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的故事中，AI 成为了技术合伙人。它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数据储备，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效率提升。AI 伙伴能够快速分析市场趋势，精准预测用户需求，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坚实的依据。它还能自动化繁琐的工作流程，让员工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有创造性的任务。在与人类伙伴的紧密合作下，AI 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启了新的自由发展之路，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与可能。

产品工作室“100 Bad Ideas”的名字，源于一个美国魔术师的故事。

这位魔术师曾去面试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顾问，对方问：“你能不能保证带来一个good idea？”魔术师回答：“一个good idea也保证不了，但我保证有源源不断的bad ideas。”

源源不断的“坏点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创新的同义词。创业之初，“100 Bad Ideas”的两位合伙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决定先开个文档写满100个“坏点子”再说。最终，这个文档成了工作室的名字，也孕育出了一款月活四百万、营收过千万的产品。

因为AI，这样的故事正在变多。随着技术门槛骤降，越来越多的人将脑中的“坏主意”变成真实产品，投入市场验证，也赚到了和打工相当的钱。

这群人中，既有在大公司工作多年的产品经理，也有毕业不久、只在小公司打过工的年轻人，还有不止一次创业过的“老手”。

过去一段时间，我采访了多位身份各异的开发者们，发现不上班的“自由”固然是他们所追求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借助AI的能力，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一位开发者告诉我，“有一个作品，远比你有某某头衔，更酷一点。”

这篇文章想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真实境遇：他们的选择和状态， AI 究竟能帮他们做什么，以及看似自由的创造生活背后，那些不常被言说的重负。他们的故事，或许正是未来工作的一种预演。

机会

36岁的陈云飞公开亮相时，总是一身白——白卫衣、白裤子、白鞋，再加一顶白色渔夫帽，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至少10岁。

这或许与他的状态有关。他如今在全球旅居，上个月还在分享韩国的医美体验，转眼地址就变成了伦敦。这个月，他打算从苏格兰回国，临时又决定去土耳其和埃及，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无法停止的流动”，也由衷感叹：“自由真好。”

这份自由，源于AI带来的机会。

两年前，ChatGPT刚上线，陈云飞就敏锐地用它来做业务分析。他清晰地记得，一次与对手的营销战役中，他和团队为双方Slogan的用户感受争论了两小时，最后发现，结论竟与ChatGPT几分钟给出的结果惊人地相似。

他意识到，“这次的AI完全不一样了”。多年累积的职场倦怠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他决定从美团离职，给自己一年时间探索和学习。在阿里、美团打过工，他感觉自己“长时间被锁在大公司的体系里”，作为一颗精细分工下的螺丝钉，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从这家跳到那家。

出走的第一年，陈云飞的尝试充满“试错”的意味：他让ChatGPT当编程导师，结果一周也没入门Python；他快速开发了三款给自己用的浏览器插件，但都缺乏商业化的可能。

最终，是旺盛的分享欲为他撬开了一条新路。 他在即刻上持续分享学习AI的经验，意外地被社群邀请做线上分享，录屏发到B站后，又获得了不错的播放量。意识到内容是绝佳的杠杆，他正式开启了自媒体博主之路。

尽管陈云飞在B站的第二条视频标题颇具劝诫意味——“我是如何靠ChatGPT，从年薪百万到月入3000的”，但随着他持续输出高质量的AI经验，知识星球的订阅、企业咨询与合作纷至沓来。到2023年底，他的三项收入总和，已基本与大厂薪资持平。

如果说陈云飞是靠内容抓住了机会，那么28岁的伍海玮则以更纯粹的产品形式，在几乎同一时间踏入了这条河流。

化学专业出身的他早有创业经历：大学时组队接外包项目，开发过剪切板工具，却始终觉得自己“不具备独立产品能力”，直到一次AI黑客松获奖，才让他重获信心。

2023年下半年，他花了近2个月时间，上线了产品“MBTI百科”——一款基于16型人格的AI助手。一年半后，算上之前的剪贴板应用等产品收入，每个月平均一万多元的进账，给了他正式离职的底气。

