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迷信内容,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看待世界,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没有根据的预言和谣言。
在现代社会,我们依靠科学知识、技术和理性来理解和应对各种现象与事件,而不是被一些虚幻的、无法证实的说法所左右。我们应当尊重科学,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恐慌和迷信之中,共同营造一个科学、理性、和谐的社会环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嘉伟
人类对未来的探索和预言从未停止。从古老的占卜术,到文学作品中的奇思妙想,再到基于数据和模型的科学预测,我们总是试图窥探时间帷幕后的景象。本文为预言背后的各种方法给出一个简单的侧写,从日本漫画家的神秘预知梦,到经济周期的乐观假说,再到备受争议的末日公式,最终以计算机模型对社会趋势的预测收尾,我们看到人类探索未来的不同路径。这些探索虽然不尽然都基于严谨的科学方法,但它们共同展现了人类对未知未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撰文|嘉伟
《我所看见的未来》?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漫画家龙树谅(Tatsuki Ryo)最近几年名气暴涨。
她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的漫画家,但当时并未有出名的人气作品。有一天她突然发现,电视上的很多新闻都有强烈的既视感——似乎早已在梦中看到过。龙树谅怀疑自己拥有预知梦的能力,随后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境。在职业生涯末期,她把自己的梦境画成漫画出版,名为《我所看见的未来》。
这本1999年出版的漫画十多年里始终默默无闻,直到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有人意外在旧书店看到这本漫画集,封面赫然写有“2011年3月将发生大灾难”的字样。经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后,很多人认为龙树谅的预知梦“准确预言”了大地震的发生。《我所看见的未来》一书难求,在二手书市场上一度被炒到50万日元。
龙树谅本人也成为了话题人物。由于她年届70,隐居山村,不接触媒体,也极少公开露面,导致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级名人。公众和媒体也并不知道,漫画家本人其实是一位女性。所以很长时间里有位男性诈骗者冒充龙树谅参与电视节目,甚至与出版社签下出版合同。直到龙树的亲戚告知她此事,她亲自接受媒体采访,自证身份,才结束这场诈骗闹剧。同时,她同意飞鸟新社出版《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
然而,真正的风波围绕着2021年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展开。在新版中,她指出旧版原书收录的海啸梦境并非指东日本大震灾引起的大海啸,而是一场真正可怖大灾难的先兆——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断裂,火山喷发,海啸以3·11大地震三倍的高度袭击太平洋沿岸国家。梦中还出现了“新大陆隆起”。她梦到这场灾难的时间是2021年7月5日。
“如果梦境发生的日期就是现实发生的日期,那么灾难将在2025年7月5日发生。”
这个预言迅速在日本和亚洲地区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争议。2025年7月5日临近,香港、台湾、韩国等地赴日航班预订量大幅下降,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因此削减了航班。社交媒体上,“725求生指南”等话题热度飙升,东京便利店的应急包被抢购一空,防灾物资销售异常火爆。
更有意思的是,龙树谅本人在2025年6月出版的新书《天使的遗言》中,似乎对之前的预言进行了“修正”。她表示“7月5日只是做梦的日期,不一定是灾难发生的日期”,并承认部分内容是出版社主导添加,自己并未刻意制造恐慌。龙树谅强调,“预知梦是警告,不是宿命”,希望借此唤起公众的防灾意识。
《我所看见的未来》是科学与神秘交锋的一个缩影。从诺查丹玛斯的1999年末日预言,到玛雅人2012年末日预言,再到现在的预知梦漫画集《我所看见的未来》,公众对末日预言的“热情”或许反映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在科学解释之外寻求慰藉和指引的心理需求。正如漫画家本人所说:“预知是警告。正因为可以避免,才会被梦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末日情结正是人类尝试窥探未来的源动力。也难怪公众会投向神秘主义——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人类对未来的预言能力仍然捉襟见肘。即便是伟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计算末日的方法也并不比预知梦高明多少。
