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喜欢写男人的屈辱感，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时代背景使然，近代中国历经列强侵略、社会动荡，男性在这种大环境下往往首当其冲，承受着国家和民族的屈辱，这种经历反映在文学中便形成了独特的屈辱感表达。其二，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在传统社会中被赋予诸多责任和期望，当现实与理想落差巨大时，其内心的屈辱感更为强烈，文学借此展现人性的复杂与挣扎。其三，以屈辱感为切入点，能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弊病和人性的弱点，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从而推动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在女性频道网络小说中，有一类颇受欢迎的套路：女主人公受尽屈辱、误会、背叛，最后，万念俱灰之际，男主人公方才浪子回头，痛心承认自己的错误，努力追求女主人公。

类似的套路，几乎从不在畅销的男性向网文中出现。一位男性作者透露他写网络小说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男主人公喜欢的女人，一定要追到；第二，男主人公喜欢的女人，一定不能跟别人好；第三，男主人公有仇一定要报。

但是，在严肃文学中，恰恰是反过来。中国现代文学似乎十分执着于写男人的屈辱感：沈从文的《丈夫》，蒋牧良的《夜工》，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许子东老师指出，“可能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对屈辱的记忆，比对优胜的感觉要深刻得多，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屈辱远多于胜利”，也因为“屈辱感是一个比较文学性的、要探讨人性更深一层的东西”。

这样的洞见，在《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还有许多——《边城》是这么多好人合作做了一件坏事；老舍字舍予，就是“放弃我”，名字真是预言，一个作家可以提前写出自己的命运；如果让李安来拍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可能比《色，戒》还好……这一堂堂现代文学课，囊括“五四”起源、各家流派，以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重要作家作品一目了然。

此次增订新版，作为《许子东文集》系列一种推出，新增6篇力作，修订讹误，将课堂实录的金句与神来之笔，化为160多条小字脚注，与正文相映成趣。另收录11份许子东开列的文学进阶书单、10位文学巨匠的创作谈、1条中国现代文学时间轴、1份现代文学作家系年，以及340多个详注，帮助打开民国时期的文学地图，打通更多的知识关联，更新认知视野。

大陆现代文学中的屈辱感

沈从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执着于描写屈辱感，比如《丈夫》。为什么题目叫“丈夫”？

小说的题目，要么点题，要么反讽。“狂人日记”是点题，“祝福”是反讽；“肥皂”是点题，“日出”是反讽；“药”是点题，同时又反讽。而《丈夫》写什么？写一个男人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卖淫，而且她从事性工作是他知道、同意的，家里还靠她赚钱。这是当地的一个乡俗，乡下人穷，女人结婚后没生小孩，先送到城里做几年妓女，赚点钱，丈夫在乡下靠她养猪种地，偶尔来探亲。这个人是不是最没资格叫“丈夫”？

我的老师许杰早期有一篇小说叫《赌徒吉顺》，被茅盾选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一集》里。讲一个男人叫吉顺，是个赌徒。赌到后来全输了，把妻子押上去了。他回家跟妻子解释，说对不起你，但是没办法，赢家的人就要来接你了。然后整理衣服，抱头痛哭，详详细细地写他怎么样把妻子交出去的过程。小说完全没写那个赢家的心理、心情、心态。

另外一篇《为奴隶的母亲》，作者柔石。柔石是“左联五烈士”，鲁迅专门写文章纪念他。他最有名的小说是《早春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为奴隶的母亲》讲有钱人的妻子生不了孩子，这穷人家就把妻子借给有钱人家的男人，帮他生孩子。可这小说是从这穷人家丈夫的角度来讲的。他把妻子送到别人家做代母，生了小孩后，这个女人不舍得离开了，因为这家人对她很好，她也贪恋富家的生活。她回家后，夫妻关系也不好，丈夫气得要命。

再如“左联”作家蒋牧良的《夜工》，写一个女人瞒着丈夫，晚上出去“打工”。打什么“工”？就是打这份“工”，但丈夫不知道。她要维持家用，说是“夜工”。还有罗淑的《生人妻》，也是这一类的故事。

这类作品，简单说，都是写女人被迫卖淫，但小说的角度既不是写这女人，也不是写嫖客，而是写这女人的丈夫，他怎么知道、怎么忍受、怎么看待这件事。总而言之，怎么难过怎么写。因为在整个关系里，最难过的就是他。

