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 “小镇”，很多人会联想到慢节奏的安逸生活，却忽略了藏在这份 “安逸” 下的挣扎。

在东北一座五线小城，几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经历着人生的 “闯关时刻”：他们曾在沪漂的地下室里仰望过霓虹，也在小镇的公考考场外徘徊，更在失业、降薪、生活重压下迷茫过。有人在零工与考公间反复挣扎，有人从中产跌落却不敢停下脚步。

大伟在失业与考公中反复碰壁，最终决定再闯大城市；张昭放弃专业当起幼儿园老师，开网店遇挫后仍在招聘信息里寻找机会；田贝在保险公司深耕十二年，却因裁员从稳定中层陷入焦虑。

但困境从不是他们的终点，在看似狭窄的天地里，这些小镇青年正用自己的方式，一边与现实较劲，一边悄悄为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

就业之路 

2013 年，大伟专科毕业后，曾纠结过，要么去南方闯荡，要么回老家安居。面对一无学历，二无技术，三无家庭支撑的窘境，大伟最终决定回到东北老家。

回到小城，没有人脉关系，当地企业又少，大伟一时间找工作陷入了困境，想另寻出路。

这时，公考这根救命稻草，摆在了他面前。而在上大学期间，大伟完全没考虑过参加公考，更遑论相关知识积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第一次公考，结果可想而知。

小镇中央街道（作者供图）

俯瞰小镇（作者供图）

大伟开始花费心力去找工作，一年后，市里招商引资来一家大型公司，两轮面试后，他成功考上助理工程师的岗位。一开始他觉得颇有荣光，因为小镇上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并不多。直到试用期过后，他开始和生产线员工一起倒夜班。

每次夜班的后半夜，困意袭来的时候，大伟还要努力睁开迷离的眼睛，坚持着打起精神。在熟悉了公司内部环境之后，他开始寻找能睡觉的地方，工具房里、设备舱里——所有不易被发现的地方。

睡觉的时候，大伟都随身带着对讲机，有时候，他刚刚睡着就会被对讲机叫醒，只要听到对讲机里传来呼叫，他就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步冲到生产一线。在一个个夜班里，大伟入职时的满足感一点一点消失殆尽。

大伟上夜班（受访者供图）

两年后，公司破产解散。从此，他开始在失业与“零工”之间反复横跳，在锅炉厂做技术员，在职业培训学校修电脑，在超市当送货员……无一例外，这些工作都是没有社保，义务加班，工资不高。

遭遇“零工”的频繁打击后，大伟更加坚定了公考的决心，他开启了边打零工边考公的“双工模式”。有几次考试，他笔试通过，入围面试，却在面试环节屡屡受挫。

2022 年的夏天，大伟又报考了市里的事业单位，这是他最后一次公考，走出考场那一刻，他对自己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的，心里想的是，“哥们这次稳了”。半个月后，他胆战心惊地登录查分网站，看到了自己的分数和排名，分数 82 分，排名第 9 名。

他没料到的是，退役人员，三支一扶人员等报考人群，有 3 分～10 分不等的加分政策。如此一来，虽然大伟的笔试分不算低，但是也没有意义了，这种降维打击，让他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往年公考查成绩时，对大伟的心理冲击非常大，但在以前，毕竟心里还能有个念想，可以不断安慰自己，“没关系，我还有机会。”而这次，那希望的火苗彻底熄灭了，大伟已经站在 35 岁的人生岔路口了。

曾经的面试准考证（受访者供图）

似乎命中注定端不上体制内的“铁饭碗”，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伟，不断地在心里反问自己，“我该何去何从？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迷茫的眼神里，也有对确定未来的向往。

小镇里，像大伟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只是众多年轻人的一个缩影。

他们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脉关系，更没有殷实的家境，想在这狭小有限的空间里求安稳，但最后却如同一条条被困在泥潭里的鱼，越拼命挣扎，越无法自拔。

大伟曾经的同事张昭，与大伟有着相同的困境。只是，在上一个公司解散后，张昭没有放弃，而是选择在小镇继续“兼”容下去。

2011 年，张昭大专毕业后，曾在南方的一家公司工作。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拥挤到让人无法呼吸的地铁，漫无尽头的加班和夜班……刚毕业的意气风发遭遇了现实的灰头土脸，工作也就剩一地鸡毛了。

一团团解不开的乱麻，迫使张昭狼狈逃回了黑龙江，并在哈尔滨找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薪资 3000 元，没有五险一金。

坚持了一年后，张昭换到了另一家公司。在入职面谈时，双方约定的薪资是 6000 元，但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薪资变成了 5000 元，工作不好找，他只能先忍下这口气，又是一年后，他辞职回到了家乡双鸭山的一家公司。

张昭是和大伟同时入职的，而仅仅两年后，公司就解散了，他成了无业游民。小镇里的企业本就屈指可数，唯一和他专业对口的公司，现在也黄了。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放弃工作多年积累的专业技术，去一家幼儿园当了一名体适能老师，这份工作相对简单，不需要什么专业技术，接受简单的培训后，他就上岗了。

