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与老子的话题，本来就兼具“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与“形而下”的现实意义。这个时代，说实话，“形而上”的思考太重要了。“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该只沦为器物般的功用，更要追寻“道”的根本。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若失却了它的形而上，失却了它的国家、情思、风俗、道德，或是让这些变得无用，那是一件“很怪”的事。可我们如今，似已见怪不怪。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个体，若没了人文价值、终极信念的支撑、维系与调节，行为只会陷入无序——起哄、赶潮、浮躁，全都蜂拥而来。

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行为的根据何在？何谓“天人之际”？何谓“性命之原”？没有神圣感、敬畏感与虔诚感，没有根源意识与终极托付，真的可行吗？

“天”“道”“理”“命”“心”“性”“仁”“诚”“良知”——这些范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升华到自觉境界时，才凝练出的“形而上”境界。对人类而言，这世界从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集合，而是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中国传统思想里的天人合一、悟行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正是指引我们的明灯。这世界不只是我的“对象”，我本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有时我总在想，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与老子，还能帮我们走出当下的困境吗？他们当年的思想，还能唤醒我们的内心吗？人生在世，仔细想想，我们对生命的困惑，真的变过吗？穷则思变、居安思危、功成思退，这些忠告，真的变过吗？

大多数人的一生，似乎都在围着“贫、穷、困”这几个字打转。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我们的生命现象。中国儒释道文化，本质都是生命的学问，其特殊智慧，全落在“人生的方向”上。

我们面对所有问题的立场，似乎都该基于生命的立场：向外，回应生生不息的大宇宙；向内，培养自强向善的小宇宙；向下，离不了物质基础；向上，能提升到高尚的价值理想。这里洋溢的生命活力，没有内外上下的界限，全是以德性的生命，呼应着宇宙的生命倾向。

少了这些思考的时代，必然多困境。人生之困，无外乎物质与精神的困境、困顿。贫困多是物质上的，穷困多是精神上的，其实我们每个阶段，都可能遇上。

贫与富相对，穷则和人生道路、事业相关——无财之谓贫，无志之谓穷。困与囚，又是对生命而言：生命成长受了阻碍，失却了自我掌控，没了自我，迷了自我。

贫常与贱相连，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之交”；穷常与达相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恰和儒家“成己成人、达己达人”对应：独善其身是向内求，提升自身境界，修身多从习性入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唯有独善其身，突破生命困顿，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内圣外王”的生命境界。

困住我们人生的到底是什么？是欲望，是习性，是习气，是边界，是情绪，是认知，是境界。

如今我们的社会，物质到了极大丰富的时代，却突然发现心空了——除了物质金钱，好像再难找到能带来满足感、幸福感的东西，很多人都在追求“飞起来的快感”。商业界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只要站在风口，连猪都能吹起来。”

看看这些年，确实有不少所谓的“风口”，也真吹起来不少“肥猪”，可现在再看，还剩多少猪在飞？古人常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只有龙在风口上，才能一跃飞天，给人间带来光明、吉祥。要是一头猪飞起来，哪怕飞得再高，也会像猪八戒那样摔回人间，弄不好还会砸伤不少良民。

这世界要走出困境，有句话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与世界格格不入，我与你息息相通。”孔子也有类似的话：“君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流动的边界上，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边界。

边界对我们太重要了——行为的边界、语言的边界、思想的边界，都要我们认真记取。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真诚地向孔子、老子借智慧，才能突破困境、找回自我，牢牢握住生命的控制权。

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乾坤两道，背后是阴阳二象赋予的乾坤精神。何谓乾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坤道？《坤卦·象辞》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与厚德，也正是中国人的天命精神、天命内涵与天命承载。所以孔子才留下“知天命，尽人事”的人生定律。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成象为乾，故成乾卦；观地成象为坤，故成坤卦。观天观地的中华文明，本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文明。

所谓“象”，就是人在实践中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图景。乾卦赋予的文明理念是自强不息，坤卦赋予的是厚德载物——华夏文明的乾坤两道，是天地格局承载的规范所得。乾为阳，是显现、是现实、是实践、是生生；坤为阴，是隐藏、是思维、是理念、是承载。

