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

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明朝到清朝，中国有过一个时代，叫做“白银时代”，这个时代，在学术上，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和钱穆都曾着眼于此，然而在经济上，却没有留下一部“近三百年财富史”，因为没有人着眼于此。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跟白银时代有关的仅有3人，明朝一位，便是太监刘瑾，清朝有两人，即为和珅、伍秉鉴。这三位首富，有两位是官，可以说是“权力支配经济”的产物。只有一位是商人，符合“在商言商”的首富标准。其余三人，成吉思汗、忽必烈、宋子文，作为世界首富则更不靠谱。实则“千年首富”仅一位，即伍秉鉴。

伍秉鉴是白银时代仅存的一个硕果，即便衰落，也落在了“千年世界首富”之林，这不但是他个人，也是那个时代的宿命。19世纪，白银外流，白银时代就要落幕了，但中国还是在南海边上的财富浪潮的进退中出了一位弄潮儿——世界首富。

由此也可见白银时代的财富底蕴，三百年间，虽有明清易代，但白银没有易代，清朝接着明朝，白银滚滚而来。

然而，冲着市场来的白银，却被官场吞没了，本来应该在市场里流通，结果都进了贪腐的黑洞——进入贿赂或在贿赂的途中，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白银被用于贿赂，有多少还在流通？我们试比较一下白银时代的两位首富，就可见二者的差别了。

这两位首富，一官一商，差别很大，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乾隆一死，和珅就被抄家了，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

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的行商首席。可同为世界首富，其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在权力支配经济下，权力资本与商业资本两者之间，有着巨大落差。

首先，是身份落差。和珅为满洲正红旗贵族，乾隆朝权臣，一品大员，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总之，财与兵的事，都归他管。而伍秉鉴，则不过是广州十三行怡和行的一个行商，无官职，自己掏钱捐了个三品顶戴虚衔，相差很远。

其次，是时代落差。和珅活在“康乾盛世”的乾隆中后期，在白银时代的高峰上开始下坡的时期，那正是一个时代的财富收割期，需要落袋为安，进入秋收冬藏阶段。而伍秉鉴则活动于白银时代衰退的嘉庆至道光年间，带着财富的落日余晖，来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在19世纪的国际化生存中，一举成为世界首富。

以上两个落差，决定了第三个落差，那就是两人之间财富的落差。和珅的财富峰值，按抄家估值的最高评估，约11亿两白银，而伍秉鉴的据1834年统计约为2600万两白银，其资产最高峰，也比不上和珅的财富低谷。如果说和珅的财富如高原上的高山，那么伍秉鉴的资产则似平原上的丘陵，不是一个量级。

但是，如果放眼世界，他的丘陵，海拔2800米，在财富的世界里，也充当过一回最高峰了，那时，欧洲首富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大约千万两白银级，美国首富也难以望其项背。

而且，两人的财富来源与财富积累的逻辑也不一样，和珅的财富来源，并非源于其商业才能或技术创新，而是在权力垄断、制度漏洞和帝王庇护下的财富运作的非法积累，因此，和珅的财富，就其本质而言，乃基于权力腐败，而非白银经济产物。他热情拥抱了白银，却对那个时代无动于衷，故其财富来源，与白银时代关联不大，而以权力变现为主，主要来自权力寻租，而非参与白银时代的海外业务。对于和珅来说，白银只是载体，承载权力寻租的结果，而非其财富增长动力源——资本。对此，我们可以确认，和珅是“权力首富”，而非“白银首富”，其财富积累的模式，与白银时代的贸易逻辑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尽管直接关联性较弱，但白银时代的大背景仍为和珅腐败提供了隐性条件：其一，货币化加深权力寻租空间。白银流通使得贿赂、贪污更易量化操作；其二，繁荣表象容易掩盖系统性危机，乾隆后期，白银输入维持了表面繁荣，延缓了土地兼并、人口过剩等矛盾的爆发，客观上为和珅的长期掌权创造了稳定环境；其三，清廷财政对全球化的白银流动产生依赖，为缴税额，地方官员形成以和珅为核心的“腐败-搜刮-上缴”的白银财政链条。