张昭在幼儿园教体智能课（受访者供图）

工作简单，薪资自然就不会太高，对张昭来说，这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只半年后，他就辞去了这份工作。

2017 年，张昭和妻子商量过后，决定开个网店，卖本地的特产，最初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运营，从采购，店铺布置，客户服务，到打包发货，两个人得心应手，每月收入 7000 多元，这个水平在小镇里生存不是问题。

张昭原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继续下去，但疫情让网店生意几乎陷入停滞。妻子还算幸运，考上了技师学院的临时工，而他一时间没了方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张昭的网店（受访者供图）

在小镇里，一份稳定的工作永远都是年轻人梦想的终点，只是通向终点的幽微之路，远非寥寥数语所能道尽的变数与崎岖。

田贝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中层，在公司工作了十二年，从一个小员工升到了办公室主任。每年他的收入大概有 15 万左右，这相比于其他行业，要强太多，这个收入水平，在小镇里就是神仙般的存在。

然而，最近三年，受疫情和市场大环境的双重冲击，保险行业业绩整体下滑。虽说公司位列世界 500 强，但是也没有经受住市场寒冬的影响，公司为了降本增效，从总公司到各分公司，再到各个中心支公司，同时开始大规模的裁员。

总公司要求在三年内，各个分公司要根据外勤人数精简内勤人员，以适应市场变化，即便他已经位列中层，也没有免裁金牌。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瞬间让田贝茫然无措。

生活之殇 

小镇最大的挑战从来都不是生存，而是是否能找到自己的坐标，过上平顺体面的生活。只是，小镇里的工作很难能够成为一个“定海神针”，让年轻人理顺自己的生活。

对小镇的年轻人来说，爱情是一个让人难过的词，它和工作直接关联。

相亲时，相亲对象问大伟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有稳定工作吗？”当对方听到大伟的答案后，都会沉默不语，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大伟连续几次相亲失败，都是因为他没有一份“稳定”工作。他从女孩们那知道了什么才算“稳定”工作，更领悟到只有拿到这个万能“护身符”，才能在小镇里过上四平八稳的安定生活，岁月静好。

除了体制内，小镇那些待遇稍好一些的工作机会，也早已被那些有“关系”的人内定。

被包围在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里，大伟只能接受被边缘化的事实，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小镇的社会时钟的步伐。

在这四面楚歌的生活里，大伟每次出门，都怕遇到认识的人，更怕别人发起“夺命三连问”——你在哪工作啊？结婚了吗？在哪买的房子？小镇，本身就是个熟人社会，八卦别人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听到大伟的回答后，大多数人都是“哦”一声后，就不再有下文了，那种尊严碎了一地，却又无法反抗的无力感，让人愈发崩溃。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到底经历过多少次这种“诛心”般的审问。

渐渐地，就像鸵鸟遇到危险，会把头埋到沙子里一样，大伟开始习惯性地把自己隐藏起来，尽量不出门，但是这也躲不开亲戚朋友们的好奇心。

大伟曾经听到过亲戚们和父母打听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是隐晦地回答，“他啊，就在市里的一个小公司上班。”

张昭的生活，同样陷入了兵荒马乱。网店生意不景气，收入锐减，每个月勉强能挣 3000 元。这明晃晃的现实在眼前一下子摊开，让他猝不及防，车子要不要卖掉？养老保险要不要继续缴纳？孩子的兴趣班要不要停掉？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妻子在技师学院上班，囿于只是个临时工，每个月只有 2600 元。结婚时父母帮忙买的房子，只有 60 多平，张昭一直想着换个大点的房子，似乎也遥遥无期。

他试图通过逃避现实来麻痹自己，不仅捡起了已经戒掉多年的烟，而且开始无脑一般地每天狂刷短视频，大脑似乎处于混沌状态，只是，短暂的麻醉过后，内心的焦虑，不但没有丝毫的缓解，反而愈发迷惘空虚，甚至开始失眠。

和大伟和张昭相比，田贝的工作一直都很稳定，稳定到他从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可能会失业，更没想到，自己会从中产直线跌落。

十二年前，田贝结束了五年的沪漂生活，回到了小镇，正巧赶上保险公司招聘办公室行政人员，他击败了众多竞争者，成功入职。

那个时候，保险行业处于大步向前，不断扩张的阶段，虽然田贝不在前线，没有前线人员那样的待遇，但是，后援人员年底的奖金，也相当可观，最少也会有 5 万块，最多的时候能达到 10 万。

自从开始有裁员的风声时，办公区往日轻松祥和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噤若寒蝉，没有人再敢准时准点下班，即便手头没有工作，同事们也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仿佛那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突然间掉在自己头上。

