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日本社会，一种现象逐渐引起关注，那就是许多日本年轻人似乎早就不想努力了。他们不再像前辈们那样对事业和生活充满激情与拼搏精神。在就业方面，一些年轻人安于现状，满足于低薪的稳定工作，缺乏追求高薪职位和自我提升的动力。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享受休闲时光，沉迷于游戏、动漫等娱乐活动，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较为模糊和消极。这种不想努力的态度，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社会整体活力的缺失。

“经济上行的美”成为今年上半年的流行词。

它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对一切都生机勃勃的昨日世界的怀念，切中很多人的心声。

这些人往往成长于经济上行时期，进入社会后又碰上了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不再对未来充满希望，只能寄托于当下的简单消费，获得微小而确切的满足。

这种处境，与日本社会评论家三浦展所描绘的“下流社会”有相似之处。今天的文章，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潘妮妮，将借助三浦展的畅销书《下流社会》，追溯日本的中产神话如何破灭，所谓的“下流阶层”又如何诞生。

“一亿总中流”之梦

2005年，社会评论家三浦展出版了畅销书《下流社会》，给后来的日本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所谓“上流”“中流”“下流”，是日语里对“阶层”概念的文学化表达。在《下流社会》出版之前，“下流阶层”一直有着非常强烈的负面和歧视色彩。这要从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说起。

由于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加上80年代日元升值和金融繁荣，日本国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充满骄傲。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就像个全能战士，在经济上是发达国家，而社会福利比很多发达国家更好，民众的税收负担比西欧和北欧低，社会分配的平等程度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高。

当时的社会共识是，日本大多数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差不多，既不太富，也不太穷，都是中流阶层。人们还发明了一个词，叫作“一亿总中流”。

《比海更深》

也就是说，1.2亿人口里有一亿人生活都差不多，只剩下0.2亿人与众不同，要不是金字塔尖的上流阶层，要不就是很穷的下流阶层。而这些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由他们的个人素质决定的。

人们认为，上流阶层可能是特别优秀、找到好工作的人，可能是继承家业的富二代，或者是靠违法犯罪捞钱的人。而下流阶层，则是由于无能、好吃懒做等性格问题导致的穷人。

总之，“中流”是理所当然的，特别富或者特别穷的人，都是个人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

以著名的日本动画《哆啦A梦》为例，它诞生于1970年，讲述从未来穿越来的机器猫，帮助四个日本小学生克服日常困难、在全宇宙冒险的故事。其中男主角野比大雄和女主角源静香所代表的，就是当时日本社会心目中的“一亿总中流”。

大雄和静香住在大城市周边，家里都是带院子的两层小楼，父亲有稳定的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就能满足三到五口之家的开销。

虽然无法进行特别奢侈的消费，还需要日常记账精打细算，但是除了房贷和教育经费外，整个家庭没有经济负担，日子过得很宽松。而孩子们上的是公立小学，课业不是很繁重，有大量时间进行业余活动，甚至拯救地球。

不过，日本人所谓的“中流”，并不只是指物质上的中产阶级。在《哆啦A梦》里，野比大雄和源静香这两位“中流”角色，还代表了战后日本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勤劳，踏实，善良，热爱和平，有点懦弱无能但是性格坚韧，非常努力。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中流”阶层的日本人是“理想”的日本人、“合适”的日本人、“正常”的日本人。相应地，“上流”和“下流”阶层的人便意味着“不正常”。

在《哆啦A梦》里，代表上流阶层的孩子叫骨川小夫，嘴巴很尖，在形象上有点反面角色的感觉。他比其他孩子富裕很多，且以此为傲，别人拥有的东西自己也一定要占有，自称天生就是精英统治阶层，经常居高临下地把其他孩子叫作“庶民”，处心积虑地欺负和羞辱中流阶层的野比大雄。

除了以上三位小朋友，还有一个角色叫刚田武，绰号“胖虎”，家里开小卖部，住在没有改造的旧屋棚户区，喜欢吃垃圾食品，长得非常强壮，但不太有学习和思考的习惯，总是靠着武力欺负学校里所有的小朋友。虽然嗓音不怎么样，却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上电视的歌手。

《哆啦A梦》

可以说，胖虎就是当时日本人心目中“下流阶层”的刻板印象。他们没有融入现代化的经济生产，只是从事着小商小贩这种职业，住着没有现代化生活设施的旧房子，家庭经济水平不太好。

“下流阶层”的父母不仅粗鲁还有一些诸如酗酒、吵架的恶习，也不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日本社会看来，这样的孩子没有理想和前途，只知道沉迷于自己的兴趣，不切实际地做当大明星的梦。