“白银时代”的回光

而伍秉鉴，则可谓“白银时代”的回光返照。

那时代，财富之光，可谓光芒万丈，如日中天时自不必说，即便落日余晖下的财富一瞥，也足以惊艳后世，以至于那个已经落幕的时代，从深不可测的财富的渊薮里，突现了一抹晚霞式的世界首富，崛起了从白银时代向资本时代过渡的人物。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白银时代中国诞生“世界首富”的历史动因：

其一，全球化贸易结构：白银单向流入中国。以贸易顺差，带来货币化红利，通过出口茶叶、丝绸、瓷器，中国收入全球1/3的白银，以白银普及推动商业信用扩张，催生票号、钱庄等金融业态，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杠杆。

其二，制度性垄断：权力变现与商业的共生。以权力支配经济的特许经营的方式，形成行业垄断利润，如十三行之于外贸，盐商之于内贸，均依赖官府授权。还有官场腐败经济，直接劫掠国资，攫取暴利中的暴利，如和珅以“议罪银”等，其财富势能，碾压市场逻辑。

其三，手工业技术代差：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在工业革命之前，论手工业效率，中国无与伦比，其生丝、瓷器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为欧洲1/5，茶叶种植技术，在当时，绝无仅有，独步全球，迫使西方得以白银硬通货来支付。

其四，中国传统社会里固有的财富集中机制。在中国，财富集中有两种机制：一种是权力机制，财富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土地兼并，如和珅，以其权力侵占800万亩土地，其地租年收入，已超百万两，农业财富高度集中；另一种是血缘机制，以家族信托形成财富高度集中的宗族资本——“族产制”，避免财富分割，实现代际积累。

其五，海禁与走私共生的海洋灰色财富空间。明清两朝，海禁不断，造就民间走私集团，形成商盗合一的“商业-军事复合体”，构建其跨国贸易网络，对冲和对应殖民者的需求，如郑芝龙，其财富规模鼎盛时拥有船队3000艘，年收入超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明朝晚期财政收入的1/3。其财富来源，或来自垄断贸易，控制“中国-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或来自海盗征税，向经过台湾海峡的商船收取“通行费”，单艘欧洲商船需缴3000两；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合作，移民垦殖台湾并走私，其财富堪比同一时期的荷兰首富。

这五点，是造富的全球化的经济动因，也是巨富成长的历史条件。

跨国资本运作

同明清两朝的巨富群体相比，伍秉鉴有点另类，其业绩不乏近代化的闪光点，其商业模式，亦可谓“中西合璧”。

作为手握跨洋商品链的操盘者，他以国际贸易网络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能力，深度参与新旧交替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贸易，确立“跨国贸易-金融创新”的核心模式。

他用丝瓷茶，打造他的商业帝国，立此为信用之基，构筑其全球化的商品贸易体系，拓展其国际资本运作能力。其怡和行，年出口茶叶30万箱，占了广州出口总量的1/3，通过武夷山茶场-珠江航运-伦敦拍卖行的垂直链条，控制从种植到分销的全环节，并与茶农签订长期合约，锁定茶叶价格，这类似于现代期货，以之规避由自然灾害导致的供应波动。

1816年，伦敦拍卖会上，中国茶叶被分为21种价格等级，伍家茶叶因品质卓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色种茶”，且以标准化的包装区分茶叶品质，形成市场溢价，茶叶装箱后，只要盖有“伍怡和”的伍家戳记，便是品质的保证。

据马士（H.B.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还在1777年，伍家当时尚未设行成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销售了“熙春茶100箱、生丝112包”给来华英商。1785年8月17日，美国总统华盛顿委托商人，往十三行购买“一盒散装上等熙春茶”，那“熙春茶”便出自伍家。可以说，伍家与美国的缘分，缘起于华盛顿的茶缘。

除了品质保证，伍秉鉴还以“行用银”，为行商提供保险，行商按贸易额的3%-5%缴纳险金，用于商业赔付及公共事务，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统计，1823-1839年间，行商因破产或外商坏账累计赔付约200万两，还以外商代理为十三行商船购买保单，这比传统的互助模式，添了几分现代保险意识。

