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中国电影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也只是确保了基本盘没流失

电影从业者和媒体都在等着暑期档的表现。

中国电影两个大档期，暑期档和春节档，而且暑期档更长，也不像春节档受到人口大迁徙的影响，观众更多元，也更能看出电影市场原本的喜好。

今年的关注还多了一个理由：《哪吒 2》的爆火。

《哪吒 2》票房 150 亿，近乎神迹，关于这样的成绩，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它拓宽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上限，而另一种认为它透支了今年的电影市场潜力。

至少在春节档和暑期档的空隙里，后者的论述是对的，确实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奄奄一息。

好在，暑期档虽然开头跌跌撞撞，但最终依然有惊无险，不但有了将近 120 亿的票房，超过去年同期，也成了近年来电影质量最高的暑期档。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南京照相馆》《浪浪山小妖怪》《捕风追影》《长安的荔枝》《侏罗纪世界：重生》，前三部的豆瓣评分都超过 8 分。

数据上看，的确是个值得庆贺的夏天，而大家的复盘，往往离不开一个熟悉的、似乎永远正确的解释：这些电影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这个词语，像一个万能的公式，被套用在每一次的成功之上。它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一部电影，凭借其普适的情感、包容的价值观，跨越了年龄、圈层和审美的鸿沟，让所有人都能在黑暗中达成和解，心甘情愿地买票入场。

这不仅是一个没什么意义的陈词滥调，还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电影市场的问题，仅仅在电影质量本身，而让人忽略了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真正危机：

中国电影院正在失去它的观众。

《长安的荔枝》导演大鹏在微博上发问，为什么电影票房不及预期，不少人说他在为 2015 年的《煎饼侠》还债。我们先不说这个观点对错，而是其中预设了一个前提：十年前的观众，和当下的观众是一批人。

今年暑期档的观影总人次，相比 2023 年，减少了近两亿；全国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仅为 6.9%；更关键的是，观众的平均年龄，已经从 2021 年的 27.7 岁变为 32.5 岁——相当于说，这依然是同样的观众，只是变老了而已。

如果说暑期档有什么成功，只在于它守住了基本盘而已，而这已经需要拍出比以往都要优秀的电影才能做到。

《煎饼侠》自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不过在十年前能拿到超过 10 亿的票房，也并不算离奇的事情。

2010 年后，影院建设随着城市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银幕数十年间增长超过十倍。对于无数小镇青年来说，现代化的多厅影城不再是传说，而是街角购物中心里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所。

2014 年前后，在线票务平台的补贴大战，用 9.9 元的电影票，将观影的决策成本降至冰点。这场由资本主导的用户习惯养成计划，成功地将“去影院看电影”从一种特殊消费，固化为一种高频的日常娱乐。

电影基础市场好，大鹏也是互联网上的话题人物，有噱头，自己也努力，跑了 188 家影院做路演宣传，和更多观众面对面交流，制造话题事件，所以即便电影质量一般，最终居然成了大鹏票房最高的电影。

不仅《煎饼侠》，同时期的《捉妖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稍后的《夏洛特烦恼》等，都标志着中国电影找到了与新增观众对话的本土化语言。

这些新增观众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彼此并非泾渭分明，重合度很高。一类是《阿凡达》的观众，偏好好莱坞电影，喜欢特效大片；一类是《泰囧》的观众，往往是电视或者电脑里的熟面孔影响他们的偏好。

对于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而言，拍一部《阿凡达》过于遥远，但当观众能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笑点时，一种深度的情感连接便建立起来了。

方便的电影院，便宜的电影票，与自己生活贴近的内容，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让电影院完美地嵌入了上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成为他们探索世界、建立关系、认识自我的基础设施，成了很自然的生活方式。

问题也有，根据 2016 年的一个调研，中国电影的票房增加，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新增电影院带来的新增观众，而非现有的观众愿意提高进入电影院的频次。换言之，一旦没有持续新增的观众，中国票房增长便会见顶。

没人料到这一危机的爆发方式如此惨烈。

2020 年至 2022 年，恰好是 00 后群体进入大学、形成独立消费习惯的关键时期。影院的长期关闭或不稳定运营，让“去看电影”这个选项，从他们的生活中被物理性地抹去了。

上一代观众与电影的关系，是“广播式”的单向接收。而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文化消费模式，则是“网络化”的双向互动。上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可能是和同学去看一场午夜首映；而 00 后的暑假记忆，则是和朋友在手机前，同步收看《原神》的版本更新直播。

对他们而言，消费的过程，本身也是参与、互动和再创作的过程。电影院“正襟危坐、保持安静”的“课堂式”体验，与他们习惯的“游乐场式”体验格格不入。

而且，电影的替代品也越来越多。先前春节档火爆的重要原因，是大家春节回老家，除了看电影很少有其他的娱乐，毕竟不能总是盯着重播的春晚看。

现在，短视频和之后的短剧让大家能够随时笑出来，而家用投影和 3A 游戏大作，也从不同维度挑战影院的“奇观”体验——春节时候的《封神 2》，被人诟病的一点便是“四大天王的特效还不如《黑神话·悟空》”。

城市化和网络的发达成就了电影市场的繁荣，如今便利的娱乐方式反过来成了电影最大的对头。当一个产品的所有核心功能，在外部市场都有了更高效、更细分的替代品时，观众自然会流失。

去电影院的成本也在变高。

电影擅长制造奇观，擅长带人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电影院里，厚重的大门关上，灯光缓缓熄灭，银幕亮起，我们被承诺将暂时脱离琐碎的现实，进入一个纯粹由光影构建的梦境。

