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指出，我们时常在不经意间陷入一种困境，那就是刻意地做出各种努力，只为防止生人变成熟人。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疏离感中，人们仿佛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避免与他人过度亲近。这种刻意的防备，或许是源于对隐私的守护，对自身空间的坚守，亦或是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恐惧。然而，这种防止生人变熟人的举动，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我们安全感，却也可能让我们失去了一些珍贵的情感交流与人生体验，如同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座孤独的城堡。

生活的流程日益清晰可循，生活本身——那份具体的、可感的、与人相连的质地——却变得日益陌生。人类学家项飙所描述的“透明不透气”状态，正成为我们时代的普遍困境：高度系统化带来表面的“透明”，却窒息了真实连接的“透气”。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深刻的“陌生化”，《你好，陌生人》应运而生。

2025年7月26日，这场始于线上对谈的探索，迎来了全阵容8位作者的首次线下相聚。由三联人文城市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这场活动，将对话带回现场，让思想在具体时空中碰撞，让“认得”在真实的靠近中发生。

以下为对话实录：

陌生化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自私、态度问题

项飙：谢谢，我们今天作者们来齐了，这不是一个重聚，除了我跟志鹏之外，其他作者可能都是第一次见面。我刚才在想我为什么对“来齐了”有点感动？因为我刚刚从温州老家回来，在家族里面，老人会对这个很在意的。

原先我们认为这是家长作风，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要步调一致。但是可能又不仅仅是这样的——这样的要求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愉快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自己的不愉快放下来，只是因为我出生属于这么一个集体，虽然这个集体我不太认同，但是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份忠诚，这个忠诚不是说全身心的投入的忠诚，而是我还认可集体性的归属，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社会的公共性如果完全由个体的选择来组成也是不可行的，所以“齐全”本身是一种力量。

当然今天的齐全是更加自发的形成，所以特别感激各位从各地赶来，也特别感激三联中读和中信出版社的同事们。

书里说到的“你好，陌生人”，不是说对不认识的人好一点，把生人变成熟人呐、多交朋友啊。我们想强调的是，目前我们的生活中正经历着一个陌生化的趋势——你要刻意地做一些努力，防止生人变成熟人。因为大家觉得生人变成熟人之后很麻烦，会有很多情绪上的、情感上的“节外生枝”，所以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交给系统，让系统管理。

我们都在一个透明的系统之下作为原子生活，从系统的角度当然陌生化是好的，这样无论是信息的索取监控，还是对你的调配都是更加高效，陌生化是总体秩序形成的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觉得生活是高度有序、高度便捷、高度方便，但是没有氧气、没有尘埃，也就是书中说的“透明不透气”。

那么这两年下来，一方面我对陌生化背后的结构和机制有了更深的理解。比方它是跟整个经济发展有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供应链经济。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重要的竞争力来源就不再是廉价劳动力，也不再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所谓规模效益，而是越来越依靠供应链的高效。

供应链经济意味着劳动者的直接付出不再是关键的利润来源。它关键的利润来源是高速地流动，高效地对各种资源进行流动性的配置流动链，那在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经济下面，你首先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而是一个流动的劳动者——即刻地劳动，然后即刻获得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同事关系，也没有什么公有关系。

你是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你非常活跃地进行消费——包括注意力上的、情绪上的消费，这样的经济模式其实是陌生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经过疫情，我们也看到原来以为是“临时的”一些现象，现在发现可能我们要长期跟它共存，所以社会修复不是短时间的对某一个病症的修复，它更像中医说的要重新去培元气。

所以我也更强地意识到，陌生化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自私、态度问题。

我在调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年轻人太自私，所以没法跟人交往，所以出现很多精神抑郁。我认为年轻人的陌生化，主要是无力，或者说失去了解读别人的这种能力，他们看不到别人在想什么，因此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绪就变得非常大，非常敏感，其实他们不想这样，内心的敏感也是痛苦和焦虑的来源，但是他没有力量把自己打开，没有力量把别人打开，因为打开都意味着不安全。

