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去的三十年”，日本可通过以下方式避免中产返贫。其一，持续提升教育质量，让中产家庭子女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就业竞争力，保障稳定收入来源。其二，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减轻中产家庭负担，避免因突发状况致贫。其三，鼓励创新和创业，为中产阶层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平台，激发其潜力，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其四，政府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稳定经济环境，避免经济大幅波动对中产阶层造成冲击，从而在艰难时期帮助日本中产阶层守住财富，避免返贫。

平成时代（1989—2019）是日本经济从泡沫崩溃走向增长停滞的三十年，也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1990年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约463万日元，2018年仅为433万日元。名义工资原地踏步，实际收入更是在物价上涨中缓慢下滑。

与此同时，终身雇佣制度逐渐瓦解，非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到2020年，日本女性中有超过一半为非正规就业，男性也超过两成。起点更低、路径更不稳定，年轻一代切身感受到了“努力未必有回报”的现实。

而我们也正感受着类似的变动：经济前途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尤其在城市居民中，“中产返贫”、“阶层滑落”等话题愈发引人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节点上，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对照样本。然而关键不在于类比关系，而是两者在趋势上的相似与内容上的差异，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未来社会与经济系统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越来越多去日本旅游的人发现，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会反而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秩序、平稳甚至宜居性。日本是如何度过那三十年的？它的经验是否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想象未来的起点？

“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中产跌落了多少？

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各个阶层的收入普遍下滑，低收入家庭占比不断上升，中高收入群体则持续收缩。相对贫困率（即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数一半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代的约10%，上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前列，位列G7国家中的第二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消费能力显著下降。一个直接反映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1980年代末，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曾降至约20%，意味着当时家庭拥有较多“可自由支配收入”；但随着实际收入下降，该比例开始反弹。到2022年，这一数字升至26.6%，意味着超过四分之一的支出用于食品，家庭对非必需品的消费空间持续压缩。

日本由过去被称作“一亿总中流”（又称“一亿总中产”，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国民意识，在终身雇佣制的背景下，超九成的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社会，逐步转向“格差社会”（即分化社会），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个社会已不再平等，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

社会的另一重跌落则来自老龄化。我们曾提到“养老金替代率”这一概念，即退休后所能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之间的比例。一名中产如果退休后收入打了折扣，也就可能被迫离开中产阶层。随着老龄人口增多，“收入打折”的人也随之增多。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1986年，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为约68%；而到了2019年，已降至61.7%。

不过，尽管经济数据整体呈下滑趋势，日本仍保持了一定的社会结构稳定性。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只要被调查者选择“中の上・中の中・中の下”三项中任意一项，便视为“中产阶级”。在这一统计口径下，自1990年至2024年，自我认定为“中产”的人口比例仅由90%微降至89%，变化极小。

若采用更细分的标准，日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ISSP）关于《社会不平等》的长期调查将收入划分为10等，选择第⑤⑥等级者被视为“中等收入”。数据显示，在1999年、2009年与2019年，⑤⑥等级人口比例分别为27%、31%、24%。尽管“中间人群”呈缓慢下移趋势，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张，但整体结构并未出现断崖式下坠。

这就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基本面貌：没有戏剧性的崩塌，也没有特别惊喜的翻盘，而是一个缓慢下行、稳中有序的社会。重要的是，即便在长期低增长中，它也没有把过去的积累彻底败光。而这种相对稳定，并非仅仅因为日本的起点足够高，更与其分配机制、消费与营商环境乃至文化心理的适应性密切相关。

社保体系：真金白银换稳定

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有一项数据始终维持稳定——那就是日本的基尼系数。在经济低迷、工资停滞、阶层滑落的背景下，很多人可能会预期日本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确实，在初次分配阶段，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3一路升至2021年的0.57，差距显著拉大。但令人意外的是，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数却始终维持在0.38左右，3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结构性稳定并非偶然。老龄化是推高初次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高龄单身户的增加：从1990年的15%升至2020年前后的28%。但正是因为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制度介入，日本的“净基尼系数”在30年间仅小幅上升0.02，甚至在OECD国家中属于增长幅度较低的一组，其社会贫富分化程度，至今仍远低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

再分配体系没有魔法，只有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2023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已占GDP的25.12%。在高投入下，日本有了比较精细的保险覆盖。例如2000年启动的介护保险制度，为40岁以上国民提供老年照护服务；2008年开始，75岁以上老人医疗费用由公共财政大规模承担；2009年起对儿童实行现金补贴，2019年全面实现学前教育无偿化。另一方面，日本也引入了具有调节机制的改革，例如2004年启动的养老金“宏观经济滑动”政策，通过调整养老金增幅，让养老金增速低于物价和工资，缓释财政压力。

支撑这一切的则是不断抬升的消费税。从1997年首次引入消费税起，日本逐步将税率提高至10%，且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社保系统。可以说，进入2000年之后，日本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核心，都是围绕再分配展开的。

这个过程也充满争议。每年，日本社会都有反对消费税的抗议，年轻人对每月沉重的社保缴费也怨声载道，认为自己“在为老人工作”。养老和医疗体系已长期依赖财政补贴维系，医疗保险连年赤字。未来，将消费税调升至15%、20%几乎不可避免。而要维持劳动力人口，作为保守的“单一民族”国家，日本也在缓慢而现实地朝向移民社会转变。