其实暂时留下来的人，也未必就是幸运的。因为不但年底的奖金大幅缩水，从原来以万为单位发放，改为以千为单位发放，而且每月的薪资也缩水了。

田贝结婚的时候，家里帮衬着付首付买了一套 126 平米的房子，自己还贷款，后来他自己买了两辆车，他和妻子各开一辆。

田贝待出售的房子（受访者供图）

前几年，田贝的收入支撑房贷和车贷不是什么大问题，从公司开始裁员起，房贷和车贷的压力陡增，他看着银行卡的余额不断地萎缩，心里开始发慌。

所以，田贝和妻子商量，把家里的大房子卖掉，换个小一点的房子，同时，车也准备处理掉一个，减轻点经济压力，生活开支上也日渐收紧。

在开源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先节流了。

不幸的是，受房地产市场萧条影响，即使他降价卖房，也仅仅是有几个人打电话进行咨询而已，田贝的换房计划被迫搁浅了。

归宿之所 

注定了出路和机遇比大城市更加狭窄，而人情世故却比大城市更加复杂，小镇隐性的“卷”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藩篱，困住了这些年轻人。

有人想尽办法，拼尽全力去适应它，也有人为了摆脱它，开始另谋出路。

大伟在家里闭门思考了一周，最后决定出去闯一闯，与其在这个小镇里当条咸鱼，永远都翻不了身，还不如去大城市试一试。

大伟联系了以前的老领导，老领导在上一个公司解散后，去了深圳，现在在深圳一个公司做技术副总，听说大伟的处境后，老领导让大伟去公司做产线技术工程师。

酷夏已过，初秋的凉意裹着辛酸，大伟坐上了离家的火车，火车启动那一刻，看着小镇渐行渐远的一草一木，想起父母日渐佝偻的身影，伤感涌进了眼睛。

但是，小镇太小了，小到无法安放大伟那自卑不安的情绪，更是小到关上自己的家门就到了小镇的尽头。

毕业十余年了，大伟身边的年轻人，有考公上岸的，有家里给安排工作的，有在家里的支持下，自主创业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步入了正轨，而自己依旧是个“三无人员”。

大伟和所有的朋友都断绝了联系，大伟怕他们问“你在哪工作呢？”

“无业游民”这四个字，他实难出口。

现在，大伟终于能松口气了，他时不时地会在内心里提醒自己，“我也是有工作的人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不被自卑的情绪所压抑，才能昂首挺胸。大伟开始慢慢地与现实进行着和解，但是生活却容不得大伟停下前进的脚步。

大伟也成了众多的深漂一员，而对于以后的打算，大伟说，“不知道，先挣点钱再说吧。”

去与留的取舍之间，是对小镇现实的妥协，更是对现实与未来的权衡，他们只能在两难之间挣扎、沉沦，最后一声叹息。

田贝收到了今年的裁员名单，他很庆幸自己不在名单上。田贝看着办公区里一片片被空下来的工位，心里阵阵的悲凉和失落。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十二年了，在他心里，公司就是事业的归宿。

而现在，公司里只剩下200多人了，而内勤还剩下26人，根据公司规定，到明年年底，内勤要裁员到15人，田贝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那十五分之一。

他能知道的是，就像著名体育解说员，刘建宏老师点评中国足球队那样，“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种迷茫，这种困顿，这种对未知的恐慌，让田贝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盼望裁员早日结束，又不希望结束。裁员早日结束，他也能早一天解脱，不用在等待中煎熬，而裁员不结束，总还有一丝希望。

“我一直都是一个安于满足现状的人，回头想想这些年，我的工作岗位专业性有限，更没有在工作之余努力挖掘自身天赋，一直待在“舒适圈”里，温水煮青蛙一般，最后就失去了挣扎的能力。”田贝说。

2023 年夏，市里将要成立金融行业协会时，田贝曾四处打听了一下协会的岗位和薪资情况，试图托人联系协会的负责人，想通过关系免试获得办公室岗位，结果失败了。

几番考虑过后，他决定不参加入围考试了，一是他没有把握能考得上，二是如果被现单位知道他参加了考试，恐怕下一轮被裁人员非他莫属了，他不敢赌。“先等等明年的裁员结果吧，起码目前工作还算体面。”田贝说。

稳定和体面都是小镇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词语，只是太多人的期望最后都成了奢望。

小镇的招聘信息（受访者供图）

因为，这个小镇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大多数只是诸如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销售员之类的。而在人们普遍印象里，这些岗位似乎并不稳定，更没有多少体面可言。

现在，张昭每天都要浏览一遍小镇的招聘信息，希望能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是，适合谈何容易。而远走他乡，对于一个即将 40 岁的中年人，有家有业，上有老下有小，更不切实际。

对于未来，他只能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走一步看一步吧。”

小镇的夜依旧安静。

他们或许还没找到最终的答案，或许仍要在现实里继续跋涉，但那些挣扎过的痕迹、主动改变的尝试，早已让他们不再是 “困在泥潭里的鱼”。就像小镇街头慢慢亮起的路灯，只要愿意往前挪一步，总能看见新的光亮。而这一个个努力生长的身影，也正在悄悄改写着小镇青年的未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像素，作者：风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