所以一定意义上，陌生感成为他在无力状态下的自我保护，但在无力量的同时，年轻人又有非常强烈的和外界沟通的需求。

就像今天来的读者，都是希望听到新的东西，能够让他们有力量，帮助他们打开。

大家有这样的需求，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是很受鼓励的，我的任务就是去回应这个需求。因此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各位读者朋友们和嘉宾们，你们觉得这个生活里是缺什么？

在城市里，打架也变得非常少

贾冬婷：谢谢向老师。其实我们把「你好，陌生人」这个话题剖出来，也是一个把手。

想先问问小东老师，过去两年有去到什么新的地方？你是否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了，又是如何面对和抛开陌生，从而触更深实、更真实的层面？

刘小东：这两年我去的最陌生化的国家就是美国吧。他们比我们陌生化好多年，我们实际上是上了楼房之后人才开始陌生了，原来住平房时都是一家亲的。一个村里头大概就那几类人，你认识他们了，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天下也是那几类人。

比如说打架。你在农村打架都是动手的，你说他鲁莽也好，那你在城市里打架是不动手的，为什么在农村动手啊？我现在分析起来就是熟人社会，一看你那样子你后边就没人，我打你你没辙，但你到北京打架都是吵他不动手，因为这是个陌生社会，你不知道他背后他爹是谁，他二大爷是谁，到美国更是这样，都有枪是吧？根本看不见吵架，你可能看见是开枪。

所以我到美国底特律，我抱着一种家乡的铁锈文化，我寻思正好逮着这个美国也有铁锈城市底特律，我去表达一下。我就在疫情以后去那了，茫然一个城市一个人都不认识，我认识的是美术馆馆长策划人。

我想画的是工人，但他带我去博物馆，然后带我去参观现代化的工厂。他不认识工人，他的生活里没有工人朋友，我不能走在大街上，看见一工人就跟他说我要画你们，那是陌生社会，不可以这样做事。所以我先后去了三次，我就想非常具体地进入到一个人物的真正的生活。

画什么不重要，其实画街道也行，画人家庭也行。但是你进入一个城市，不进入一个人的生活，你就是游客。你永远进不去，尤其是跟陌生社会，你想表达大城市那太难了，城市里的人都给你很礼貌的微笑，你进入不了他的生活。

美国人有天然的自我生活保护意识，他们已经好几代了，我们才刚开始，现在的年轻人这属于第二代，以后第三代抑郁症更多呢。美国个个都是变态呢，电影里很多看似正常的中产阶级突然杀人，越陌生化，你越琢磨不透他干什么。

我去了三次底特律，最终还是通过一个朋友愿意带我看看他家的生活——他爸爸是工厂的工程师，去世了，他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他的朋友圈子都是搞格斗的，就是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传下来那种带着盔甲的格斗，这是他的业余生活，那么他的主业靠什么生活呢？工厂已经都倒闭了，他靠纹身生活，他是纹身师，所以他也喜欢画画，一听说有画画人来，天然的有一种亲和力，于是通过他我就认识到一大帮朋友，他们都非常愿意敞开他们的生活。

于是我带着纪录片团队去拍摄他们的吃喝拉撒，拍摄他们的业余活动，和他们聊天，聊到爱情的失落、家庭的破碎等等。通过一个人你一下就进入了一群人的生活，通过这一群人你又能迅速地就捕捉到这个城市的特点。

贾冬婷：刘小东老师提到美国社会比我们更早的进入陌生化，那么他们的这种陌生感跟中国社会的陌生化状态有什么区别？

项飙：对，我没有系统地关注过这个问题，首先，我的立场是我们算自己的账，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自己生活里有这些艰难的问题需要回答，但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

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当看到地平线上又有一个新的小屋即将盖起的时候，就是搬家的时候了，他们特别强调独立，人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明晰。