因此，“一亿总中流”不仅形容日本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还带有一种对人格的评价。胖虎是四个小朋友中相对最不重要的角色，他令人讨厌的性格又是由他的家庭环境决定的。

换句话说，在相信“一亿总中流”的人们的潜意识里，“中流”被认为具有日本人的优良品质，而“下流”不是“正确”的日本人，反而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他们不够“正确”，所以会自然地消失，国家也不需要专门制定政策去照顾这些人。

这种“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梦想，一直持续到2005年《下流社会》出版。彼时日本已经经历了长达15年的经济不景气，人们隐隐约约地注意到，《哆啦A梦》里野比大雄家那样简单朴素但充实轻松的生活，很多人已经过不上了，他们的孩子以后也过不上了。

人们本来不愿意放弃“一亿总中流”这个固定的想法，因为拒绝承认现实，生活会比较轻松。但是一旦有人公开说日本已经从“中流社会”变成“下流社会”了，把人们内心的怀疑直白地讲出来，就不得不正视和承认。

从“中流”到“下流”

在《下流社会》里，“下流阶层”的画像是：不努力工作，失去奋斗和发展的欲望，不追求时尚，不谈恋爱，也不想融入主流社会，只想沉浸在自己自娱自乐的精神世界里，就像《哆啦A梦》的胖虎一样。

实际上，2005年的“下流阶层”和胖虎很不一样。胖虎是生下来家里就很穷，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很少，可以说是被动地失去了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但2005年新出现的“下流阶层”，他们放弃学习和发展，一半是因为社会压力，一半是主动选择。

《你的鸟儿会唱歌》

一个出生在“中流”家庭，长大后成为“下流”阶层的人，会经历什么？

假设他是男生，出生在1980年左右。家里父亲一个人工作，年收入大概是700万日元，相当于7万美元。住着自建的两层独栋小楼，距离东京市中心轨道交通需要50分钟，或者住着靠近市中心的大型公寓小区。

他的学校在家附近，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之后去上各种收费的补习班、兴趣班。等到晚上回家后，不上班的母亲已经把所有的家务和晚饭都做好了。可以说，他从小就不需要操心任何事情，过着安定、轻松、幸福的生活。

而在学校，同学都是这片地方上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

父亲们的收入差别不大，而母亲们给孩子做的饭、买的东西，都是照着电视广告来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孩子们有着同样的游戏卡，同样的机器人玩具。每家每户开着同样的日产丰田、本田汽车，听着同样的热门音乐。一个安静平和、一切事情都按部就班的世界。

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对自己的未来还充满着憧憬，也会在一起讨论未来要做什么。

当时日本电视上经常放各种英雄拯救世界的儿童电视剧，热爱幻想的小朋友也许会想成为英雄。同时，电视新闻里也会经常宣扬日本的科技强国形象，很多小朋友会希望成为科学家、机器人工程师、电脑程序员，或者成为宇航员代表日本登上月球。

另外，还有一些非常现实主义的小朋友，他们看着电视里播放的金融市场火热的新闻，看着自己的父母、亲戚炒股买地，也就萌生了强烈的热情，梦想自己以后能成为新闻和纪录片里夸张描述的那种投资家、股神。

不过有趣的是，大概很少有孩子愿意成为和自己父亲一样的人，即使是男孩子，也会更依赖母亲，心思上更细腻、更敏感。

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感情非常复杂，在理性上会感谢父亲赚钱让自己能过上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在情感上又觉得父亲是个没有自我的赚钱机器，是把人生都奉献给公司的社畜——

只是严格完成公司交办的工作，没有自我主张，下班后要加班，加班完还要参加公司的聚餐，聚餐完还要再喝二摊酒，说不定还要去风月场所社交，回到家带着酒气，也没有和家人聚会的时间，周末也许还要加班或者陪客户打高尔夫球。

《我，到点下班》

转眼到了1993年，1980年出生的男孩上中学了。这时候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父亲的实际收入降低了，家里在泡沫经济时代跟风买的一些资产，比如房产、股票、豪车、艺术品，都贬值了，不得不忍痛低价处理。

日本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准。父亲开始担心自己可能会失业，但还是需要维持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而且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上大学，存钱的压力增大了。于是母亲也开始去家附近的超市打零工，贴补日常开销，减少经济压力。

晚上打开电视，新闻变成谁谁炒股负债累累跳楼了，哪家小工厂倒闭员工全部没饭吃了，某某上班族被裁员全家自杀等等。

这种时候，上中学的孩子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未来，如果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下去，自己不但无法成为梦想中的投资家、科学家、宇航员，甚至连父亲这样的上班族社畜都当不上了。如果拼命努力是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还要努力呢？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学生的迷惘。

