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年轻人“懒婚”，原因多样。一方面，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巨大，年轻人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中，无暇顾及婚姻。他们追求自我实现，渴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后再考虑婚姻大事。另一方面，网络社交的普及让年轻人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却也容易产生“快餐式”的情感，对传统婚姻模式产生质疑。此外，婚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负担，如经济压力、家务琐事等，一些年轻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承担能力，从而选择“懒婚”。

大家好，我叫刘汶蓉，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直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关于“大城市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困境和社会过程”的研究和一些思考。

其实关于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晚婚不婚等现象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而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带入我的代际关系研究，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这个场域中，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青年人这个问题？青年人真的不再向往结婚，也不再向往生育了吗？

一、婚姻价值的变革

中国婚育率的下降趋势已经众所周知。而依据宏观数据，中国人的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

这是我国的初婚年龄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之前的曲线相对平滑，2000年到2010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只上升了0.7岁左右，基本在25岁上下。但在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

2023年底，我对北京、上海、广州的21～40岁不在读的青年人进行了一项2400份问卷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上广青年人的理想结婚年龄平均为31.5岁，男女差别不大。这个年龄已经和全球生育洼地日本、韩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基本持平。

结婚年龄的推迟，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依据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趋势，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到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

为什么生育政策的调整未能起到预期的激励效果？这背后其实是世代的更迭。

二孩政策调整的作用对象主要是70后，他们大多数处在婚姻状态，且有一定的生育意愿。但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70后已经过了生育年龄，政策可能发生作用的对象变成了80后和90后，这代人可能连婚姻都还没有进入。

在生育和结婚密切挂钩的东亚社会，没有结婚的青年人是不太会发生生育行为的。一些调查数据也反映，我们的生育率下降不是因为二孩生育率低，而是一孩生育率非常低。

宏观数据表现出的青年人晚婚不婚，落到微观具体的生活中，他们的父母是如何看待的呢？

在我的调查中，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们懒。”

这两位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都不能理解，自己有稳定和体面工作的儿子，为什么周末宁愿在家里弹琴、做咖啡，甚至和自己喝酒，也不出去找女朋友、谈恋爱。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孩子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没有进取心，安于现在这种比较舒适的生活方式。

青年人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结婚”这件事的态度变化。

2023年的北上广调查发现，青年人对于“结婚是个人选择，结不结都可以”这个说法的认同率已经接近七成。特别是青年女性，有80%以上都认可这个观念，而她们对于“结婚总比单身好”的认可率，只有10%左右。

婚姻似乎不再被视作人生幸福的一种必然归宿。且与男性相比，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吸引力要更低。

这个数据和90年代英美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调查结果非常接近，那是否意味着我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进入亲密关系多元化的时代，出现类似“同居非婚”、同性恋婚姻等后现代家庭形式呢？

我的答案是大概不会，至少这幅图景不会那样简单。

二、“新包办婚姻”

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体化，而我的调查发现了一些与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预设不一致的结果。

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

首先，未婚青年对婚姻中爱情含量的期待在下降。

对于“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这个问题，2001年回答“会”的女性只有8%，而到了2023年已经上升到23.6%，男女都有超过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

而在90年代的美国青年人当中，回答“会”的只有2%的男性和13%的女性，几乎有八成的人都非常鲜明地表示“不会”。和他们相比，中国人的回答要模糊很多，男女都有四到五成的人回答的是“很难说”。

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关系，我们和西方显然有不一样的理解。并且在婚姻关系中，比起爱情，我们越来越看重条件。

曾经，我们把谈恋爱和结婚紧密挂钩，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但到了今天，年轻人似乎不再这样想。他们非常清晰地认为，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

2001年，只有6%左右的上海未婚青年对“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非常同意”，但到了2023年，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更是达到了46.5%。

父母对婚姻的介入上升

另一个出乎我预料的结果是，青年人在婚恋决策中对父母亲友态度的重视程度也在上升。

在八九十年代，为了爱人反叛家庭是一种自我个性的宣扬。但到了2023年，对于“我所爱的人即使父母亲友都反对，我也不在乎”这个观点的不认同比例，相较2001年大大上升。上海的未婚青年女性中，有五成的人都反对这个观点，说明她们认可父母介入婚姻，认为婚姻得不到父母的祝福将难以为继。

“对方父母通情达理、好相处”在理想结婚对象的10个条件中也排到了第三位，相当靠前。青年人开始主动认为，缔结婚姻关系是要和对方父母相处的，所以对方父母和自己合不合得来很重要。

甚至，有一些青年人会主动提到“新包办婚姻”这个词。

来自上海的盛小姐觉得，说包办有点夸张，也可以自由恋爱，只不过这个自由是在父母安排的大范围下的自由。

在她看来，父母已经帮你筛掉了很多不合适的人，那些能够顺利结婚、长长久久的，都是父母介绍的。在她的大学里，只有两对是自由恋爱，谈得也非常艰难。所以，接受父母的包办或安排，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