小东刚才讲到打架的问题，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光是打架，农村大家会互相轻搂，但在城市里肢体接触变得非常少，17 世纪之后，身体和身体的边界就变得非常明确，不太亲热，也不太打架。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个体厕所的形成。中国在90年代之后才出现了室内厕所。 17 世纪的欧洲，旅馆里面开始形成个人厕所，游街杀头也变成了一个禁忌，像鲁迅笔下，杀头都是公开的，那是比现代的戏剧演出还要吸引人的，如果村里有游街杀头枪毙，全村人都出来兴高采烈地去看的。

在 18 世纪，这些突然变得不可接受，实际上这跟人对身体的理解有关，因为对身体结构的了解，这个痛大家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即使道德上依然谴责被处刑的人。

因此，人的个体化跟我们观察到的陌生化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一样，是有保留意见的。美国现在的社会的异化程度很高，主要的问题是种族的断裂和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政治极化等等，总体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黄金时代的美国社会，民主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个体主义基础上，看起来像陌生化。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托克维尔写的美国的个人性很强，但同时有非常强的社团主义，也就是说，你和我是绝对分开，但是你和我又走在一起，所以它会形成这样一个平面性的，一个一个的团体。后来费孝通也形容西方像柴火一样，每根柴都是分开的，但它们会绑在一块。

团体性就成为公共性的基础，团体性是不同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是很具体的你和我有联系，你和他有联系，然后我和他又有联系，这样在一个平面上交织成为了公共性。

那么我们今天生活里的陌生化，意味着另外一种公共性，这个公共性不再是个体之间多种平等直接横向关系重叠而成，而是说我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第三者。比方说平台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三者，它给我们规定了秩序，规定了规则，给我们提供非常有效的、高速的、明确的反馈。所有人在这个公共平台上都是赤裸的，平台要把我们规定成一样的，我没有理由对你产生兴趣，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发生连接，这对我来说是麻烦，所以我要跟你保持疏远，同时我对平台形成依赖。

陌生化下的代际差异：知识变成处境，网络成为“现实”

李一凡：今年我在川美油画系教影像课，我的工作室更接近当代艺术，做多媒体什么的，教到今年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教过的最烂的年级——学生和老师之间没有交流，互相都是没有办法懂的，平常上课乱沟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沟通了些啥。

但是最后交作业的时候我很震惊，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我感觉到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后来回想，他们应该是疫情期间上高中的那一拨人，他们面临的现实跟我们的现实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会非常看重网络的现实，他不觉得这个真实世界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好像，他们认为物理世界充满了谎言，反而在网络世界里边他有他的朋友、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其中有一个学生作品我印象深刻，他的结尾是做了一个梦，他去买苹果，店里边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苹果，没有这个词，只有桃，他们掰扯了半天。

他很强烈地表达出他跟你不一样的判断，这个作品我也是直接看到了已经完成的作业，他们不像以前的学生，会在作品完成的过程中和老师沟通意见，但我挺吃惊的，这是另一种创造力。后来我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看萨特、看存在主义，那些都是知识。对，我们这代人是个知识，我们会有一种冷漠，但是这些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处境，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

刘小东：因为我退休两年了，所以这两年的学生都不认识，但是认识三年前的学生。他们毕业展览上都会写上电话，会通过展览卖很多东西。现在学生可贼了，它可不仅仅是展览，而是一个大社交平台，弄个小二维码，不像我们那时候卖画还挺害羞的，挺好的。

现在的孩子聪明，也确实用不着听老师说什么，他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做老师就是要修正自己，以前是"打是亲，骂是爱"。现在也不行，现在的学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新一代孩子，非常正常。

项飙：刚才一凡老师讲到从知识到处境。他的言下之意是说这个其实是给了他的一种新的创造性，这个新的创造性来自哪里？就是来自对于处境本身的一种意识，我们站在局外可以对这个处境进行很多批判性的分析，说这个处境不合理、不对，但是你要在处境里面，如果对处境的意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变成力量，就会做出很好的作品。虽然你前面的行为很怪，不跟其他人交流好像是很陌生化，但如果对这个陌生化本身直面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新的力量，就有转变的可能。