实践在外，思想在内。在文明的显现与实践中，孔子代表的儒家，承的是“自强不息”的刚健之道；老子代表的道家，载的是“厚德载物”的向善之道。老子的“向善”，孔子称其为“厚德”，老子自己则解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地精神，就是寓变化于不变之中。天地变化，即为常道。我们看世界变化的眼光，本就不同：佛家见无常，儒家见生生，道家见自然。

儒家主张“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讲克己复礼、忠孝节义、忠君孝悌，求君仁民顺、天下太平；道家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讲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虚极静笃，求自然而然、无为而为。

孔子与老子，都从“人生在世”的角度，揭出了中国哲学的两条基本路径，也共同给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生命智慧。“兼善”与“独善”的“善善互补”，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孔子思想的精髓，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修身，主中庸之道；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主“道法自然”，倡自然之道。

仁，是统治者凭自己的善良施政，会主动帮百姓脱困，行社会福利，护百姓免于灾难与掠夺；

道，是宇宙的发展规律，不随统治者的心意改变，得道的统治者，会依国家社会的发展趋势、百姓的意愿定政策。

所以“为学日益”，是积累知识；“为道日损”，是除去知识、主观概念，回归事物本质。

我们生活里的很多概念，都会影响判断——这些观念来自我们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同样一件东西，在中国、在印度、在美国，看法都不同。所以我们判断事物时，要去掉这些文化、主观意识的影响，回到事情本身。

自然界里的事物，都按宇宙的“道”运行——鲜花与泥土有区别吗？本没什么分别，动物眼里也一样。可人类学了知识后，就觉得鲜花高贵、泥土污浊。其实鲜花与泥土，是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

老子真的反对知识吗？不是，他反对的是伪知。有了伪知，就有了分别心；有了分别心，万事万物就离了自己的“道”，脱离了“道法自然”的轨道。这一点，孔子的看法也一样。

《论语》一万五千多字里，有五百八十多个“不”字；《道德经》五千余字里，也有二百三十多个“不”字。《论语》的“不”，是告诉人别违背礼——正因君子志于道，才要守礼；老子的“不”，是盼人别违背自然——这自然，就是“道”。

老子不愿谈“仁义”，是因为“仁义”的观念一出现，不仁不义、假仁假义就该来了——谁都想当“道德”的代言人。所以《老子》开篇才用心良苦地提醒：“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坚持谈仁义、守礼仪，是因为他觉得现实已是“礼崩乐坏”，正该有人站出来弘道。

古代中国，哲学和中国人的生活离得很近。人只要受教育，首先就是用哲学启蒙。儿童入学，先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读本。

就连小时候读的《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本就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从这就能看出，中国人的生活，本就处在一个哲学场景里。

从孔子与老子的天地格局、天地精神、乾坤思维、阴阳思维里，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这些特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行为，也塑造了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思维模式。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含蓄表达、以简驭繁、方圆并用、阴阳平衡。

中国人言行里的含蓄表达，有点像中国人爱吃的饺子和西方人爱吃的披萨——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以简驭繁的文化里，我们更注重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维，正是如此。

方圆并用的文化，也能从东西方的吃饭工具里看明白：中国人的筷子是方圆并用，方是规矩，圆是变通，背后也是天地文化的“日用而不知”；西方人更喜欢刀叉，有时吃顿牛排要用上大大小小好几副，这也是东西方饮食文化的重要区别。

阴阳平衡的文化，在日常生活里总表现得滴水不漏——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生生不息之谓德”。阴阳之辨、大小之辨、无有之辨，总在不断调整与变化中，就像那句有禅意的话：“小人物往往死在大事上，大人物往往死在小事上。”

其实道的本质，就是“阴、阳、合”。在宇宙中，时间为阴，空间为阳，时空合一为合；在人类社会中，农耕文化为阴，科学文化为阳，农耕与科学的合一为合。也就是说，阴阳合一之谓道。发现宇宙中的阴与阳，发现人类社会中的阴与阳，是认识宇宙、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

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常有两个困难：一是语言障碍，二是中国哲学特殊的表达方式。

关于语言障碍，冯友兰先生曾说：“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经典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比起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富于暗示的特点，有些很难通过翻译传其真切内涵。只读译文，就丢了它的暗示，也丢了很多玄妙的东西。