这个结果也和社会学很多调查结果相近。一项长三角的调查显示，江浙沪地区有将近两成婚姻是由父母介绍的，而由于青年人接受父母介绍这种形式，形成了“同质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门当户对的婚姻，以及江浙沪独生女不下嫁的婚姻模式。

2023年的调查数据中，父母或亲属介绍的比例也高于2001年的调查结果。如果说恋爱伴侣还有比较多是经由朋友介绍的，那么结婚伴侣则更多依靠亲属介绍。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可以说，依靠自己独立的力量就可以在大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从结婚前的买房，到结婚后的带孩子，都离不开父母的帮助。

90年代的社会学调查就发现，中国在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是到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这个现象背后，是青年人的一种无力。

婚恋信心不足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而综合北上广的数据，信心不足的青年人超过了四成。

婚恋信心又和青年人自己的心理健康显著相关。那些表达没有信心的青年人，往往也表现出更低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评价。

所以，我用“懒婚”这个概念，更想强调的是：大城市青年人的晚婚、不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背后是婚姻价值的变革和纠结，以及在诸多结构性冲突中表现出的疲惫、拖延和无力感。

三、结婚变得困难和无意义

青年为什么会出现“懒婚”，小汤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小汤30岁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她的母亲非常焦虑，经常和她发生冲突。她对于母亲的不理解，也感到很委屈。

她说，平时上班就很累了，每个周末还要花时间和一个陌生人见面，真的很费神，还不要说见面之前要做铺垫，微信联络要花心思，与其把这些时间精力花在没什么结果的相亲上，不如花在工作上。工作上取得的进步带来的成就感，远远大于一次又一次无果的相亲。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表达。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更愿意优先投资自己呢？为什么职业身份比婚姻身份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呢？我总结了三个力量来分析：拉力、推力和拖力。

拉力：社会个体化

社会个体化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力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制度、生活方式，都是以自我导向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在驱动。

很多青年女性从小被教育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当她离开学校，却又受到他人导向的价值观的冲击。她被要求改变，要变得弱小，要去结婚，要去做一个母亲，这和她过往人生历程的投入是反向的。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尤其是单身经济的发展，也支持着“只要努力挣钱就能过得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想要的、想穿的、想吃的可以花钱来买，现在连情感也可以购买。

虚拟恋爱、cos委托等情感代偿品的发展，弥补了他们情感上的空缺。与现实亲密关系的不可控相比，虚拟恋爱可控、低风险、高定制。长期沉浸在这种更自由、更灵活、更甜蜜的“超现实”情感体验，也会降低他们对现实恋爱关系的渴望。我的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们追剧追星嗑cp不香吗？为什么要谈恋爱？”‍‍‍‍‍‍‍‍‍‍

推力：婚姻风险化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结婚不再是跳跳脚就能够到的事情。”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结婚对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大事，但这个时代，似乎这个gap变得非常大。

首先是择偶标准的提高，每个人都为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形象和条件担忧。

恋爱成本也在提高。一位儿子跟他的父亲说：“我为什么要花自己的钱养别人的老婆？”这是他不愿意出去相亲或者谈恋爱的理由之一。他父亲听到这句话非常不解，我也很吃惊，但是仔细分析又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在男性买单的恋爱文化中，男性不得不计算，在大城市消费成本如此高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却没有结果，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所以经过仔细衡量，他们不太能够轻易迈出脚，去投入这个成本。

协商成本也非常高。当两个独生子女家庭备婚，且双方都在江浙沪有一定的经济条件，那从买什么样的房子、车子，到生几个小孩、跟谁姓，再到谁养谁的父母、怎么安排，这些都需要协商。

所以在江浙沪出现“两头婚”的现象，男不娶女不嫁，虽然结婚了，但仍然主要和原生家庭形成支持和互助的网络，生两个孩子，各自养各自的父母。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以前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人过日子难。”

过去，只有结了婚，才可能在单位分到一套房子，靠两个人的工资才有可能过下去，养一个孩子。但现在，在大城市，一个人有一份比较好的收入，可能自己就可以过得很潇洒。但如果要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困难。

中国亲子一体的文化和代际之间的无限责任，也深深压在青年人身上。他们一想到孩子的幸福终身都和自己挂钩，就感到很无力。很多青年人会说：“我自己都过得很艰难了，我为什么还要生一个孩子，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呢？”

婚姻的风险化，还在于婚姻的不稳定。一些人跟我讲，她妈妈最近不催婚了，是因为她的闺蜜已经离婚了，所以她妈妈看到，婚姻确实没有那么靠谱，结了婚也没有保障可以一直过到头。

拖力：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在中国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束缚。

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孩子不结婚，他就一直是孩子，会一直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孩子没有钱的时候，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父母就会支援。因为孩子的任何风险，在父母看来，都是他们无法承担的风险。

因为有父母的保障，所以很多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动力，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生活网络。很多年轻人会衡量，如果我的结婚对象跟我合在一起，不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我就没有必要往前迈这一步。男女都在做这样的计算。

