


她是在优绩主义规则中一度胜出的女性,1987年出生,从南宁考到北京,进入国内顶尖学府。


卧室墙上,挂着一幅长长的空白挂历,上面是漂亮的手写体,待办事项从上到下有序排列。“(完成)这些很轻松,是八月的。”她说。她曾经习惯了列满to do list,计划、完成、解决。但那种过高的自我要求,似乎并未换来更多的爱与尊重,反而带来长时间的紧绷与疲惫。


她似乎也别无他法。人生前三十五年,依蔓活得像一张被反复誊抄的答卷,字迹工整,答案标准。


父母早年离婚,她从省会到北京,再到上海;从人大哲学系,再到体制内——必须精准答好每一道题,才足够让人放心。“可能像我这样成长起来的小孩,很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期待和标准。”


直到35岁那年,那根始终紧绷的皮筋,终于断了。她长时间与惊恐症缠斗。母亲不知道她怎么了。


2022年秋天,依蔓把所有to do list都扔在了城市。她辞去工作,退掉租住多年的房子,瞒着家人,独自前往一个遥远的内蒙村庄,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秋天与一个冬天。


那不是一次职务写作,会待多久,能带回什么,一切变得不可确定。这对习惯列满待办事项的她来说,是最先面对的挑战。可她还是出发了,带着一种直觉,一种模糊的、想要冲破什么的冲动。


(图/受访者提供)


好不容易开到住处,发现老板之前答应的事没有兑现。那是野马节的前两天,我觉得完蛋了,还能不能去成?


恐惧,自责,很多情绪混杂在一起。回到房间里,我崩溃大哭,唯一的念头是回家,不想去什么野马节了。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你可以不去,不要觉得这是失败。


这个声音不是第一次出现。荒野旅行这两年,我的内心生长出来一个“姐姐人格”,这是她的声音最大的一次。


在过去,面对这种退缩,我无法原谅自己,甚至不允许自己崩溃。


我算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做题家”,出生在南宁,一路考到北京,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七年哲学。我很会考试,能快速掌握应试需要什么,并给出解法,因为系统的要求和标准都很明确。今年备考雅思,我一个月就考过了七分。


六七岁的时候,我父母离了婚。我妈忙于工作,外婆照顾我。上学的事,我就自己管自己。


(图/受访者提供)


眼见着父母打来打去,家里的大人告诉我,你妈妈很不容易,她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母亲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形的期待——做好了,她就会开心。这种期待非常隐蔽,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出现,但它塑造了我的思维和成长方式:我要更好。


所以我不断去实现那些期待,觉得只有那样,自己的存在才确定,才有意义,才能得到关注和爱。


小时候,班里选班长,大家投票选了别人,我当场哇哇大哭。现在想想很脆弱,很幼稚。但当时我会想: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了吗?那感觉像被抛弃了,他们不要我了。


但这些,我不会跟我妈说。我从小生病都看不出来。有几次高烧到40摄氏度才被老师发现。我能忍,一直忍,甚至不觉得自己在忍。我认为自己就应该学习,即使生病也该上学,我就不该生病。如果病到不能上学,那就是我的问题。我不跟家人或老师说“我不舒服,想休息”,从来没有。但小时候,你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在上海工作过七年,做编辑、写稿、带项目。成年之后,那些期待从家人到了工作中。


我不在乎周末,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只有工作,to do list永远做不完,对每件事的标准都很高。为了改一篇稿子,我会通宵,根本没有“今晚休息,明早再改”这个选项。那时团队里很多急事都会交给我。我擅长处理突发事件,而且能处理得不错。我好像成了那个“托底的人”。很累,但每当事情处理得不错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自己挺重要、挺厉害的,我为自己骄傲。


同事和老板也会说,这事你可以放一放,但我听不进去。有段时间,我家墙上贴着“放轻松”之类的提醒。我想着:好,那我来学习放松。


我还花很长时间学习生气,就是学习第一时间跟别人说,“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在旅途里,我也慢慢练习。比如在飞机上,旁边的乘客老在抖腿。我说,能不要抖了吗?听上去还是很弱对吧?这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我会觉得,表达愤怒、不喜欢甚至拒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自己就不被喜欢了?那么,事事都说好,那一定是安全的。


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你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在西班牙,独自面对恐惧,内心的“姐姐人格”——一个更有力量的我,容纳了我的怯懦。那天,我决定先睡一觉。后来的经历很神奇。第二天醒来,情绪平复了。我想,再试一试,再开一段路看看。


(图/受访者提供)


导航带我走上了一条非常安静的小路,没有吓人的大车,风景非常美。我一边开一边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路?既安全又漂亮,好像特意为我选的。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工作去上海,一直在城市流转,拥有的都是城市的生活经验。为数不多和乡野有关的经历,是去乡下姨妈家过暑假。在来到恩和之前,我并没有真正踏入过荒原,甚至没有徒步、登山的经验。我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秩序,一直活在城市的框架里。


当时的上海对我而言,就像一张天罗地网。这不是城市本身的问题,城市是中立的。它承载了我从小到大被赋予的所有规则与秩序,那些困住我的东西,最终以城市的形态出现。


(图/受访者提供)