平价品牌崛起，带来“防御性消费”

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有一个特别亮眼的领域：平价品牌的崛起。1984年开出首店的优衣库、1980年诞生的无印良品（MUJI）、1987年成立的大创（DAISO）、被称为“日本宜家”的NITORI（1967年创立）和1989年开设首店的唐吉诃德（Don Quijote）。它们不仅在日本本土成功，更走向全球，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国民品牌。

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定价显著低于行业平均、SKU（库存单位）庞大但品质稳定，代表着“高质低价”的消费逻辑。这类品牌大多在1995年至2013年的日本通缩时期迅速扩张——经济压力迫使企业不断优化成本结构，提升性价比。而当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大规模外包生产，也为这一商业模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这些品牌帮助日本家庭用精打细算的方式在消费降级中守住“体面生活”，因此也被称为“防御性消费”。以家庭服装支出为例，从1990年的月均15300日元下降至2020年的9800日元，降幅达36%。

很多人或许会将其与当下中国低价消费品潮流相比较，但背后的商业逻辑有本质差异。日本平价品牌的发展深受两个管理理念影响：Kaizen（改善）与JIT（Just-in-Time，准时制）。前者强调从基层员工到管理层不断优化细节以消除浪费，后者则以零（极小）库存、拉动式生产实现对需求的快速响应。这不是通过压低质量或榨干上游实现成本控制，而是通过精密管理追求效率的极致。

这听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深思——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可以催生如此极致的效率压榨呢？如果日本企业可以开除员工降低成本，压榨员工降低成本，他们肯定会做；如果可以压榨供应商，拖款压货降低成本，他们肯定也会做；如果有可以从政府获得无限资金的机会，他们更不会拒绝。但恰恰日本没有这样的条件，才导致企业只能“内卷”（这个词的原始意义，指通过投入增加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不是大家现在用的意思）。

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商誉”的社会，不履行合同、延迟付款非常罕见。2023年12月，日本全国商业票据56万张中，仅129张有异常支付，其中仅27张完全无法支付。企业间延迟支付，2023年全年仅1111件。在用工方面，尽管终身雇佣比例已从1990年代下降，但截至目前，仍有近48%的劳动者受到终身雇佣制保护。

信誉的累积与维系，是品牌长期成功的必要前提。这是“内卷”中的精密工艺文化，也是在外部压强中形成的品牌能力。而当消费力整体下行，社会又不能以压榨取胜时，或许也是最稳妥的一条商业出路。

低增长时代，社会如何维持体面与尊严？

日本是一个协同履约的社会。这个词乍听有些抽象，但当我想到日本的福利体系、高性价比商品、街头巷尾琳琅满目却仍认真经营的二手商店，那些生意未必火热却坚持推出“季节限定”的小铺子时，我渐渐理解了日本如何在“失去的三十年”里维系住这个社会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压抑，这种压抑源于一种被他人目光审视的压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确实极度忌讳给他人添麻烦，唯恐不体面（而在压力积聚下，也确实会偶尔爆发极端的、不体面的行为）。这种耻感让政客无法轻易牺牲某个族群的利益。

它也造就了一个在消费层面依然坚持履约的社会：不单纯为了价格而放弃品质与服务。不仅是消费者难以接受粗暴的低价取代一切，商家恐怕也会觉得那样做“不体面”。于是，大多数人只能在维持“履约”的基础上，一边节俭，一边设法提升效率、创造新的商品或服务，或提出更精准的对策。

日本社会确实很“卷”，但它的“卷”并非全部关于效率，关于而是关于“礼数”、关于“规则”、关于维系公共秩序和关系感知的一种文化履约。它不是一个锐气十足、充满创新的社会。但它是一个有共识、存在协同履约基础的社会——即便这种传统正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与重新定义。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在无法高速增长、资源逐渐稀薄的背景下，如何维持社会的基本风貌与个体的尊严。

与日本对比，我们的社会有相似之处，但有更多的不同。早在1990年，日本家庭资产中虽有60%为不动产，但已广泛普及权益类金融资产，证券类资产占比达到36%。相比之下，中国城乡差异巨大，城市家庭中不动产占比高达72%，而权益类金融资产占比仍偏低。这意味着，一旦不动产价值下滑，中国家庭所承受的冲击将远大于当年的日本。

此外，中国家庭背负着更高的杠杆压力。1990年，日本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仅占名义GDP的8.9%，占不动产市值的2.4%；而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33.9%和8.2%。如果未来出现类似日本的不动产泡沫破裂，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受创面将更广，伤害更深。

与此同时，我们的福利体系尚未完善，营商环境也存在显著的制度性缺陷。从“协同履约”的角度来看，日本社会在效率提升之后，能够较公平地将“效率剩余”通过制度化和文化机制分配至社会各层。而在中国，这部分剩余资源往往集中流向那些在履约中占优势的群体，无论是因市场垄断还是权力壁垒。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种倾斜机制会让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不论市场兴旺还是萧条，如果无法建立起一种协同、共赢的履约机制，我们的社会将很难摆脱内耗与分化。这也许正是我们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在衰退中维持社会共识，而不是让博弈彻底撕裂生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