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生餐的强制安排,私下偷偷带饭进校园,是许多上海家长的现实选择。与不好吃的校餐周旋,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
几位上海家长与学生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校园餐的地下战争
清晨六点的上海静安区,天光未亮,李豆厨房里的灯就亮起来。
她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把煮好的咖喱牛肉盛进保温杯,拧紧,再迅速放进儿子的餐包———那个原来用来放汤碗的位置。初二的孩子就读的这所中学不允许带饭,她不能明目张胆。
几乎同一时刻,上海闵行区的赵南也在偷偷给孩子备餐。她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冻得结实的保温杯,再拆开新鲜的纸盒牛奶倒入杯中。
这是赵南总结的小窍门:保温杯在前一夜被冻透后,牛奶能在数小时内维持低温,夏天高温下也不容易变臭。更重要的是,牛奶装在保温杯里,“别人不知道喝的是什么”。
午餐时间,在黄浦区一所高中的教室里,高一学生钱小熙也有自己的加餐方式。学校的饭菜难以下咽,但不得不吃。她和周围关系好的同学会来回走动,互相分享自己偷偷带来的零食,比如辣条。曾有男生带泡面来泡,老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一的底线是“别把包装袋乱扔”。
2024年冬天,上海家长李晨逸也开始每天早上给儿子张宇准备午餐:一份蛋炒饭加点蔬菜,或者烧点荤菜,盛到保温杯里。
张宇在静安区一所初中读书。“地下行动”有时也会被攻破。一个半月后,张宇的一个同学在教室里吃可乐鸡翅,“吃得太张扬”,被老师发现。几个“带饭党”被同学举报后,遭遇一顿训斥。母亲李晨逸的行动也就此终止。
私自带饭,被上海的大多数中小学明令禁止——除非有医院的特殊证明。2025年初,李豆听儿子说,班上一个同学声称自己有肠胃炎,学校的菜实在吃不下,申请要自带一个菜。儿子后来又补充道:这位得到豁免的同学,依然要交每顿17元的餐费。
图丨上海某中学供应给高三学生的午餐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带饭攻防战”,战线遍布无数个家庭的厨房和学生的书包夹层。自集中供餐制在上海各大中小学推广以来,一些学校陆续颁布禁止学生自带饭食饮料进校园的规定。但面对口味不佳,甚至存在质量问题的饭菜,在多种正面反馈形式无果后,家长们最终采取的行为是偷偷带饭。
9月初,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之争,意外引发了公众对校园餐质量的广泛声讨。紧接着的9月15日,上海多所学校家长反映孩子午餐中的虾仁炒蛋发臭,学校紧急撤菜。供应方绿捷实业回应称“有学校反映虾仁里有细沙”,但否认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资料显示,此次涉事的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后续发展为上海市中小学生最大的营养餐供应企业,2024年已覆盖全市16个区的500多所学校,日供餐超50万份,每份供餐价格在13~17元/份不等。
这家最大的校园营养餐供应公司的塌房,点燃了集体情绪。不少学生和家长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共同记忆。自10年代起,许多中小学生吃起供应商供给的午餐:每天中午,班级门口会送来一个箱子,里面装着统一的饭食。孩子们在下课后排队领取,再回到座位上用餐。
关于问题午餐的记忆也逐渐涌现。今年初二的上海学生张宇记得,从自己2016年上一年级起,吃校园午餐几乎就像是一场“探险”:小学,他吃过几乎全是淀粉的炸肉丸,里面的肉只有指甲盖大;中学,他遭遇了5厘米厚的披萨、咬一口整块肉就掉下去的合成鸡腿、面目模糊的“鱼排”。
不洁之物也时常出现:蚊子,头发。张宇记忆犹新的,是六年级时的“绿豆汤事件”:他说班上四十多人,有三十几人腹泻发烧。
关于校园午餐的地下战争,持续多年后曝光在公众面前。这些年来,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好,私下带饭在上海的家长圈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沉默的螺旋
赵南第一次发现学校的饭菜有问题,是在女儿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
她的女儿在上海闵行区一所小学读三年级。那几天,女儿总是一放学就跟赵南喊饿。走在路上,女儿总是等不到回家,就先要冲进包子铺,买个包子垫垫肚子。
孩子平时并不挑食。在询问后,她悄悄告诉妈妈,学校的肉尝起来“有怪味”。但为了应付老师“必须吃掉一半才能倒掉”的规定,她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生存技巧”:把餐盘里的米饭压实,或者把肉块咬碎藏进饭里。这样从视觉上,饭菜就能变少一半。
赵南心里一紧。家里平时就很注重女儿食物的品质。多数时候,能吃牛肉就不会吃猪肉。赵南的丈夫会去会员制商店一次采购一大盒牛排,她再按每餐的量分装,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提前半天解冻。她自己买面包,也只挑选“日日鲜”,就是图个干净新鲜。
9月中旬,赵南再次从女儿那里得知学校饭菜的细节:中午吃了汉堡坯、鸡排、洋葱圈,看起来都是预制菜。
图丨上海浦东某学校的午餐
“上海经济这么发达,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不该让他们这么吃。”赵南感觉晴天霹雳。
李豆则在更早之前就听儿子反映过学校的饭菜问题。2021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告诉她,自己基本不碰学校的午餐了,“实在饿得不行才会吃一些”。
学校菜单看上去琳琅满目:飘香肉串,红烧肉,胡萝卜牛心菜,沙琪玛,鱼丸粉丝汤……但其中许多食物都不能细看。儿子说,他从来不吃红烧肉,“颜色很恐怖”。也有其他同学吃过后,觉得有怪味。
儿子在小学时就告诉李豆,自己想投诉饭菜问题。学校有校长信箱,他和班主任要校长信箱的纸。班主任问:“你为什么要这个?”儿子说:“我要去投诉一下,这个菜不好吃。”班主任回答:“这饭菜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浪费,对吧?”