当时我想,那就去一个看起来和它毫无关系的地方。


我瞒着家里人,辞了职,又算了一笔账,打算花两三万块,买下几个月不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会待多久,就按照最冷的情况做准备。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该穿什么,我不知道,就把能带的都带上。行李箱里,衣服占了不少空间,但我仍然把电脑塞了进去。


刚到恩和,我跟心理咨询师说,很焦虑,不知道前路会遇见什么。


实际上,出发前,在草原待多久,去哪些目的地,能不能带回什么,我全无计划——如此的不确定,在工作里,我绝对不允许出现。怎么会不确定呢?问题怎么会没有解决方案呢?我是习惯把to do list列满的人。


在这种焦虑里,我看到了恩和的秋天。十月,马被放回草原,当地人去找马,我也跟着一起去。然后雪来了,还是去找马。


(图/受访者提供)


但那几个月里,我并没有因为没做什么事,感到“好难受”或者“今天又浪费了”。在那里,日子似乎更加充实,牧民从早忙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这匹马出了状况,那里要修围栏,哪匹马又跑了……


后来,为了寻找查坦部落,我再次离开城市,来到充满野性的蒙古的草原。我看到了关于“好”的标准的更多可能。


我的向导生活在村里,自己盖了房子,做旅游生意。他也在乌兰巴托工作过,但不喜欢。他选择回到草原,和家人在一起。他的太太在法国生活工作多年,现在在线上教法语,也选择和他一起在村庄生活。他的父亲,跟森林、跟查坦人很近,经常会骑马回去看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骑马,在自然里面生活,是最舒服、最好的。


我作为在城市长大的人,曾经对“好”的标准很狭隘。可像向导一样的人,当他们真正接触过城市,看过城市“好”的标准,比如要挣更多钱,要往上爬——对比起他们从小所感受到的自由,那种“好”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烈了。


(图/受访者提供)


当年进入人大哲学系时,第一节课,老师说:忘记你们所有学过的叫作哲学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哲学不教很实际的东西,而是在探讨不同的问题,提供的是一种解法,没有标准答案。


在大理,我从一位音乐人那里得到一面萨满鼓。敲到这面鼓时很神奇。老师拿过去敲,他一边敲,我一边哭,好像我认识这面鼓一样。当时我问老师要怎么学,他说:不需要学,你每天就跟它待在一起,想敲的时候,就跟它玩就可以了。这话让我震惊,因为以前任何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从恩和回到上海后,我经常在晚上敲这面鼓,慢慢地好像真的知道怎么跟它玩了。后来,老师来上海,我去见他,在现场玩鼓。他对我说:你敲得很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但跟它玩得很开心。老师说:对了,就应该这样,听凭自己的感觉。


去到恩和,去查坦部落,遇见萨满鼓,很多事情似乎都在告诉我,不必那么确定,可以没有规则。


(图/受访者提供)


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写报告,处理很多行政事务,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工具,无足轻重。你是小张、小李,什么都行,反正有人干活就可以。


在家人眼里,那份工作稳定,体面。可我当时心里隐约有种冲动,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模糊地觉得,好像不该是这样。


我29岁那年,从现实眼光看,正是成家立业,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好时机。多数人都会这么选,但我不愿意。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离开北京。


家里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单位,还放弃北京户口?那一年,我妈不跟我说话。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发消息也没人回。


我好像亲手撕掉了她“完美女儿”的幻梦——不要这份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在她看来,这或许也是她作为母亲的失败。


实际上,从恩和回到上海之后,我一开始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自由。一回到城市,身体会不自觉地紧绷。那种紧张,来自于那些仍未消散的期待与框架。两三个月里,我状态很糟,我时常崩溃,反复问自己:怎么会这样?甚至怀疑自己去恩和的意义。


当时面临的现实是,之前给自己设定的经费已经用完,接下来的一年要怎么过?在南宁买的房子,妈妈和外公住在那里,每月我要还四千多的房贷;如果继续在上海生活,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我借住在朋友家里,不得不一边找工作,一边思考是否要在这座城市继续待下去。


(图/受访者提供)


我投出无数简历,什么都投,编辑、媒体、公关,所有可能与内容相关的岗位都试过,还找人改简历,托朋友内推,可只收到一个回应——来自一位人大的校友。那段时间,我每天刷新招聘软件,最后主动找上门的全是保险公司。


但在自然中,这些都消失了。在那个环境里,你感受不到注视,也感受不到期待——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自己。在自然里,没有人关心你变成什么样,甚至你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事实上,在那段短暂而挫败的求职经历之后,我获得了项目制的工作机会。我不再追求某种稳定的状态和关系,因为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关于草原、关于马,我还没看完。


我开始学着相信自己的感觉,甚至是直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都很疏离——压力大时,我察觉不到;身体不舒服,我可以忽视,甚至觉得它“不正常”。我不相信自己累,也不相信这些感受。如今,我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具身体。


优绩主义对我的影响仍然持续,而且它的痕迹一定会一直存在。但我开始清楚,去识别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放掉一些部分。


今年七月,我去了北极,想走一些跟海洋有关的地方,海边或者海岛。再走一走,再写一写,一切还是与自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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