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者坚持经验研究与理论构建并重，既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定量数据来深描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重要变迁和主要议题，又努力基于中国经验凝练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点。

第一，坚持经验为本。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始终坚持从实求知的优良传统，展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进而触及和探究了丰富的研究议题。近些年不仅在产权、企业、产业、市场、消费和劳动等长期耕耘的传统领域有新进展，而且积极开拓对平台经济、金融市场、企业跨国经营等新兴领域的调查研究。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特色政商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住房制度变迁和居民财富积累机制、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产权变迁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新态势等议题都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中观层面上，涌现出很多以地区、行业或组织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比如，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机制及其影响、单位制企业改制和破产过程中的产权重构、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基础、银行业的变迁和网络借贷行业的治理演变、劳动力体制的区域差异等。在微观层面上，研究者不仅注重对行动者各种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观念、意义体系、合法性基础的揭示，而且对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竞争、角力、协商等互动和博弈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注重理论导向。中国学者们立足本土经验对西方理论开展反思性的对话，展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中，学者们强调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协同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性社会文化的作用。在研究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和单位制企业产权变迁中，学者们提出“关系产权”“追索权”“身份产权”“产权体制”等概念来理解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和重构实践。还有学者提出“巢状市场”的理论来概括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之间联结的供需匹配类型。有些学者分别从“社会建构论”和“技术红利共享”角度解释分享经济的兴起。有学者提出“双重结构”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还有一些学者从行为和互动分析角度推动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比如，“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偏好改变的动态模型等。

第三，探寻底层逻辑。中国社会学界愈发主动地从自身的历史、制度、文化等源流来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底层逻辑。国家、家庭和关系这三种“元制度”及其相互关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议题中所强调。比如，在产权的界定和重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分析了农民与地方政府、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且探究了不同行动者争取权益的多重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在乡村产业发展研究中，学者们既关注到政府自上而下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作用，也揭示了乡土社会和个体家庭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以及内外有别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对经济交易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学者们不仅考察了人际关系网络在供需匹配和市场交易结构塑造中的作用，也分析了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在消费研究中，家庭代际关系、关系运作、政府的基础设施供给等因素都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展望未来，对于经济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界同仁仍需努力。首先，要进一步重视理论构建的累积性和系统性。当前学界的理论研究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碎片化、为经验套理论、以概念代替理论等倾向，缺乏对学科基础性概念的界定、辨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间的逻辑关联，结果导致理论构建的累积性和系统性不强。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学一直重视对国家、家庭、关系、伦理、文化、制度等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但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仅是用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的工具，实际上它们本身也是需要进一步被分析的对象，需要构建更基础的概念来分析它们。其次，要进一步推动基于行为和互动分析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结构—制度”分析取向的拥趸要多于行为分析取向者，研究者们更喜欢直接用关系、结构、文化、权力、制度等概念来解释经济现象。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理论有其知识盲区，对宏观现象的解释缺乏微观行为基础，看不到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博弈结构对宏观结果的影响。虽然在经济社会学的行为分析中，确实有必要引入行动者内隐的认知观念和伦理规范，但也要警惕陷入过度社会化的泥潭，即过于强调行动伦理和认知观念的影响而忽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对有一般性意义的基础理论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只强调特殊性而忽视共同性，也非自说自话停止对话交流。如果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制度上的比较和理论上的交流，就无法搞清楚自我与他者的异同。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理论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找到更基础的分类标准和分析性概念，把不同类型的结构、制度和观念置于统一的架构下来定位和理解。

（作者李国武 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