但并不是说什么处境都是好的，只是我们知道目前的情况是不好的，年轻人出现精神健康危机等等，但怎么走出来，首先不是要逃离你的处境，而是去认识，甚至去拥抱。

今天很难建立一个像杀马特那样的共同体

贾冬婷：我们接着李一凡老师的话题哈，您通过镜头不断地深入年轻人的处境，可以跟我们再讲一讲年轻人的状态发生什么变化吗？

李一凡：这两年我去了三回珠三角，大概加起来有两三个月，年轻人的处境确实跟七八年前比有非常大的变化。没变化的大概是工资，最大变化就是出现了特别多的劳务中介，这个跟中国经济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有关系，现在产能是越来越高，自动化、半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越来越内卷，甚至从中国卷到国外。

大量的生产过剩后，工厂里就出现了订单经济，例如一个工厂以前需要 500 个人来生产，但现在工厂更愿意保持只有 100 正式员工，当有大订单的时候大订单的时候，再招 400 个临时工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大量的年轻工人和工厂的关系变得非常的脆弱，工友之间也是。这样的生产方式让工人跟工厂建立不起感情，他们也不会觉得这个工厂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工厂里边有任何一点我不舒服的，比如空调温度有点高了，那我不干了，比如工作时间需要站着，我想坐着，我也可以不干了，就每一个不舒服的因素都会让他选择跑路。

所以你会看到工厂每天都在招人，每天都在跑人，永远处于大量的提桶跑路的过程。工人比过去的原子化更严重，你就会到处都看见，随时都看见在招工，大概比七八年前的劳务中介多了10 倍以上。

做纪录片是这样的，我得剪出来了才能有完整的感悟，拍摄的过程中我只有很多碎片式的感受，所以我今天讲的可能也是一些片段、部分的感受。

我在珠三角有很多朋友，工人、老板，各种各样、奇奇怪怪，所以和工厂里的年轻人也接触不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今天很难建立一个像杀马特那样，既是情绪共同体又是个价值共同体。如今有很多情绪共同体的，特别在网络上或者业余活动上，建立情绪共同体是不难的，但是做一个价值共同体其实是很困难的。七八年前的工人基本上都来自偏远农村，今天不一样，有读过大专的、有本科生、有中职，也有父母一代是农民工，所以工人之间其实挺缺乏共同常识的，他们很难沟通，生活习惯也差别很大，因此他们非常难建立一个共同体。

七八年前的杀马特是个奇迹——因为某种审美、某种视觉元素，他们首先成为一个情绪共同体，后来成为一个价值的共同体。这在今天是很难的。

 城市“大门口的陌生人”：保安群体的困境与趋势

何袜皮：做博士论文田野研究是在 2017 年到 18 年，我的博士论文是在 2019 年写成的。前阵子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我回访了部分保安，这中间正好经历了疫情的三年。

疫情其实保安承担了非常重的职责——他要挡在业主中间，承担很多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不赋予他们的管理职责，他们要去管业主、维持小区的秩序，当时网络上也是有很多对保安厌恶憎恨的声音。等到疫情结束，他们就回归到平常有一些卑微的职位里了。

2017 年的时候我在上海一个巨型小区里做调查，那个小区总共有 100 多个保安，其中一个区就有 40 多个保安，他们是没有社保的，那么当时政府频频要求保安公司给他们买社保。但是保安心里很抗拒的，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 4, 000 出头，扣掉社保到手更少了；保安公司也不愿意，因为交社保他们的成本增加，就要亏本了，其实保安公司的利润是很微薄的，赚的是物业给他的收入跟付给保安的收入之间的差价。一个很大的小区一个月的利润可能就1万块。