我第一次见伍海玮是在今年4月，他刚辞职，新作品“魂旅”也刚拿下小红书独立开发者大赛的“浪漫主义奖”，奖金五万元。

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一个新颖的比喻：AI时代的应用，就像是短视频。 他解释说，AI最大的影响是降低了“MVP（最小可行产品）的门槛”，技术实现变得次要，“重要的是你的创意”——这“真的很像短视频”爆发的前夜。

如今，独立开发者的作品直接面向用户，不再需要仰仗投资人。伍海玮的“魂旅”也拿到了投资意向，但他最终拒绝了。他发现没有拿钱的理由：“拿了钱如果做得好，那反而是一笔很高昂的借贷。”

他将自己现在的状态比作在线上开了个小酒馆，虽不能暴富，却能在维持生存的基线上，实现一种“注意力自由”。

在小红书，陈云飞的ID叫“花叔”，括号——“只工作不上班版”。他很乐于强调工作与上班的差别，其中的核心是流动的自由感，但现实是，他常常比上班时工作更久，旅居生活有时也只是换了个工位。

不过对他而言，从大厂体系中挣脱，意味着“反脆弱能力”的增强，多元化的收入让他有底气拒绝不想接的活、不想见的人。但这份自由也伴随着不安，他承认自己的路难以复制，是勤奋加运气，“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凭什么”。

实验

王安之最近正在进行一个实验：将完整的产品开发流程交给AI，测试人工智能的边界。

他在创业公司Xmind上班，只在业余时间打磨自己的产品。最近，美剧《人生切割术》给了他灵感，他打算做一款情绪搜集类产品。

这款名为“LUNOR”的应用，从设计、开发、代码重构到文案宣发，几乎全程交由AI完成。

他先是构想了一个四宫格界面，用户可拖动小球记录情绪。根据这个构想和电视剧截图，GPT-4o便设计出特定风格的原型。接着，他向编程软件Cursor描述交互构想，后者随即开始编写代码。

LUNOR产品界面

王安之并不意外AI能做出完整作品，真正让他惊喜的是AI展现出的自主性和理解力。 其中一个引导付费的页面，就是AI在阅读了项目关键代码后，自己设计的布局、写的文案。”它凭自己的审美，只花了5分钟，我一个字都没改。”

最终，在没有任何设计和开发合作的情况下，产品经理王安之仅用两天就完成了LUNOR的第一个版本。

王安之的实验并非孤例。AI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产品开发的全流程。

过去，一个产品从调研到上线动辄数月，而现在，AI可以直接根据一个粗略想法生成高保真原型图，再投入社交媒体验证需求，若市场反响好，便同步推广和迭代。

这得益于大语言模型能力的飞速进化。从处理文字，到通晓多模态信息，再到逻辑推理能力的增强，如今的AI更像一个拥有长久记忆、能自主调用工具的智能体。

同为产品经理的陈云飞，自从去年Cursor问世后，开发产品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他曾连续一两个月，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编程，甚至睡梦中都想着赶紧起床去实现新想法，“太有趣，太好玩了”。他在小红书爆火的“小猫补光灯”，就是在这股狂热中诞生的。

有一次，他想做一款可调节灯光的手电筒，女友建议不如做成女生用的“补光色卡”。他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但立刻意识到需求真实存在。借助AI，他一小时就开发出了第一版。

随着AI编程能力的跃进，一种被称为“Vibe coding”（氛围编码）的趋势在开发者间蔓延开来。 即便很多专业开发者，如今也只是给出指令，让AI执行。在某些领域，他们甚至觉得没必要完全看懂AI写的代码了。

AI对许多人来说，已从一个帮手，演变为“技术合伙人”，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也开始有机会建造自己的数字资产。

叶峻杉便是一例。他本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大客户销售，在目睹了AI为企业客户带来的价值后，今年决定自己下场。

他目前的核心项目是AI视频营销，客户只需提供照片和声音，5分钟内就能生成一条AI主播视频。这个项目几乎涉及了大语言模型所有模态的能力，而从账号拆解到捏数字人，叶峻杉的大部分工作也都是借助AI完成的。

对他来说，AI不仅是生产力助手，更是“最大的价值变量”，因为模型的持续进步，总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些深度用户，早已为不同的大模型找到了精准分工。