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神学和解读圣经预言。他坚信,《圣经》隐藏着宇宙的终极结构,末日将遵循某种神圣的节律到来。1704年,牛顿预测世界可能在公元2060年毁灭——大约在2060年,人类将经历一场重大转变,甚至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开始。这个出人意料的预言并非基于科学推理,而是源于他对《圣经·但以理书》文本中象征意义和时间线的细致分析。有趣的是,牛顿本人对他的预测很谨慎:他承认时间不确定,暗示该事件可能会推迟,但不会提前。
牛顿的这一面曾长期被后人忽视,直到20世纪晚期其笔记公开,学术界才惊讶地看到牛顿的另一面。
后验规则
预知梦无法解释且准确性存疑,自不具参考价值;以宗教经文牵强附会出的数字命理,也很难站得住脚。随着科学进步,理性的人们开始尝试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概率性地预测未来。但在搞不清楚底层机制的情况下,指望通过历史数据预测未来,说到底也不过是在数据云里描点凑曲线的“唯现象”拟合。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就在于,我们常常不清楚研究对象所遵循的概率分布模式——只能通过以往的数据猜测,然后利用“猜”出的结果预测未来走向。换言之,是用不确定的方法,归纳出不确定的规律,预测不确定的未来。
比如说,如果人类不知道任何天文学知识,但是根据历史记录,到今天为止太阳每天都会升起。那么明天太阳有多大概率照常升起?
当然,依据长期历史记录,可以把“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看成是一个“真理”。但此时的“真理”,本质上就是“只有极小概率才不成立的陈述”的意思!
换一个场景或许能看得更加清晰。
若投掷n次硬币,出现了k次正面,而我们没有任何额外信息,那么第n+1次投掷也是正面的最佳估计是多少呢?
如果硬币是均匀的,则每次实验里,它是正是反的概率始终为0.5。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枚均匀的硬币!信息缺失正是预言能力的一个主要瓶颈。
这样的问题困扰着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数学家,但令人欣慰的是,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找到了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法——拉普拉斯后验规则。
根据拉普拉斯后验规则,答案是(k+1)/(n+2)。拉普拉斯后验规则是一种枚举归纳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观察到的实例推断未观察到的实例的概率。例如,如果你观察了8只乌鸦,它们都是黑色的,那么下次看到的乌鸦有多大概率也是黑色的?根据拉普拉斯后验规则,答案是90%。
历史上,拉普拉斯后验规则曾真的被应用于计算太阳明天升起的概率。它体现了该原理在缺乏先验信息时的推断能力。如今,拉普拉斯后验规则在机器学习等领域也有广泛应用,例如拉普拉斯近似方法(Laplace Approximation),都展示了其强大和简洁性。它的优点是简单且通用,可以用于没有共轭先验的情况。然而,其缺点在于近似精度依赖于后验概率分布的形状,如果后验概率分布不是单峰或对称的,那么高斯近似可能不太准确。
历史周期假设
认为人类历史具有周期性,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点,不如说是人类的一种渴望。如果历史存在周期性,我们就能非常简单地预测未来。
塞缪尔·本纳(Samuel Benner),一位19世纪的美国农民,以其对经济和商品价格周期的预测而闻名于当代社交媒体。本纳在1875年出版了《本纳对未来价格涨跌的预言》(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一书。书中包含了一张从1845年到1903年的价格周期表,这张表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未来数十年的经济起伏波动,标出了他预测的恐慌时期、出售和买入资产的有利时机。他的预测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准确,甚至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本纳的预测方法基于他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经济和商品价格的周期受到太阳活动、气候变化和农业产量的影响。他发现,玉米、猪肉和生铁的价格都有一个11年的周期,与太阳黑子的周期相一致。他还发现,生铁的价格有一个27年的周期,其中每隔11、9、7年会出现低谷,而每隔8、9、10年会出现高峰。他利用这些周期来推算未来的价格走势,并给出了一些投资建议。
如果按照周期规律扩充表格,则最上面一行准确预测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网络经济泡沫和COVID-19大流行(并未预言这些事件本身,而是指出这个节点是萧条时期)。
若这份表格真的有用,那么人类经济活动似乎遵循着简单的周期规律:
恐慌年(A行),市场狂热或崩溃,遵循16-18-20年的周期,循环往复;
繁荣年(B行),高价格时期,适合抛售,遵循8-9-10年周期;