如今，单单这样的承诺，并不足以让人走进电影院。

结束了票补烧钱的时代后，四五十元甚至更高的票价已成常态，此外，我们还需要投入一段长达两到三小时、不可分割、不可快进的整块时间。

而在产出端，我们得到的回报却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大量依赖公式化生产、内容空洞乏味的影片充斥市场，它们持续消耗着观众的信任。

观众需要付出高昂且确定的成本，去博取一个充满内容风险和环境风险的不确定回报时，对于理性的消费者而言，放弃这场赌博，不是对电影的背叛，而是对自己时间和金钱的尊重。

电影工业为了生存，必须在另一个维度上找到新的价值锚点。既然无法确保观众在影院里的体验一定“值回票价”，那么，就必须为这张电影票赋予全新的意义——让它成为获取“社交货币”的入场券。

在算法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能够穿透信息茧房、引发全民讨论的，不再是复杂的艺术技巧或深邃的哲学思辨，而是强烈的、具有普遍性的情绪。

这给了电影产业一些启发。

一部电影如果能成功与某种社会情绪挂钩，它就能超越其作品属性，成为一场席卷全网的社会议题，一份发给所有人的话题讨论入场券。

为了让这种“社交货币”更容易铸造和流通，一种“标签化”的内容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它的本质，是为了追求极致的传播效率，而对复杂的现实进行高度的简化和提纯。近年来票房大获成功的影片，几乎都是这套模式的佼佼者。

2023 年《消失的她》是一个经典案例。它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社会，尤其是女性群体中，对于亲密关系不信任和对人身安全的深层焦虑。影片巧妙地将“恋爱脑”、“PUA”、“枕边人”等网络热词与一个极端戏剧化的故事相结合，最终提炼出了一个极具引爆性的情绪标签：“提防你身边的男人”。

最近一年流行的“牛马电影”也是情绪电影。观众平均年龄 30 岁，往往打工五年以上，刚刚成家，到了不上不下的年纪，最容易因为“职场困境”共情，于是《年会不能停》《长安的荔枝》《浪浪山》等电影，宣发时也都围绕这一点来做文章，引发共情。

“最大公约数”的说法，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诞生的。它意味着放大讨论度高的情绪，勾住每个人的焦虑，把电影变成情绪放大器，并转化为社交媒体上源源不断的讨论，成为“狠狠共情了”标签下的素材。

顺便，这也是“屏摄”越来越泛滥而片方保持沉默的原因，他们需要这样的“打卡”来把电影变成社交谈资，进而吸引更多人来看。这是电影成为“社交话题”的必然结果。

代价是什么？

在这种模式下，电影的本体价值被后置，它的“话题价值”被推到了首位。

当创作的出发点，从创作者真挚的表达，转向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和迎合时，就极易滑向投机。

这种投机，一旦对大众情绪的判断出现偏差，就会引发强烈的舆论反弹。《逆行人生》是前车之鉴，它试图通过聚焦中年失业和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来引发观众共鸣，却因其呈现方式和价值导向被观众认为脱离现实、矫揉造作，最终票房与口碑双双惨败。

更长远的风险，当市场充斥着这种高浓度、高强度的情绪输出时，会不可避免地加速观众的“情感脱敏”。这就像一个嗜辣的人，需要不断加重辣度才能获得刺激，最终味蕾会变得麻木。

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制造话题电影，是对观众情绪的竭泽而渔，短时间里，或许能够制造爆款，但长期反而会让电影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

在这一模式下，资本、顶级人才和优质排片资源，都在向少数投资巨大、试图通吃所有人的超级大片无限集中。

倘若我们把电影院看做一个超市，固然要用爆款的“榴莲千层”来吸引人，但不可能有任何产品满足所有人的口味，多元的中等成本电影才能真正支撑起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吸引不同口味的观众，也让更多导演和演员有工可以开，让电影造血的机制流动起来。

现在，不但电影票房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最大公约数”模式，让每一个头部项目都背负了“不能输”的巨大压力，从而导致了创作上的保守化，迫使创作者选择最安全、最讨巧的“情绪标签”作为票房的救命稻草。“‘狠狠共情了’电影”的盛行，正是这种压力下的必然产物。

为了解决电影行业的危机，电影成了流量和话题的附庸，试图在别人擅长的赛道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最终，故事不再重要，人物塑造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提炼出便于传播的“金句”和“名场面”。一个依赖少数爆款、内部共识破裂、缺乏中间力量的产业结构，是极其脆弱的。

而且，短视频、短剧、游戏的成功，并不在于满足了“最大公约数”的情感需求，反而在于他们满足了高度分化、需求多元的市场。如在短剧中盛行的“老年人爽文”模式，便是当下电影几乎从未涉及的题材，倘若我们只把它归为情绪和流量的胜利，未免一叶障目自欺欺人。

我们要从暑期档学习的，也恰恰不是要追求“最大公约数”。

《南京照相馆》有爱国情怀，《浪浪山小妖怪》有职场情绪，但更重要的是其中对历史题材的微观叙事创新，和对每个小人物的聚焦与关注。而在暑期档临近结束时异军突起的《捕风捉影》，也是扎扎实实拍好了一部老派动作片，而没有滥用特效，迎合社会议题讨论。

这些电影，都是将一个垂直领域的内容和情感，做到了极致的专注和纯粹。在一个分化的时代，与其做一个试图满足所有人的平庸之作，不如做一个能让特定人群爱到极致的深度之作。

有榴莲千层，有牛肉干，有垃圾食品，也有健康蔬菜，每个人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这才是好超市该有的样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洒家君泽，作者：洒家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