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位旅行生活方式的头部自媒体人，姐们学播音主持出身。十多年前，因为受不了体制内的束缚，又生性爱玩，她从电视台裸辞。四处游历时，她琢磨着找份能光明正大“旅游”的事业，没想到竟意外踩中了短视频的时代风口。

对电视台主持人来说，搞短视频简直是降维打击。加上前些年企业营销预算充足，自媒体正处流量红利期，没多久她就组建了自己的拍摄团队。凭借稳定输出的优质内容，她靠口碑不断获得新合作，渐渐拥有了稳定的客户和业务。

口罩前她生意不要太好，法国波尔多就去了十几回，每回出场费8到10万打底，商务舱往返；这两年媒体一片低迷，她的变现能力依旧能打：团队里的专职摄影师，月薪平均能拿到5万；就连兼职摄影师，在她这月收入也有2万～3万。 

这样的收入，让绝大多数“媒体老师”自愧不如。事实上，收入反映的只是一种结果，当机构媒体被自媒体全方位超越，年轻和中年媒体人该何去何从？

傲慢：正在消失的媒体光环

传统媒体人的傲慢，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既傲且慢，除了媒体大厂title之外，更深层的根源，在于曾经牢牢掌握的媒介话语权。

从解决户口到社交体面、头顶光环登堂入室，光鲜亮丽的媒体人曾是被外界仰视的对象。像我当年毕业就进了国家通讯社，一到两会采访的都是省长副省长，明星大腕企业家进了大会堂都得夹着尾巴走。

可现在呢？除了少数政务新闻口的记者保留有类似“特权”，绝大多数的媒体在发行量和观看量、资讯报道和议题设置、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功能上，都早已被自媒体取而代之。

固然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仍在，但当身处其中的媒体人发现：第一现场不是你的，选题方向不是你的，公众讨论平台不是你所在的，阅读观看量还要倚仗外部平台流量池推送的时候——那份傲慢，从何而来？

开头提到的那位旅游博主，一年有300天在路上，被各种政府、平台和企业邀请做拍摄。她自己既是老板、又是IP、还是商务BD——有商单就直接内容变现，没费用就做原创探访或植入其他品牌，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个人IP团队化运作。

她能根据不同的合作体量，灵活安排相应的版面和调整客户权益，再按比例给合作的摄影师和后期团队分成。因为收入和项目直接挂钩，团队积极性特别高——遇到时效性强的商片，当天拍摄，当晚就能剪辑出片。

对比之下，我感觉自己弱爆了，这并非关乎个人能力，而是路线选择问题。对于大多数主流媒体从业者而言，在面对行业资源和团队利益分配时，往往无权做出任何决定。

据我所知，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连出国出差都不能自己决定，甚至护照都由单位统一保管，走一次境外差旅审批恨不得找8个领导盖章；有时出于维护资源的目的，多做的内容产出，反而可能成为领导和其他部门“弹劾”自己的把柄。

一个项目做完，对于团队里辛苦参与的伙伴，也没有权限及时兑现相应的奖励和支持——只因为一切资源都不是你的，是平台赋予的。

在传统媒体时间久了，眼瞅着同样垂类的自媒体风生水起，自己却佛性本空事不关己，还要给团队洗脑——我们不是自媒体，不是什么都做。这倒真应了沈腾小品里那句“多做多错，不做不错”。

营收：割据模式，留不住客户

早早看清媒体畸形生态的人，已经跳出来单干了。之前我在《为什么媒体干不过自媒体》这篇里也谈过机构媒体的被动与低效，很大程度上是由变现分配模式决定的。

在主流媒体，因为某种通行规范或管理标准，采编和商务是严格分开的，做内容的采编人员不碰钱，跑客户的销售不碰内容。

曾经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制度性规定是保证媒体客观公正的必要前提，但如今很难不怀疑：机构对这种规定的坚持，是不是出于上层对人力可替代性的考量——毕竟在大厂和机构里，人人都是一颗可替换的螺丝钉。

这种模式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采编人员在KPI设置上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对商业化内容不上心，甚至排斥；二是广告销售经常过度承诺客户，可实际执行中，因为不掌握内容制作发布权限，承诺往往难以兑现。

自媒体时代已经让这两种情况悄悄弥合。营收下滑的生存压力，迫使采编人员不得不重视内容变现；而销售为了“舔”客户，争取面谈机会，也开始尝试开账号做自媒体。

可船大难调头，传统媒体早已形成路径依赖。自媒体抢走了不少业务，而采编经营分开的拧巴模式，导致内容交付的效率和质量低下，进一步加速了客户流失。

现在的客户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尤其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更追求营销转化；但机构媒体的广告形式单一，甚至连带货链接都无法植入，动辄上百万的营销报价，让企业转头就把预算投给了更接地气的自媒体。

自媒体博主虽没有大厂光环加持，却在自媒体平台“人人皆可发声”的新生态里，掌握了新的话语权。再加上可通过内容付费、品牌植入、电商带货、销售分成、咨询服务等实现多元化变现，不仅能拿到比肩机构媒体的资源，更赚到了在机构媒体永远赚不到的钱。

转型：找到自己的“闭环”

多年前，西方学界就有观点认为：主流媒体的衰落不可避免。那时正值电视的巅峰，门户的崛起，几乎没有人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不看电视不开电脑上网，而是全民低头盯着手机屏幕里的小哥哥、小姐姐。

今年早些时候，我去新加坡《联合早报》总部参观访问，得知这家在华语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传媒，面对自媒体冲击，也在依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营。因为“一个国家总需要客观公正的声音。”

话虽如此，媒体人再有理想，不可能“为爱发电”一辈子。传统媒体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在经济上普遍难以维持，得到的一点公关费对比庞大的机构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

那么，对有志于新闻传媒业或已踏上这条船的普通人而言，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该如何选择？

是忍受清贫和限制，挤去靠政府拨款的传统媒体上一个班；还是去平台做牛马，等待35+被边缘、被优化？看起来好绝望对不对？

我在前两篇文章里有探讨过新闻传媒类文科生的出路问题，今天我建议大家从“国企改革”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一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背景是国企面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民企外资竞争加剧，更核心的是国家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曾经垄断话语权的传统媒体，不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垄断了棉花资源的纺织厂、垄断技术渠道资源的家电厂吗？

既然这种傲慢且畸形的生态一经打破就很难回头，媒体从业者必须做好市场化的准备，学会为自己做战略规划，创造自己的生态闭环。

对年轻人来说，刚入职场资源有限，去机构媒体学习专业技能、积累资源依然很有必要；当人到中年，成为大厂中高层后更应当警惕，不能满足于沦为“上传下达”的听命者，要随时保持一种离开单位也能单干的能力与勇气。

最后我想说，人都有惰性，只要头上的大厂光环一天不消散，就很难面对孤军奋战的艰辛、承受长夜痛哭的压力。

上班打工只是为生活兜底的权宜之计，人生的终局，从来不会被打卡机和四面摄像头所围困——你当像楚门冲破虚拟叙事的束缚，你当像鸟儿飞过你的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Mulan看世界，作者：Mulan往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