萧条年(C行),低价格时期,适合买入,遵循11-9-7年周期。
表格中最上面一行似乎准确预测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网络经济泡沫和COVID-19全球疫情。丨图源:Benner’s Prophecies of Future Ups and Downs in Prices
尽管本纳的预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也受到了批评和质疑。一些人认为他的预测是基于巧合,而非科学和逻辑。也有人认为他的预测过于简单粗略,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甚至有人认为他的预测带有偏见,动机不纯,是为了影响市场,从中牟利。
当然,有学者指出这类预测往往是“事后回溯式拟合”,但本纳本人却坚信这些模式与太阳黑子活动等自然周期密切相关,试图用天文周期解码人类市场行为。
他的尝试虽带有浓厚的占星术气质,但思路和一些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不谋而合(如著名的康波理论)。这种用自然节律解释人类社会的渴望,在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交界地带反复出现。
正确预言柏林墙倒塌的末日公式
周期性是强大的工具,它能赋予人类轻易预测未来的能力。问题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走向真的遵循周期性吗?除此以外,是否存在类似的便捷预言手段?
下面我介绍一个当代科学哲学中最令人难以置信且富有争议的思想,便是对“世界末日的科学论证”。这一理论甚至给出了人类文明将在760年内走到终点的预言。
评论家和物理学家埃里克·勒纳(Eric J.Lerner)将末日公式斥为“单纯玩弄数字的伪科学”。然而,也有人认为它具有严肃思考的价值。这个故事始于普林斯顿的天体物理学家约翰·理查德·戈特三世(J.Richard Gott III)。他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几位独立提出世界末日理论的学者之一,其他人包括物理学家霍尔格·贝赫·尼尔森(Holger Bech Nielsen)、布兰登·卡特(Brandon Carter)以及哲学家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
戈特的理论起源于一段有趣的经历。1969年,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物理系本科生的戈特在欧洲度假时参观了柏林墙。他心算了一下,然后向朋友们宣布:最短2.66年,最长24年,柏林墙必然会倒。21年后,柏林墙果然倒塌,这促使戈特决定公布他的算法。他于1993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将公式应用于人类文明。他当时预言,人类在未来12到18000年内灭绝的可能性高达95%。
戈特将公式的核心理念称为哥白尼原理——哥白尼断言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认为不应该赋予地球特殊的地位,地球本质上和其他行星没有什么区别。戈特的洞察力体现在将这一思想应用到时间点上:历史有始有终,但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并无特殊之处。
其逻辑可以这样理解:跳出历史之外,我们把某个事物(例如柏林墙)存在的时间制作成条状图,然后将其分成均等的4份:0%-25%、25%-50%、50%-75%、75%-100%。随机点落在25%-75%段里的可能性是50%。如果你所在的时间点恰好位于该区段,那么你就会发现,该事物之后存在的时间最短是剩下的25%,最长则是剩下的75%。所以,如果考虑“此时此刻”该事物已然存在的时间,就能得到其未来存续的时间范围。
以柏林墙为例,戈特参观时知道柏林墙建于8年前,所以据此推断:未来2又2/3年到24年内,柏林墙就会倒塌!当然,该预言只有50%的置信度。不过,可以以放宽范围为代价来提高置信度——比如说,最开始选择的区段覆盖总条状图的95%,这样一来,就把可能性提高到了95%,代价则是,预言里的时间上限达到了160年。
这便是哥白尼原理最原始、最简单的应用。利用类似的方法和若干额外条件,物理学家霍尔格·贝赫·尼尔森推断人类有50%的几率在未来760年内灭亡。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推导并不严密,如果人类出生率持续走低,那将会大幅延缓末日的到来。
批评意见
并非所有《自然》杂志的读者都赞同他的理论。生化统计学家史蒂文·N·古德曼(Steven N.Goodman)在评论信件中抱怨道:“‘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是困扰统计学家的那些色彩缤纷的箴言之一。在我看来,戈特对统计学工具的运用……为这句话赋予了悲剧性的新生命。”然而,经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报道,戈特和他的预言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他本人也成为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者和著名的科学预言家,成功预测了百老汇的戏剧剧目和芝加哥白袜队再次赢得世界大赛。