前几天我问那些保安有没有社保，他们告诉我还是没有。但是多了一个叫意外险的东西，就是每个月从他们工资里边扣 30 块钱。他们把赔偿的风险转嫁到的保险公司，但是这个保费实际上还是让保安自己承担。

另外“离不开也留不下来”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在大城市里的保安拿不到居住证，他的小孩没有办法在大城市里上学，所以年轻的保安在大城市里择偶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人被家里催着回去的原因也是他们应该结婚了。

我当时认识一个年轻的保安班长，高中学历，性格很内向，他老家物质条件不错，家人催他回去相亲，他回到县城谈恋爱，但是他在县城里边找不到工作。他面临的局面就是在县城里有女朋友，但是没有工作；在上海有工作，但是没有女朋友，最后他选择分手回到了上海。

 2019 年我问他谈恋爱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家里边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做两年一定要回去了。我昨天问他，他还在上海当保安，已经 30 多岁了，还是没有女朋友，他说现在当队长，在高档小区，这工资高。他考了四级消防监控证，有了这个消防监控证的话，他就有资格坐到监控室里边去看那个一整面墙的监控，他的工资就可以从当时的比如200一天可以提高到 260～300 一天。

文化稍微高一点的保安，他会设法去考这个证，因为公安会经常在深夜去监控室抽查，看坐在那边保安有没有证，否则要罚款，而且工资也会有微微的增加。

关于保安行业在 2017 年我所能预见的趋势。尽管疫情期间经历了一些打乱，但整体又恢复到了过去的轨道上。

一个就是老龄化。现在很多物业费便宜小区的保安全是 60 多岁的，我的微博评论区说他们三个保安都凑不齐三颗牙。即使是在高档小区，也有 58 岁的保安。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送外卖，或者是这些能够发挥能动性、多劳多得的工作。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愿意做这种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庞大的保安行业全是建立在廉价劳力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时候，保安行业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第二个趋势是科技化，疫情也是让大家对人和人之间距离的要求更多了，越好的小区，它对封闭的要求更高。

比如我住的小区，如果没带门禁卡，你需要按一下门禁，物业的人会核实你业主还是访客，那后面问得多了，他也没法核实你说是不是真的，所以导致到一段时间以后，谁按都开门，所以很多外来人员为了抄近路走，从小区里面走。很多业主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们跟物业吵架。这是一种对纯净性和尊贵性的捍卫。

越是高端小区，保安就越不仅仅是对安全的要求，更多时候是要捍卫这种纯净性，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他们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来归纳“自己人”，保安就是行使了排斥“非自己人”这样的一个职责。

第三个趋势是网络化，疫情也加速了这个过程，外卖快递越来越多，它也是瓦解了项飙老师说的“附近”，以前小区旁有很多小店、商超，它就服务于这个社区的。但现在大家出门的越来越少，这种生态的生意是受到影响的，会变得更加冷清，大家更加不愿意走出去了。

而保安的工作中很大一个任务就是要管理外卖员、快递员，这成了跟他们打交道最多的人，保安每天有大部分时间要给这些人核实信息、开门。像我住的小区外卖快递不准骑车进入，他必须把停在门口一路跑进去，经常能够看到外卖员让保安快点让他进去这样的场景。

电子化、数字化，也导致现金越来越少，这对减少入室盗窃是有益的。

我当时写到的一个保安，他是一个道德楷模，收到了三面锦旗，因为他在小区里经常捡到别人的东西，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运气那么好，都给他一个人捡到了？他是个夜班保安，后来我跟他一起值班，我就发现其他保安都很懒，晚上躲在岗亭里不愿意出来，但他很勤快，一整个晚上都在遛弯，拿手电筒照别人有没有掉东西，他一个月可以捡 3, 000 块钱，当然他捡的全是硬币，这些他是会留着的，但如果捡到个皮夹就会还。

