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带小朋友看了易中天编剧、监制的《三国的星空》，应该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主要讲曹操与袁绍，以官渡之战收尾。影片结尾的彩蛋显示，下一部应该是讲“赤壁”。

电视时代，易中天的“品三国”听众和读者不少，提出了一些在史学界可能不算新颖，但在不太了解三国史的人而言比较新奇的观点。《三国的星空》也有一些体现。

国漫近些年越做越好，志怪传说做些改动，往往无伤大雅。但历史国漫，需要谨慎。历史国漫，拍成电影的不多，成功的更少。《长安三万里》口碑很好，画面好、声乐好，最重要的是，剧本好。

历史国漫，要么尊重历史，要么干脆不要历史，就去架空。日本有搞架空历史剧的传统，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剧、动漫多如牛毛，甚至魔改到全员女性（《一骑当千》）。中国大陆观众可能把日漫当消遣，但如果本土拍出来的历史动漫经不起推敲，就一定会不买账。

《三国的星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该剧令观众最意外之处，在于汉献帝刘协与曹操的关系看起来过于密切。而这种过于密切则源于该剧“演义”了衣带诏事件，即汉献帝向曹操承认曾向董承下衣带诏，但献帝自述下诏诛曹的前提是曹操有谋逆企图，只是董承故意把这个前提“裁剪掉”，变成了不加条件的“奉衣带诏讨贼”，因而造成了汉献帝与曹操之间的误会。在剧中，这个误会后来解开，汉献帝与曹操恢复成挚交，献帝甚至出现在官渡之战的曹营，亲自出面阻却袁绍一方的进攻。

这就涉及到衣带诏事件的来龙去脉。本文接下来会引用《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和《华阳国志》这四部主要的三国史料作一些分析。

衣带诏事件是一桩历史悬案。之所以悬，是因为究竟汉献帝是否下过衣带诏，是不明确的。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云：“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

《后汉书·董卓列传》云：“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

《资治通鉴·汉纪》云：“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云：“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三国志》此下有辞字受帝衣带中密诏，当杀公。”

这就是关于衣带诏事件的最主要史料记载。可以发现，《三国志》、《资治通鉴》和《华阳国志》都表明，是董承自己讲（辞、称）获得了衣带诏，而不是确证汉献帝真的下了衣带诏。只有《后汉书》是从汉献帝视角表明“乃密诏董承”。如果按照《后汉书》的说法，那汉献帝确实下过衣带诏，但如果按另三部史书的说法，衣带诏可能是献帝所下，也有可能是董承伪造的。

正因为三部史书都没有像《后汉书》那样明确提及衣带诏是真实存在的，才疑窦丛生。支持汉献帝并未下过衣带诏的观点在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比如，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在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之前，且陈寿本就出身蜀汉，都只敢讲董承辞（自称）受衣带诏，且与范晔同属南朝宋时代的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时，引注大量历史文献，包括《献帝起居注》、《献帝纪》等，都没有任何确证献帝衣带诏真实存在的文字，这就导致本就“尊汉拥刘贬曹”、全书立意都是蜀汉正统的《后汉书》的描述实在存疑，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到了北宋，司马光根本无视《后汉书》的叙述，甚至连“辞受”都不用，索性直言董承“称受”衣带诏了。

换言之，认为汉献帝并未下过衣带诏的观点似乎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如果汉献帝真未下过衣带诏，不也就说明汉献帝当时可能并未想诛曹吗？所以衣带诏难道不会是董承的一个阴谋吗？

历史的另一个细节是，曹操据兖州后，毛玠进言：“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并获曹操认可。时长安乱，献帝东迁返洛阳，“太祖（即曹操）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可见，曹操第一次迎奉汉献帝就受到了董承阻拦，二人心生芥蒂才是正常的。

由此也可以推之，衣带诏是董承阴谋的观点是说得过去的。

但即便衣带诏可能是阴谋，汉献帝就与曹操可能成为影片中的“密友”吗？

《三国的星空》以衣带诏悬案切入看似一个好的戏剧性开端，但问题在于，要过于美化曹操，尤其要描绘汉献帝与曹操成为彼此依赖的战友，则十分困难。

我们还是要回到史料来分析。

《三国志》仅有曹操诛董承之事，并无诛其女董贵人之事。但《后汉书·皇后纪第十下》却有记载，云：“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资治通鉴》基本原文复述以上内容。董贵人虽有献帝子嗣身孕亦被诛，可谓凄惨。依《三国志》，诛董承是在建安五年，则诛董承女，亦在此期间。

即便以对《后汉书》最不信任的态度去揣测，认为既然《三国志》没有诛董贵人的内容，则有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诛董贵人之事，但即便如此，无论《三国志》、《后汉书》还是《资治通鉴》都的的确确有曹操废黜并诛汉献帝伏皇后的史实。

《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云：“董承之诛，伏后与父完书，言司空杀董承，帝方为报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乎！’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这是在讲建安五年曹操诛董承后，献帝之伏皇后写信给其父伏完，言及献帝报怨曹操杀董承。在建安十九年，此事被曹操发现，曹操即令华歆擒伏后，废后并杀伏氏族人数百。伏后乃琅邪世家，与献帝虽是政治联姻，但二人历经李傕、郭汜之乱，颠沛流离，相互扶持的感情是有的。

上述关于伏后信件的记载，足以证明汉献帝在建安五年曹操诛董承之后就相当不满，但只能隐忍。而官渡之战正是发生在诛董承同一年的八月。所以，怎么可能出现《三国的星空》中那种汉献帝与曹操成为“亲密战友”的可能呢？

如果《三国的星空》是想拍一部架空的历史，那这种架空的设计似乎除了要强行洗白曹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关键这个系列剧后面该如何编呢？难道是曹操后来“变坏了”，与汉献帝分道扬镳？这样的“创作”有什么意义呢？

曹操比之刘备、孙权，从史实上看确实存在诸多暴行，这些暴行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家、军阀去比较的。最让曹操在道德口碑上无法翻身的，就是屠城徐州。正是这一系列史有所载的无争议的暴行，才让所有史家对曹操的道德评价都不会高，这也就成为后世将曹操“白脸”化并称其为“奸雄”的基本评价来源。

站在后世视角，曹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兴军屯、采九品官人法，为北方恢复生机贡献甚巨。但后世史家也一定要纷纷执笔“揭露”曹操的暴行，这恐怕不只是儒史笔法，也是一种“人民史观”，借古喻今，以为镜鉴，以史笔约束历朝历代的当权者。

文明的塑造与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华夏文明的风骨就是经由不同时代的史观去形成的。不同时代的史家给当世的权力提供“镜鉴”，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约束权力的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对老百姓而言并无任何益处。

基于历史的动漫和影视作品，并非要诉诸“民族主义”或塑造完美的强人政客才能收获好的口碑和票房。对史料缝隙的合理推测，对历史人物的“以小见大”，都不失为创作的方向。《三国演义》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文学作品，正是在于它既符合了历史的方向，同时又满足了不同时代各阶层所持有的诸多共同价值观。

强行洗白曹操既与史实严重不符，又抹去了对历史人物残暴行为的批评，也就抹杀了各时代史家最辛苦的努力，现实则是，观众不满意，市场不买账。

后续创作者，宜戒之慎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