代际关系给予支持的另一面，其实是一种隐性的掌控。特别是现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以前那种“不听话就打一顿”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对孩子的亲密亲职，使得权威变得非常隐性。他们给孩子的自由，至少是包装出来的自由很多。比如想让孩子学钢琴，他们就带孩子去听音乐会，变成让他喜欢这件事。这种隐秘的爱的操控，也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这个家庭。

另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父母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婚姻模板。

那些迟迟不肯结婚，或者不能维持稳定的恋爱关系的青年人跟我讲述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在父母的婚姻中，看不到美好和幸福的影子。

在曾经普婚和早婚的年代，由于婚姻嫁娶的规范非常强大，人们还来不及处理原生家庭给自己造成的这些创伤，就走入了婚姻。但是到了晚婚和个体选择变多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人在进入婚姻前，必须诚实地面对和处理自己内心深处这些隐藏的伤痛。这个过程就必然造成年轻人在迈向结婚这个阶段时变得迟疑和犹豫。

我和我的学生做了一个网络文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青年人理想的婚恋模式倾心于一种纯粹的关系——平等的、指向心理回报和自我成长的关系。他们非常渴望被无条件地接纳和爱，但是自己又没有力量去无条件地接纳和爱别人，谁都不愿意先迈出那一步。

当爱情在现实世界无法落地的时候，青年人决心把爱永远留在虚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就一心搞钱，也就看不到在现实世界中进入婚姻的意义。

所以，“懒婚”表现出来的一边焦虑一边躺平的状态，其实是因为结婚变得非常困难，以及没有意义。

四、四分之一人生危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这种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青年人对与父母关系的满意度比2001年显著下降。这是出乎我意料的，这个阶段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养育投入都在增加，都在变好，为什么子女的评价反而会降低呢？我的反思是，青年人的期待在变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家庭制度保持了强大的韧性，帮助个人度过了快速的社会转型、经济危机等等。但同时，工具支持、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劳务支持，都压在了代际关系上，这其实也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所以，作为时代症候的一种镜像，我认为“懒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青年人发展的一种困境。

事实上，这种困境也是全球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成年初显期”，这是阿尼特在2000年提出的，他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人的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过渡阶段。

那些经济发展越好、福利越高的国家，这个阶段也越长。有的是从20到25岁，有的是25岁到30岁，甚至是35岁。

这个漫长的过渡期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稳定：职业身份不稳定、亲密关系不稳定、没有父母身份，它反映的是生理成熟与社会成熟之间的脱节和断裂，因此也造成了“四分之一人生危机”。

在这个阶段，青年人会出现焦虑、迷茫、不确定、孤独，甚至自我怀疑。

而婚姻，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选择，更涉及到社会分层问题。在社会分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婚姻资源总是会向优势群体集中。那些性格内向，不擅长交际，缺乏颜值、金钱、地位等“光环加持”的青年人，则面临巨大的婚恋挤压。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全世界青年人都面临着一个难题：难以凭一己之力超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个压力非常之大。而能否顺利度过“四分之一人生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能提供多少支持。

在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之下，紧密的代际支持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青年贫困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但与此同时，青年人也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问题。

在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我们普遍缺乏与陌生人交往、营造社区、建立个人支持网络的文化习性。我们习惯躺在血缘和先赋责任义务的网络中。

我记得在2015年左右，同时出现了两本书：《单身社会》和《无缘社会》。

《单身社会》讲述的是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大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孤独的个体，没有谁对谁有责任，所以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那些不结婚的人，也依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建立社交网络，创造更有活力的社会。

而《无缘社会》则描述了在日本80年代的经济繁荣过程中，在摇摆不定和观望中，滑入终身不婚的那代人的处境。他们到了五六十岁，父母去世后，孤身一人，死后也无人问津，形成“无缘死”的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悲剧。

当时这本书给我很大的震惊。我们要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价值观一路往前推进，会造成什么？我们的文化会断裂吗？虽然不一定发生日本那样的悲剧，但我们的社会到底会怎么样？

如今，无论是东亚圈，还是中国，很多社会政策在促进青年婚育这件事上都显得非常无力。

在我看来，更多是因为他们没有关照到青年人的生命体验。婚姻家庭制度的规范还停留在生存范式，对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的价值讨论也主要停留在传宗接代、后继有人、阶层流动和利益交换的工具性意义层面，没有出现一个让青年人能够接纳的新的婚姻家庭文化脚本。

但文化总是在变动中传承的，每一代人都是在上一代人的经验上来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寻找自己的路。

就像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里提到的，百年来，美国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从最开始的想要家庭就会没有事业，到后面如果要工作就没法要孩子，再到现在我们既要工作又要家庭。虽然不完美，做得非常挣扎，但她们都在不断地努力，寻找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中国的青年人也一样。当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处境，放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去理解的时候，可能更有力量去行动，也可能找到更多的方向。只有青年人自身真正迈出脚步，才能探索出一种属于他们的新的婚姻文化脚本。

谢谢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作者：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