所以我会想，虽然他是一个道德楷模，但他的动机并不是真的要去执勤或助人为乐，其实是为了自己，我想他现在捡不到钱了，还会想当保安这个工作吗？

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社区花园的“游牧”实验

贾冬婷：保安的变化趋势，也是城市被系统重构的反应。

刘悦来：这两年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中组部的援疆计划我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作为乌鲁木齐城乡规划管理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来组织参与这件事情，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新的岗位、新的环境了。

新疆乌鲁木齐现在是一个大发展时期，我白天的工作非常繁忙，参与各种会议，但是我当时确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再看看我们在上海做的社区花园在新疆能不能发挥点作用？

关于上海的特殊性。我在上海经常也接待一些边疆的朋友们来参观，他们听我们讲完之后，会产生很多感叹，比如上海政府有钱、财政状况好，还有就是上海的干部队伍学历高、水平高，上海居民素质高等等，他们认为这也没法学习，没法照搬到自己的城市。

当时我们这个案例获得了三联人文城市奖的第一届社群营造奖，这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看看我们各地方的人能不能形成一些共识？大家一起做一点共同体的改变。在新疆我们就思考如何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去实现一些改变。

后来，我开始在当地做田野调研，包括当地居民自己整理的花园，利用空闲时刻，在微博、小红书、朋友圈发布这些调研信息。

其中在一个特别老旧的小区的垃圾桶的边上的一棵树上，挂了一个儿童的手工小玩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创作。我把这些信息整理起来，在各个自媒体平台做了一个小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反馈。这特别有意思，其实成本特别低，在我援疆工作的一年半期间，我大概发了 300 多篇小红书、 400 多篇的微博，不过微博的阅读量反馈没那么快。

线上有了交集之后，我们就开始安排线下见面。线下的相聚是非常重要的，见面了就会真的去做事的，大家会开始很快地策划一些线下行动，后来我们就策划了一个花开乌市，结果很好。我还招到了一个助理，她原本是要到欧洲读书的，在她看到我的小红书之后，也没有立刻回欧洲，直接飞到乌鲁木齐了，这么一个小姑娘，大老远提着箱子就来了，当地乌鲁木齐市设计院的一位老总也是非常有感触，他觉得小姑娘自己住旅馆成本太高了，就主动邀请去家里住，其实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但因为一件共同要做的事情，互相释放善意。

我的另外一位助理也是通过这样的线上媒体招募而来的。直到大家在网上看“乌龟营造”的小广告，我们的这个行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组织化的了。这些也是我在和项飙老师第一次对谈后的一些变化了。

在刚到新疆的时候，我给项老师写过一封信，告诉项老师我在新疆即将开始一些事情。项老师当时也很认可，说我们在新疆的这个实践非常有意义，是对社会修复非常好的观察和实践的机会。

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状态，也可以通过非常个人化的社交平台去重构我们的附近。就像我从上海游牧到新疆，我发出一些信号，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些回应，从而一起做了一些事情。这种善意和互动会比我在上海做社区花园的时候更加深刻。让我更加感觉到大家相聚和共创。

实际上当地的年轻人其实更加渴望这种状态。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有 300 多名的当地的青年人的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在新疆做了六七十个微改造，去重建自己的附近，我觉得这两年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乌鲁木齐人跟上海人没什么区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乌鲁木齐的大家更渴望改善家园，可能也更有能力去改变。

贾冬婷：谢谢悦来老师，我想问一个相关联的小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有一个返乡热潮，返乡的年轻人往往陌生化的感觉会更强烈，您有接触过这样的年轻人吗？他们是怎么去重新看待和融入故乡的？

刘悦来：我举一个例子，我的第二个助理冰莹就是从新疆考出去到东北上大学，之后在上海工作。其实每一个新疆本地的朋友都会觉得一旦考到内地了就好好在外面读书，混得好就不要回到新疆了，冰莹也是在同样的情况。2022年因为她身体不太好，想回到新疆休养，那么究竟留在新疆还是回到内地？她当时也是很纠结，但是正巧的是她和当地的几个年轻人有一个小社群叫万水新疆，他们开始开展各种活动。我去新疆的时候，万水新疆已经运营了八九个月了，也碰到了一些瓶颈，他们想要去做一些更加实在的事情，也将社群作为一份工作，而不光是一个兴趣小组，所以后面我们的思路其实是希望活动更加落地，能够为社群真切的带来改变，从而使得政府、社会力量认可。