他还同英国一起，在生丝、棉花与白银之间从事三角贸易，进行套利游戏，以生丝换取白银，用白银采购印度棉花，再把棉花卖到中国，利用三者的价差，获利可达40%以上。

1829年，他注资50万两，参与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建设，1836年，购买波士顿“联合保险公司”股份，成为最早投资西方的中国商人。为此，他进行跨国资本实验，开启金融创新，创造了自己的行用银票，那是全球最早的私人汇票。外商可用怡和行发行的银票在伦敦、孟买、波士顿兑现，手续费仅1.5%，而同期东印度公司汇票收费3%，其信用背书以广州地产、茶山为抵押物。1834年，其流通规模达8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11%。

他还向美国铁路投资300万两白银，年息为8%，与他合作的旗昌洋行，由塞缪尔·罗素（SamuelRussell）于1824年在广州成立，初营茶叶、生丝，后来涉足鸦片。其核心成员约翰·福布斯被他收为义子，因清廷禁止行商出国，他便委托福布斯管理投资，并定期汇回利息，福布斯以此成为“美国铁路大王”。

清代民间借贷利率，有地区、用途、信用等级差异，官方规定年息不得超过36%，但实际执行中，农村小额借贷，因缺乏抵押，风险高，利率普遍在20%-30%，甚至更高，如华北地区“印子钱”月息3%-5%，年化36%–60%，而商业借贷，大商户或行商间因信用较好，抵押充足，利率可降至12%–15%，如晋商票号对优质客户放贷年息约10%–12%，旗昌洋行资金实力雄厚，且有抵押担保，利率8%，然同商业贷款（12%–15%）相比，仍然偏低，何以如此？

难道是美国铁路投资回报率（15%–25%）高吗？19世纪中叶，美国铁路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存在显著分化，成熟线路年均回报率约8%–12%，新兴线路因土地投机与政府补贴，理论回报率可达20%–30%，但实际因建设延期、成本超支，多数项目长期亏损。综合来看，铁路投资“平均回报率”更接近10%–15%，而非15%–25%。高风险项目可能短期虚高，但整体回报被大量失败案例拉低。

若美国铁路投资回报率（假设15%）高于中国民间利率（12%），按风险收益匹配原则，高风险应要求更高回报，但伍秉鉴的8%，反而低于中国国内利率，似乎违背常理，但他这样做的理由有可能是回避国内风险，因为清廷随时可能以“捐输”“抄家”名义剥夺商人财富，加上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引发通胀与银荒，实际利率需覆盖货币贬值风险，包含了对体制性风险的补偿。

而美国项目风险，则以土地抵押和政府债券担保部分对冲；汇率方面白银与美元兑换稳定，法律方面也更有保障，美国合同法与产权保护优于清朝，降低了违约风险。因此，8%的利率虽低于美国铁路理论回报率，但因风险结构不同，仍具合理性。

因此，伍秉鉴的利率8%，并非单纯风险定价，其中包含了资本避险需求和长期战略回报：一方面，将部分资产转移至海外，降低被清廷没收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参股铁路获取土地增值与运费分成，非单纯利息收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代理人的信任，福布斯作为义子，降低了跨国委托的道德风险，故8%是“保底收益＋潜在股权增值”的组合，实际回报或超过15%。

名义利率≠实际收益，8%的固定利息仅是交易的一部分，伍秉鉴可能通过隐形股权、汇兑套利等获取额外收益，综合回报率或接近美国铁路平均水平，跨国投资需权衡政治、汇率、法律等多重风险，不能简单以利率高低判断优劣。对伍秉鉴而言，8%的“低息”是对资产安全性与多元化的支付对价，面对清朝资本管制与权力寻租，跨国投资即便利率较低，仍是更优选择——与其坐等国内资产被官府榨干，不如先以部分收益换取资金安全。

本金，3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7.5%；利率，年息8%，按复利计算，5年后本息合计约444万两；担保条件，以旗昌洋行在华资产及未来铁路收益为抵押，并要求利息支付给伍氏后裔；资金用途，用于铁路投资，主要投向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密苏里河铁路等；金融衍生品，部分资金用于购买美国矿业公司股票及国债，形成“实业+金融”的复合收益。