对王安之而言，GPT-4o负责设计原型，Claude擅长系统完善，Cursor是主要开发工具，Gemini的超长上下文窗口适合代码重构，而中文能力出色的DeepSeek则是文案优化的首选。它们就像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高效运转。

 “Bulid in Pubic”

但一个好产品，远不止代码和设计。徐晟是产品工作室100 Bad Ideas的合伙人之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30%是产品本身，70%是产品以外的所有事情。”

他们的产品StressWatch，借助AI写出第一版代码后，仅用半年多就覆盖了团队成本，如今用户已达四百多万。

但徐晟的经验是，AI可以加速启动，但要把产品做好，仍需投入工艺品般的匠心。StressWatch初版是硬朗的“直男风”，后来才意识到压力监测需要更柔软的表达，于是他们重新设计UI，变成了可爱的压力泡泡。

StressWatch压力新UI

即便发布两年多，团队每天仍要处理近200封用户邮件，其中40%~50% 都是有价值的改进，需要投入精力持续改进。

为了搞定那“70%”，一种名为“Build in Public”（面向公众编程）的理念，正成为开发者们的新共识。

叶峻杉认为，独立开发者的商业模式本质上就是自媒体，因为其作品个人色彩浓厚，还能提供“情绪价值”。陈云飞本身就是自媒体大V，一身白的标志性装束，也是在强化个人IP。伍海玮也直言，“小红书的流量基本就等同于钱”。

前阿里技术专家一啸（花名），也在无意中走了一条先做自媒体，再开发产品的路。

离开阿里后，他先是加入一家TOB创业公司，几年后退出和几个好友联合做了一档面向开发者的播客“硬地骇客”。

这档播客目前有近3万的粉丝，也建立了3000多人的听众群。他目前的AI产品 Podwise就是在听众中发现需求、深度沟通后的结果：这款产品可以总结播客要点、提供速记，并且基于播客内容进行提问。

这款产品上线一年多，因为良好的用户基础，现在给他和合伙人带来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他由此得出的经验是，“做产品的第一件事情是做社区。要营销先行，先做内容，产品推出来就自然就有用户了。”

过创造的生活

在这群开发者身上，赚钱似乎只是对创造的一种验证，而非最终目的。从中获得持续的创造状态，才是他们更核心的追求。

陈云飞运营着一个AI编程付费社群，他发现，大家从编程中感受到的快乐，就是创造本身。“当他们上线第一个由自己命名的网站，或上架第一款APP时，那种开心和赚钱的开心完全不一样，”他觉得，这种纯粹的快乐，“更真诚，更真挚”。

一啸则用一个“酷”字来形容这种生活。他并非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年轻人，相反，他在阿里工作多年，辞职后还参与创立了一家独角兽公司。

在那段创业经历中，他找到过兴奋点，“跟不同的客户聊天，了解不同的行业很有意思”，但回过头，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技术和产品，“有一个作品，远远比你有某某头衔，更酷一点。”

他享受这种现在生活，享受AI能力进化带来的产品进化，享受事情“酷不酷”本身。

伍海玮目前的产品也几乎都是“灵感式”的。他和伙伴有一个共享文档，像“100 bad ideas”一样，记录着各种即时想法。

他的新产品“魂旅”——一个虚拟旅行AI应用——便是多个灵感的结合：他听到“音频是穷人的虚拟现实”这个观点，又喜欢看房车博主的旅行，最终综合成了这款可以听着AI生成的沿途见闻和当地广播来“云旅行”的产品。

魂旅产品界面

这群人，大都被创造的狂热驱使过，这种状态背后往往也隐藏着更深层的自我探索与和解。

还在打工的王安之，下班后、假期里，曾一度除了睡觉，“全脑子想的都是产品”。生活中的一些观察（比如拍立得背后的记录，做出产品“BACK 4U”--- 照片背后的故事），电影的一些概念和视觉元素（如《人生切割术》中对情绪的理解，做出“LUNOR”）都可以成为他产品的点子，他觉得自己就是“在创造中生活，在生活中创造”。