家里的麻烦已经够让人头疼了，在学校也许还会遇到新的麻烦，最不幸的大概是校园霸凌。日本泡沫经济后开始全面搞“宽松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杜绝过于严厉的管教手段。副作用是在客观上导致了校园霸凌更加自由、更加随意。

即便这个孩子不是校园霸凌的直接受害者，每天也会目睹同学被霸凌，而自己无法干预。这样的经历，会让孩子的内心开始害怕社会交往，失去对人的信任感。

为了安抚叛逆期的心灵、激活青春的冲动，孩子们开始追求新鲜事物，成为企业、商家绞尽脑汁寻找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因为此时大人们的消费欲望已经衰退，不再大手大脚地购买汽车、房子、家电和奢侈品。

这些孩子们手里的钱很少，主要是家长给的零用钱和打零工的收入，但由于他们小时候基本都没有经历过贫困和饥饿，也就没有太强烈的节约本能，可以毅然地为小小的兴趣花光所有的钱。这些兴趣在大人那里也许是无聊的，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整个世界。

《奇迹，那天如此重要》

这样一来，校园里开始弥漫着物质欲望的气氛。孩子们听着90年代的J-POP音乐、摇滚、CITY POP和偶像歌曲。这些歌曲里描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生活，歌颂恋爱和更深入的男女关系，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整个日本社会一边继续希望孩子们守规矩，另一边又在鼓励他们变得与众不同，为了自己的兴趣和感情努力付出，自由消费。

于是，越来越多的男孩开始像《哆啦A梦》的胖虎一样憧憬成为摇滚乐手，只不过胖虎就是傻乎乎地幻想一下，而90年代的中学生可以付出实际行动。

过去，日本很多电子乐器和电子器材要从外国进口，成本非常高，但在90年代，日本企业已经开发和生产出了大量廉价的电子乐器和电子音响。除此之外，二手乐器很容易找到，其中有不少是收入降低的上班族为了补贴家用卖掉的。

即使是普通家庭的中学生，只要努力存零花钱，就能拥有一把电吉他，从此愉快地沉迷在自己的兴趣中。

当然，还有比玩电吉他更简单、更普及的兴趣。热爱看动画片的孩子，可以把电视播放的动画片用家庭录像机录下来，反复观看，甚至对动画故事展开新的想象，对故事进行再创作。这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上瘾的娱乐方式，让孩子充满成就感。随着年龄增长，依然沉迷其中，成为“御宅族”。

如果这个1980年出生的孩子是女孩，会面临其他的诱惑。90年代，年轻的冲绳女歌手安室奈美惠掀起了一股时尚新潮流，长直发，小麦色皮肤，短裙配高筒靴，这种打扮让女孩们觉得很酷很西洋，纷纷效仿，相关的商品因此大卖特卖。

商家开始打造出一个又一个风格鲜明的所谓“流行教主”，从衣着到化妆，从发型到指甲，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他们希望女孩漂漂亮亮地逛街，或者去看偶像演唱会。如果单看每一笔开销好像完全不贵，但是满足感会很快过期，过不了几天，就需要购买新的幸福。

这些孩子，就这样成为了《下流社会》所谓的“下流阶层”。

尾声.

在中文版的《下流社会》里，有这样一段话：

“为什么人类要不断攀登险峰？是期待这险峰之巅有令人惊奇的美景。倘使已经攀登至七成的高度，并且险峰之巅根本没有什么美景，而七成高度的地方却是山花灿漫，乱云飞渡，美不胜收，那么谁也不愿花费力气去攀登顶峰的。

下流阶层的不求上进就跟登山是一个道理。如今，廉价商店里以令人惊讶、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低廉价格出售各色商品。……这样的时代，松松垮垮照样能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却可能会被讥讽为傻瓜，因此，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松松垮垮地生活着。”

作者三浦展并非讽刺和批评“下流阶层”，反而认为是社会的变化使人变成了“下流”。

如果不是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孩子们也不会那么否定父母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搞“宽松教育”，造成教育质量严重两极分化，学校也不会变得那么娱乐化，学生也许就不会一味地追求娱乐消费。如果不是企业和商家那么努力地挖掘年轻人的钱包，他们大概也不会被太多兴趣缠住，从此放弃向上攀登。

“下流”阶层的出现不是日本衰落的原因，而是衰落的结果。随着“下流”的人增多，社会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下流”，国家在自己的舒适圈打转，很可能失去向上发展的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再认识》第8期，作者：潘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