后续我们的行动确实获得了一些资金的支持，我们也创造了“乌龟营造”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我们从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入手。在今年 2 月份我正式离开新疆的时候，这个组织得到了一次很重要的发展机会，获得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就能够让这个团队的三位全职员工，和非常多的志愿者生活下去。

对于返疆青年来说，大家从不认识到形成一个团队，从松散的社群到找到组织化，最后变成了一个创新创业的可能性，这是很振奋他们的。“乌龟营造”团队在今年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也被提名了，团队的小伙伴们特别的兴奋。这对于返乡青年来讲，大家会更加珍惜这样的发展机会。

其实你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在维护形式和秩序

项飙：悦来刚刚说一个女生从欧洲回来，当地园林公司的老总很受感动，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但生活当中的很多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种日常——你能不能被一个非常具体的、真实的人感动，然后让你发生行为的改变。

公共被平台取代之后，这样一种直接的感动消失了，那么应该怎么样重新培育这些？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附近”，就是一个非常直接具象的人成为你对另外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行动的想象。

前面袜皮和一凡老师讲到的，保安群体和劳务中介，我觉得是有共通的地方的，按今天的这个大数据、平台的发展，为什么还会需要比以前多 10 倍的劳务中介？好像是个很老派的事情。

保安也是一样的，中国城市是最安全的，他们的工作没那么多。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们是专职的秩序维护者和秩序创造者。因为我做劳动力流动，我知道一点，就是这个劳务中介，他不仅仅是给你介绍工作，实际上是在现在法律越来越明确、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有各种监察大队，有各种媒体报道，同时你的需求又很不稳定，风险很高的情况下，怎么样把一切变得丝滑，劳务中介的功能是这样的。秩序维护本身成为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我们越来越多的把精力投入其中。

那这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里也是一样的。

我记得第一次和小东聊天就讲到生活样式和问题。小东说很心疼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见一次朋友都去个咖啡馆，点一杯15 块钱的卡布奇诺，很累。咖啡馆看起来是很美好的生活样式，但这个生活样式下面它是没有什么生活。家庭关系也一样的，孩子一定要学习好、要很“正常”，因为要保护这个样式，不一定要和家庭成员真的有很深的情感，但中产阶级正常生活的样式我要保持。所以无论是保安、还是中介、还是所有的日常生活，样式就是秩序。

以前是说形式主义，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表现，就是他不能够抓住生命力的动力，只会在华丽的表象上做虚假的美感修饰。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内卷，在某种意义上跟形式主义是很像的。

这个就大家有体感了，其实你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在维护工作的形式和秩序，不能问这个事有什么意义，问的话你就是属于老派，你就太接近事情本身了，他要的就是不要接近事情本身，要跟事情本身要做一个平行世界，在这样的平行世界里面大家能够有秩序地生存、挣扎、烦恼。

一凡老师最后讲的价值共同体，我很有感触，价值共同体的对立面是共同价值。现在我们是有大量的共同价值的情况下的无价值共同体。大家的价值是都共同的，否则就不卷了。你卷就说明大家都信一个东西，都是要争一个东西，大家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都是高度一致的。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高度可以预测的。家长会告诉你，“步步不能落，一步落就是步步错”，共同到空前的程度。

但在共同价值的淹没下面，没有价值共同体，所以这关键是这个“体”，那为什么没有“体”？什么叫体？就回到前面讲的是多线形成的、具体的公共性，那个是体，就是我们一个圈子，一帮人。现在的局面是我们都直接地面对那一个抽象的共同价值，但是一个无“体”的共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