一种翻译，终究只是一种解释——像《老子》《论语》，史上有过很多注本、译本，每个注者、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尽如人意。无论译本多好，都是一种解释，都难近原本的内涵，都比原本贫乏。从这意义上说，读原典，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关于表达方式，刚开始读中国哲学的人，第一个印象大概是：这些言论、文章都很短，好像没什么联系。打开《论语》是这样，打开《道德经》也是这样，每句话都很短。习惯了精密推理、详细论证的我们，要明白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会茫然——这时难免怀疑：这是哲学吗？

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研究哲学从不是职业。古时读书人，人人都要学哲学，学哲学的目的，是让人作为“人”能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中国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从这一点说，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成长背景不一样。

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哪个更适合如今的中国？我们常说哲学分两种：出世的哲学和入世的哲学。入世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与事务，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是不愿讲超道德价值。

很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这话难说是全对，也难说是全错。表面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都或直接或间接谈政治、谈道德。

中国哲学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从表面看，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是生命哲学，是入世的。可这只是表面话——其实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样描述中国哲学，才是它的根本特征。中国哲学既是最理想主义的，又是最现实主义的；既实用，又不肤浅。

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在中国哲学里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合命题——这是中国哲学一直想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它所表现的人格特征，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说的是个人修养，“外王”说的是社会功用。从这意义上说，中国文化都是围着这个展开的。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体制，本以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说的霸道，近老子思想；王道，近孔子思想——两者结合，才更适用于中国。有时候，对照着理解老子与孔子，似乎更有意思：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孔子则说“无可而无不可”；孔子推崇“仁、义、礼、智”，老子也把“慈、俭、让、朴”当宝贝。

从某种意义上说，入世的孔子是出世的——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里，早已出神入化；出世的老子也是入世的——若不是心念苍生，他遁迹江湖前，又何必良苦用心留下五千言？

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爱”——人间大爱。孔子的爱，是“仁者爱人”“亲亲孝悌”的可见可感；老子的爱，是无声无息、如天地般“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大慈大悲。

《论语》提“吾道一以贯之”，《道德经》也有“一以贯之”——而老子的“道”，恰恰也是人道：“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把“慈”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和孔子恰恰构成了影响千年的“仁慈”之道。

如今我们仰望星空上的两位智者，“祭如在”的最好方式，该是把他们当真挚的朋友——人生遇困时，或许有两个朋友能帮我们找回完整的自己：一边听孔子说仁，一边听老子讲慈。他们虽志不同，却道相合；虽殊途，却同归。

历史上，几乎每一位古代士人心里，都一边藏着儒家，一边藏着道家——发达时是儒家，落寞时就成了道家。苏东坡如此，白居易也如此。用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的话说就是：“儒道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我们这个文明根本的‘此世’性格。”

我们常遇到一个尴尬问题：孔子与老子到底谁的境界高？这尴尬，源于认知不足，始于无知。要知道，认知事理的不同，造就了人性方向的不同；事理、习性、习气，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习惯；习惯又改变着我们的性格，性格又决定着我们命运方向的不同。所以人生的吉凶、善恶、祸福，都由“我”而生。

何谓事理？就是世事情理、人事物情理，要知事、明理。人是生灵，事是事件，物是导向，情是心绪，理是原由——由这五者，习气、习性才开始生发。

何谓习气、习性？就是性情习惯与行为习惯，是遇事后的“惯性与环境”：一是主观的，是反应行为与思维主见；二是客观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孔子代表的儒家，第一切入角度讲人，再讲我，最后讲天；老子代表的道家，第一切入角度讲天，再讲人，最后讲我。所以儒家是本体唯物主义，先讲人的需求，再反求诸己，效法于天（为了治世）；道家则讲同一、平衡、和合，先讲天地规律、万物平衡，再带入社会家国中的人，最后才是自己的“私”。

儒家的“唯物”，首先讲人的行为。儒家说的“我”，是反求诸己的“己”，这“己”更多是唯物的自身。儒家讲“人之需”——人之为人，离不开衣食住行利、权财名色欲，更离不开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的实际行动与行为。

而这些行为背后呈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象”——因为第一切入角度是“人”，所以“事由己造，必由己报”。你不报，影响到的就是客观现实。故《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知止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