当代作家曹乃谦（曹乃谦是山西的一个警察，当代的一位作家。他和马悦然关系很好，有一度人们猜他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是这样。小说写一个男人欠了另一个男人钱，还不出来，只好每个月把妻子送给债主几天。临走，妻子上了驴子，他还特别跟那个男人交代，说女人这两天身体不好，另一个男人说，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她。“中国人要讲信用”，这丈夫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就这么把妻子送去。小说写得非常精练，从头到尾没有感情的流露，好像这件事情天经地义。（长久以来，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民族被外国人欺负。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寓言。但是，欺负吾邦像欺负女人一样，这个比喻最早是外国人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在港大开会时，北大教授谢冕曾说，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现在终于张开臂膀，拥抱世界。当时学者周蕾也在场，她说，谢教授的比喻非常光明，把我们比作一个被抛弃的孤儿，现在回到世界大家庭；可是，西方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他们把中国比作女人，把西方比作男人，是用性关系来想象这个欺负的关系的。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意象与想象及符号系统。当时听了，我非常震惊，觉得两个都有道理。）

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屈辱感

从《丈夫》讲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执着于写屈辱感，仅仅是大陆吗？不是。台湾乡土派作家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讲一个男人很向往一辆牛车，但是买不起，只好借别人的车。车的主人就向他提出一个交易，说可以随便用车，条件是你的妻子要定期到我这里来。最后，他们达成了这协议。整篇小说写这件事。

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更典型。讲一个台湾的小学老师，后来当了旅行社的导游，专门带日本的游客到花莲嫖妓。这个旅行团叫“千人斩俱乐部”，是一批参加过“二战”的日本老兵，俱乐部的宗旨是，要睡一千个女人，绝不重复。这当然只能靠性产业来实现，所以他们长期去台湾。

曾经有一度台湾是“邦富民娼”，色情业非常发达，因为日本当时禁止性产业。结果，到了旅游点，导游发现出来接待“千人斩俱乐部”的这些女孩子，都是他以前的学生。导游也没办法，也不能对客人说不可以，因为女孩子都是自愿拿钱做事的。后来，他碰到一个崇拜日本的台湾人，就把那人乱骂一通。可又有什么用呢？他自己还不是在做这样的事？作家有时候真是把人逼到道德绝境上去写。《莎哟娜拉·再见》也是有名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台湾文学有两派。一派是现代主义派，代表作家有余光中、白先勇、王文兴，及刘绍铭、李欧梵等。另外一派是乡土派，最出名的是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等。《嫁妆一牛车》是王祯和最有名的小说。）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男人的耻辱——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跟别人睡觉。“自己的女人”，可以是夫妻，可以是乡亲，可以是同胞。对中国人来说，“自己”这个概念是有几层混合的意思的。郁达夫就是这样，他在船上看到中国女人跟日本男人亲热，就很不高兴。而法国人也许就不会有这种心理。

屈辱感背后的深意

为什么我们喜欢写男人的屈辱感多于写胜利感？可能是因为“民族—国家”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对屈辱的记忆，比对优胜的感觉要深刻得多，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屈辱远多于胜利。

但又不单是民族屈辱感的问题，还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问题。屈辱感是一个比较文学性的、要探讨人性更深一层的东西，《007》之类的通俗小说不会给人屈辱感，它让人得到优越感，满足人的白日梦。

但是，好的世界名作，恰恰要探讨人性更深层一些的东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这样。皮埃尔自己的女人，很放荡，最后没有好下场；安德烈喜欢上娜塔莎，两人也订婚了，结果娜塔莎又碰到花花公子，要一起去看演出—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写得最深刻的场景之一，男主人公喜欢的女人要跟别的男人出去，像《丈夫》里的丈夫所遭遇的那样。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上，在全世界电视转播下，俄罗斯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员演绎的，就是娜塔莎跟安德烈的这个片段。

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基本赞扬、同情、支持三角关系中的后来者。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比如歌德的小说，不少都是讲一个男人出身低微，却长得帅、有才华，喜欢上一个女人，女人的丈夫又老又保守，虽然有地位有钱，但妻子照样被后来者抢去——男主人公爬阳台和女主人公偷情，这是欧洲浪漫文学的典型场面。

教科书的说法是，后来者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雄心，女人则是土地、财产、社会、山水及美的象征，是被贵族占有的。新兴的平民资产阶级要把她抢过来。最典型的文学作品就是《乱世佳人》：女主人公在两个男人中间犹豫，一个有地位、有教养，另一个像暴发户流氓一样，可是有钱有魅力，最后当然赢了。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以后的文化工业，使得整个世界文明走向市场化，某种程度上也走向庸俗。（有个网络作家，赚了很多钱，别人问他，你的小说这么多人看，有什么诀窍？他说，网络写作和一般的写作不太一样。一般的作者和读者是隔了距离的，中间有一个印刷工业的流通过程。网络不一样，读者都是付钱阅读的，如果写得不好看，马上就不付钱了，每天的点击量就是小说的受欢迎程度，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非常直接。所以，这个网络作家写第三十三章时，就已经知道第三十四章要怎么写了。他说写网络小说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男主人公喜欢的女人，一定要追到；第二，男主人公喜欢的女人，一定不能跟别人好；第三，男主人公有仇一定要报。这和我们所讲的严肃文学的法则完全相反，正好是通俗文学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