但耽溺于创造的状态，也一度让他陷入自我逃避和心理塌陷，因为“只是好玩，听上去不够高尚，不够高级”。

他从小受马云等企业家“理想主义”的教育，认为“崇高目标”和“信仰”更加值得追求，但后来痛苦地发现，驱动自己的仅仅是“好玩”。

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内心冲突后，他才接纳了自己就是一个被“兴趣因子”引导的人。

他甚至把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也当成一个产品来迭代和完善，在他的书架上，摆放着人物传记、《纳瓦尔宝典》、《原子习惯》等心理学和行为学书籍，他从中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也学会如何接受自己真正的样子。

自由的重负

杭州良渚文化村，是独立开发者和自由职业者的聚集地之一。从2023年8月起，每到周四，一群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便会聚集在一家名为“杭一末”的咖啡馆。

周鼎是这个“疯狂星期四”聚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从2016年开始自己开发产品，不上班已近10年。他印象中，“独立开发”这个群体一直都在，只是之前相对小众。近年来话题热度增加，很大程度是因为AI降低了技术门槛，让更多人加入了。

“疯狂星期四”原本是一个开发者网友的线下聚会，后来这种形式解决了一些社交需求，便成了每周四的例行活动。

周鼎的社交媒体截图

周鼎观察到，来参加的人多数有产品开发背景，有些来过一次就不会再来；有些人则会定期出现，随着交流频繁、彼此熟悉而成了固定工作搭子或者好友。

这类聚会中，多数人会分享自己做的产品、拿到的结果，也有人担心被抄袭，或是想闷声发大财选择避而不谈。不过，来的人大都是因为好奇，想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真正想清楚了自己想做什么的人，最终长期留下来的很少。”

长期独立做产品，和任何创作其他作品的状态一样，都需要承担自由的重负。

徐晟如今投入在工作上的时间远超以往，对他来说，生活与工作不是平衡，而是选择，“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把几乎全部的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了，因为要做好想做的事很难，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完全为自己的创造负责，也常常引发剧烈的自我怀疑。周鼎坦言，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经历过产品做到一半，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制造垃圾”的时刻。

叶峻杉说，他自今年3月决定创业后开始写情绪笔记，前期是一个月几条，现在每天都会写两三条。他也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自我攻击，希望站在旁观者角度审视自己，保持冷静和坚定。

散漫与拖延，同样带来巨大的心理消耗。周鼎曾有一款产品开发了一年多才上线，漫长的周期几乎磨光了他的耐心，一度“不想再碰这个产品”。也让他下定决心，下个产品“无论如何，先上线再说”。

即便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人，也无法摆脱困扰。

陈云飞在“小猫补光灯”爆火后，反而压力倍增，担心再也做不出同样有影响力的东西。一啸虽享受当下的自由，却也无法满足于小富即安，他渴望做出像Notion或Figma那样伟大的产品，这份野心本身，也是一种压力。

但即便如此，接受采访的所有人，依然更喜欢现在的状态。

一啸说，关键在于，他可以完全为自己做决定。这在阿里，或是在上一家创业公司作为高管时，都是一种奢望。

徐晟也有同感。他是80后，在创办“100 Bad Ideas” 工作室之前，做过工程师、数据分析，也在中型公司里做过高级管理；在移动互联网时期；他也创过业，接一些外包项目。

他将现在的状态形容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用英文说，就是Mercenary VS Missionary，从雇佣兵到有了使命感。”

然而，在他拥抱使命感的同时，因为AI带来的技术普惠，更残酷的外部世界也已显现。

徐晟看到，AI降低技术门槛后，大量“短应用”已经导致产能过剩，竞争最终回到野蛮的价格战。他们的产品StressWatch，目前就被人直接在安卓上复制。“这对原创和做精品的人，是很大的冲击”，徐晟的语气里不乏担忧。

不只徐晟表达过这样的担忧。一位开发者说，现在AI浪潮下的短应用表面看似在解决一个问题，但它们“就像超市的饮料，只是包装不一样”。对这群在创造中找到自由乃至使命感的开发者而言，这或许也是他们未来必将面对的、严峻的考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复制人类，作者：祝颖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