2020年,在李豆的儿子开始不碰校园午餐的前一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宇也开始和妈妈抱怨学校饭菜难吃,但误被妈妈认为是挑食。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五年级时,张宇当上少先队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了可以在大会上给学校反映意见的机会。
在一次大会的现场发言环节,张宇第一个举起了手,“我觉得我们现在学校的饭不是非常可口,就是觉得有点过于油腻,然后希望学校能调整一下,然后有些饭菜有些难吃,希望学校能谅解一下大家。”
由于时间紧张,张宇没时间思考太多。他记得自己坐得比较靠后,光线不好,他看不清台上校领导的表情。但那个穿过礼堂的回应,他听得清楚:“学校的饭绝对是可口的,绝对是充满营养的。很多校代表都没写这个问题,为什么就你写了?可能是你挑食。”
张宇站在座位上,感觉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最终讪讪地坐了下去。
但回到教室后,一大帮同学围了过来。他们都表示支持张宇。
直到2022年左右,张宇的母亲李晨逸发现,周围有越来越多同学和家长开始反映学校午餐的问题。她这才明白,儿子不是挑食。
李晨逸试过联系老师,但零星的几个家长声音,似乎很难引起重视。家委会和学校走得更近,但更多站在学校那边。几次沟通下来,学校对反馈几乎不理不睬。
高一学生钱小熙对这种无效沟通非常熟悉。学校有时也会发关于餐饮的调查问卷下来,但往往流于形式。“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菜品的问题,但是管不了,只能说尽量让放学回来多吃点。”她说。
简单的愿望
2025年9月,校园餐安全问题再次被推进舆论中心。
9月23日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近期发生的校园餐问题,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表示,近几年,有关部门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但近期地方仍然出现校园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继续压实各方责任。
同一天,上海市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针对“问题虾仁”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证实,涉事企业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9月15日发现配送至静安区某小学的虾仁原料存在异常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某没有如实上报,而是指令下属对供应全市211所学校的相关产品全部下架销毁,并统一对外口径,将问题归咎于“虾肠外溢,有泥沙”。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当晚,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致歉。
钱小熙在小学阶段就曾食用过绿捷提供的午餐,而李豆、李晨逸等家长孩子所在学校的餐食则由其他供应商负责。
这并非孤例。2018年,上海中芯学校霉变食材事件爆发,涉事的上海怡乐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际团餐巨头康帕斯旗下企业,同样在事发后被立案调查,校长被免职。几乎同一时期,江西万安营养餐变质事件导致多名学生就医,3人确诊食物中毒,最终多名官员被撤职问责。这些案例共同表明校园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发作的痕迹。
李豆对于绿捷的报道愤愤不平。她觉得这些公司为了赚钱,没有道德。“这样做不是危害下一代吗?”李豆听说,会有新的供应集团接管上海学生的午餐,她期待看到新的气象。
而在由其它餐饮公司供应午餐的学校里,家长们的担忧仍然持续。询问老师后,赵南发现要有医嘱才可以正式给孩子带饭。她正准备带女儿去查一下过敏原或者肠胃功能,以此来申请送餐。
图丨赵南给女儿准备的早餐
漫长的带饭攻防战后,李晨逸开始感到无奈与疲惫。作为双职工家庭,准备饭菜很是劳累,可以带饭的医院证明也没有那么好开。
她仍然想通过正面渠道解决问题:最近,她计划先和学校的学生发展中心沟通,再拨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供应商的问题。
经历了少代会发言的挫折和数次反映无果后,张宇感觉自己的热情渐渐被磨平。聊到最近的西贝预制菜事件,他坦言:“就算是预制菜,给我们好一点的供应商也是可以的,餐费贵一点就贵一点。”
高一的钱小熙经此一役,也有了思考。她觉得校园午餐长期无法解决是因为供应商没太多竞争压力,反馈渠道不畅通,提的意见没有真正落实,“纯换供应商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得公开食材来源和成本以及修缮学校食堂,不要再以盒饭的形式售卖,多加点窗口,满足不同需求。”钱小熙觉得作为学生,她还可以做更多,比如和同学一起整理意见,在互联网平台发声,让更多人关注到上海学生餐的问题。
每天给孩子偷偷带饭的李豆,不希望这场“地下战争”成为常态。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像打仗一样在厨房里忙碌,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她最大的愿望很简单:菜的品质好一点,让更多小朋友愿意去吃,或者开放大家带饭的权利。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作者:山怀雨,编辑:罗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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