尽管如此,关于世界末日公式的争论仍在继续: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对于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尚未达成共识。
对末日公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无差别原理”的错误应用:史蒂文·古德曼认为,上面的推理属于对“无差别原理”的错误应用。所谓无差别原理,就是赋予各种情况等可能性的概率。古德曼指出,即便小孩子也本能地知道投掷硬币正反结果各50%,但无差别原理本身却是基于人类的对称性偏好,常常会让使用者落入陷阱。最直观的错误类似于,购买彩票可能中奖,也可能一无所获——有两种可能性,所以中奖的概率是50%,这显然是错误的推理。
•对时间点位置的假设:戈特的末日公式蕴含着一个大胆的假设——我们对自身所处的时间点在整个历史中的位置一无所知。古德曼则反对说,原则上我们可以搞清当前和过去、未来的关系。
•“自我指示假设”:另一类反对意见基于“自我指示假设”,由物理学家丹尼斯·迪克斯(DennisDieks)等人提出。该假设认为:因为我是具有个体意识的智慧生物,所以这一事实使我倾向于“可以容纳最多智慧生物的那种理论”。类似于说,如果我第一次购买(规则不明的)彩票就中了大奖,那么我可以认为:1)我是天选之子;2)中奖率本身就很高。后者似乎是更合乎理性的认知。应用“自我指示假设”,可以使戈特等人的推理无效。
•对“自我指示假设”的反驳:然而,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对“自我指示假设”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指出,如果按照“自我指示假设”,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刻认同含有无限多智慧生命的多元宇宙理论——但这显然是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所以,“自我指示假设”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哲学主张。
计算机模型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开始尝试利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社会趋势。对未来的预言无论形式如何,最终都是为了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并为可能的挑战做好准备,从而塑造一个更加理想的未来。
19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受一个名为罗马俱乐部的精英组织委托,预测在有限的行星资源下,全球增长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听起来有点像灾难电影的开头。可悲的是,还真有这种可能。
系统动力学之父、MIT的杰伊·福瑞斯特(Jay Wright Forrester)为此开发了一整套后来被他的四个学生发扬光大的理论,考察了最有可能影响人类社会全体的五大因素:人口增长、农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工业产出和环境污染。
基于福瑞斯特最初的World1系统,研究人员建立了更加精细的World3模型,通过模拟“一切照旧”的情景,他们预测如果不发生重大转变,我们的社会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间点遭遇真正的崩溃。
这些研究被收录在环境书籍《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中。《增长的极限》在出版时就受到广泛而尖锐的批评,尽管它的销量巨大。好消息是,应用现代理论构建的预言模型(如历史动力学模型),给出的预言要更加乐观一些。
2019年的一个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模型认为,技术突破足以逆转人类兴衰周期。例如在17世纪中叶,美洲的高产作物提高了中国某些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该模型源自气候动力学工具,使用过去5000年中数十个文明案例研究来寻找人类历史上的数学模式。(详情见[4]、[5])
这个模型也指出,从2020开始,人类可能会迎来一个非常艰难的10年。但乐观地看,文明之火不会熄灭。如果眺望足够长远的未来,时间跨度越大,人类的前景就越光明。所以说,人类在未来10年(从现在算起是5年)的主要任务是:“活下去,别灭绝!”
参考来源
[1]Computer predicts the end ofcivilisation(1973)|RetroFocus
[2]Doomsday argument:the end of humanity,predicted by a math equation|Vox
[3]History repeats itself.That’s bad news for the 2020s
[4]According to Research,Here's What's Likely to Happen in The'20s.And It's Not Great:ScienceAlert
[5]Arise'cliodynamics'|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