其直接回报虽仅为年息8%，但其间接收益，如通过铁路股权增值与土地溢价，伍家的实际收益可能超千万两。该交易，构建了“中国白银-美国实业-全球利润回流”的闭环，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国资本网络，是中国早期参与国际分工的罕见案例，伍秉鉴绕过清廷海禁政策，以“委托-代理”模式实现资本出海，借此成为首个深度介入西方工业革命的亚洲资本家。

财富的脆弱性

这笔投资，展现了伍秉鉴超越时代的资本运作能力，其超前性，比晋商票号早半个世纪实践跨国金融，比洋务运动早40年接触工业资本；其悲剧性，在于依附性投资未能转化为本土现代化动力，最终随十三行垄断权消失而湮灭。这一案例，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的困境——即便个体能突破地理与技术限制，若无制度保护与主权支撑，其全球化红利终将沦为殖民经济的养料。

其中部分资金，支持了旗昌洋行的鸦片贸易，这一点后来成为了林则徐的把柄；其投资美国铁路，吸纳华工血汗，也有助于北美殖民扩张；又因其投资高度依赖福布斯个人信用，导致伍秉鉴去世后利息支付中断，后代难以追索，而清廷对金融工具的认知，仅停留在银钱兑换层面，未能理解跨国股权与信用经济的变现潜力，使伍家无法将美国收益转化为国内产业升级资本。于是，他给伍家，也给中国，留下一个历史的反讽。其投资铁路，成为美国西部开发大动脉，而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建成了第一条自主铁路——京张铁路。伍家扶持的旗昌洋行，鸦片战争后，凭借条约特权，垄断长江航运，反噬中国民族航运业。

伍秉鉴跨国资本实验，既是清代经济史的高光时刻，也是近代化转型失败的缩影，其难逃跨国资本的制度性困境，成为权力与资本博弈的牺牲品，盖因其财富本质为“依附性全球化”的产物，其跨国投资依赖清廷特许的“行商”身份，但这一身份，又使其成为官府的提款机，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国债与政治联盟实现资本制度化，伍氏资本因缺乏主权保护终成无根浮萍。

伍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两个财富家族，处于同一时期，却各在东西方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商业资本与欧洲金融资本的两种财富形态，其财富积累的路径、规模以及影响力，也有其显著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差异。

伍家以茶叶、生丝，开展跨国贸易，并以汇票、联保基金，进行金融创新，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以银行业、债券发行、黄金交易，从事跨国投资；伍家依附于清朝“一口通商”政策，需贿赂官员换取特许经营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与欧洲王室合作，通过战争融资、国债发行渗透政治；伍家受限于官府勒索、外商债务连带责任，多次濒临破产，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以“独立投资人”的身份，不但在不同的行业，还在不同的国家分散投资；伍家局限于东亚-印度洋-大西洋贸易链，缺乏国家支持，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建立跨国银行网络，操控国际金融市场，掌握定价权；伍家行走于政治边缘，虽捐纳三品，仍被视为“商贾末流”，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以国债发行，进行政治渗透，影响各国战

争结局，如拿破仑战争等，以其隐形的家族霸权，被人称作“欧洲第六帝国”。

这样两种资本形态，给人以历史性的启示：那就是权力与资本应该如何相处？是权力操纵资本，还是资本操纵权力？伍秉鉴的财富被权力操纵，受到专制权力的压制，无法转化为现代金融资本，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以资本操纵权力，通过资本政治化，将金融力量嵌入国家机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影子帝国”。

伍秉鉴的金融实验如跨国汇票，碰到了帝国制度的天花板而跌落，既没有产权保护的土壤让其生长，也没有金融市场的空间任其发展，使他只能昙花一现。而欧洲的股份制、债券市场，则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资本的水分和阳光；伍秉鉴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对比，本质是前现代商业资本与现代金融资本的碰撞，伍秉鉴代表了中国传统商人依赖政策红利与贸易特权的巅峰，但其财富因缺乏制度保障迅速消散，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通过金融工具、政治联盟与全球化布局，实现了财富的代际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