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财报

风控和规模的博弈：能否通过制度输出治愈信达澳亚的风控基因缺陷。

文/每日财报 徐鹏

根据信达澳亚基金 2025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公告，公司原董事长祝瑞敏因 “工作安排” 已于 8 月 22 日正式离任，董事长职务由信达期货董事长商健代为履行，代任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这一变动标志着信达澳亚基金在今年6月份中央汇金成为实际控制人后的首次高层调整，也反映出公司在规模扩张与内部治理之间的平衡挑战。

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史，往往是掌舵者战略选择的缩影。

2015年5月，信达证券受让中国信达持有的54%信达澳亚股权， East Topco Limited则持有剩余的46%股权。

2025年6月，证监会核准中央汇金成为信达澳亚实际控制人，信达澳亚成为汇金系基金。至此汇金系基金也增加到了6家，分别为此前已经直接或间接控股中金基金、银河基金，通过券商子公司间接持有国泰基金、申万菱信基金等股权。此次调整后，东兴证券旗下东兴基金、信达证券旗下信达澳亚基金纳入中央汇金资产版图。

信达澳亚基金的10年历程中，于帆（2015-2019）、祝瑞敏（2019-2025）、商健（2025 至今）三位掌舵者接力书写了不同的篇章 —— 从百亿规模筑基，到千亿狂飙后的治理难题，再到如今汇金系整合的十字路口。这场跨越10年的管理嬗变，不仅折射出一家基金公司的成长阵痛，更揭示了公募行业在规模与合规之间、明星基金依赖与团队协同的永恒博弈。

于帆时期（2015-2019）：

百亿起航与风险潜伏

信达澳亚基金成立于2006年6月，原为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澳洲在中国合资设立的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2022年3月，因外方股东的实控人变更，信达澳银更名为信达澳亚。

2015 年的公募江湖正经历牛熊转换的剧烈震荡，于帆接手的信达澳亚还只是一家成立时间迈入10年、规模刚过百亿的中小型基金公司。这个时期的基金行业正从野蛮生长转向规范发展，而于帆团队交出的成绩单呈现出明显的双面性。

规模筑基的稳健步伐在数据上体现得尤为清晰。2015 年末，公司管理规模首次突破 100 亿元大关，达到107.38亿元。这个数字在随后四年间稳步攀升至 2019 年底的 127.6 亿元。这种增长来自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渠道扩张，普通投资者接触基金的机会显著增加，其次则得益于投研团队的梯度培养 ——2016 年入职的冯明远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其管理的信澳新能源产业基金从 2016 年末的 0.55 亿元起步，到 2019 年已成长为 29.7 亿元的中型产品，2019 年全年收益率高达 94.11%，为后续规模爆发埋下伏笔。

但风控阴影始终笼罩着于帆任期。2015 年 6 月，时任副总经理王战强涉嫌老鼠仓，揭开了公司治理的深层缺陷。这位分管投研、兼任投资总监的核心高管，在 2009-2015 年间通过亲戚账户交易 73 只股票，涉案金额达 7834.63 万元，非法获利 456.55 万元。更值得警惕的是，王战强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副主席，能够完全独立决策股票买卖时点，其违规交易持续六年未被内部监控发现。尽管公司声明称运作稳定，并采取了交易时间上交移动通讯设备等措施，但案件暴露的内控漏洞已为后来的危机埋下种子。

无独有偶，宜华生活发行了 2015 年度第一期和第二期公司债券，而这个公司的财务问题被各类自媒体很早就质疑其造假，但是信达澳亚毅然决然买入，最终产生巨额亏损。“浦鑫 3 号”、“浦鑫 4 号”和“浦鑫 6 号”计提对投资者潜在的赔偿8,925.64万元。亏损是一方面，由此引发了各类衍生风险。信达澳亚未充分结合持仓债券流动性情况对资产管理计划估值进行调整，并优先卖出流动性相对较好的债券支付投资者退出款。上述系列产品在2019 年开放期无法以合理价格卖出持仓债券，暂停开放，投资者无法按期退出，引发了舆情。

祝瑞敏时期（2019-2025）：

千亿狂飙与治理失效

于帆时期培育的权益投研能力（尤其是冯明远的成长股投资风格），在后续祝瑞敏时代成为规模扩张的核心武器，形成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巧合。

2019 年接过帅印的祝瑞敏，面对的是一个规模 127.6 亿元、手握明星基金经理的潜力平台。这位有着金融铁娘子之称的管理者，祭出了高举高打的扩张策略，在短短五年间将公司规模推向千亿巅峰。

在祝瑞敏任期内，信达澳亚管理规模从 127.6 亿元飙升至 2025 年 6 月的 1030.6 亿元，排名跃升至行业第 60 位，5 年增长超 7 倍。这场狂飙的核心引擎是冯明远效应 —— 其管理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410.9 亿元，占公司总规模的一半。公司借此东风密集发新，权益产品规模在 2021 年达到峰值 664 亿元。

去年10月冯明远卸任管理岗位，离任公司副总经理，目前仍担任公司首席投资官、联席投资总监、基金经理。

但是明星基金经理的魔咒如影随形：截至2025年8月28日，在高峰时期密集发行的基金投资回报都是负数，似乎受到了市场的诅咒：基业不常青！

财务数据显示，公司营收在 2022 年达到 10.67 亿元峰值后转头向下，2024 年营收降至 6.44 亿元，同比 下降31.24%，净利润 1.01 亿元，同比 下降 42.74%。 今年上半年，市场行情上行，但公司营收2.96亿元，下降10.34%；净利润0.04亿元，更是同比大降75.9%。

更致命的是 2024 年李淑彦老鼠仓事件的爆发，李淑彦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入职公司，也就是王战强老鼠仓事件爆发的同时入职的，按理来说，她应该是有震慑的。而且，公司在老鼠仓事件后，对外宣传强化了风控，但是几乎毫无空档地老鼠仓，暴露的是同一套风控体系的失效。

商健代任期（2025 至今）：风控至上？

2025 年 8 月代董事长商健，这是实控人变更后的第一个人事变化。其履历特点明显，他曾长期任职于信达证券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担任总经理、风险总监、首席风险官，并兼任信达期货董事长等职务。毫无疑问，他来一定是抓风控的。由于任职时间较短，并未有显著动作可以观察。

规模做大后，风控问题再次暴露，信达再次进入风控提升年！

信达澳亚的10年历程，本质上是风控与规模、个人影响力与团队合作之间两个公募基金行业永恒不变的博弈。

风控和规模的博弈：能否通过制度输出治愈信达澳亚的风控基因缺陷。从王战强到李淑彦的两次老鼠仓，暴露的不仅是个体操守问题，更是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未来的信达澳亚若能吸收合规经验，同时保留自身的权益投研特色，或许能走出规模 - 崩塌 - 整改 的循环，为行业提供一个风险修复的样本。同样的，明星经理短期可以迅速爆发，但是往往陷入成名后就亏损的魔咒；团队化合作往往又失去效率流于平庸。从中国基金行业一诞生开始，这个问题就从未被很好解决过。公司集中力量培养的基金经理要么“私奔”要么成名后碌碌无为，一旦减少支持，则面临消极抵抗甚至反噬。

信达澳亚会解答这个答案么？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家公司的转型之路，将是观察公募基金治理现代化的绝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