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亚宁

天津的GDP排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超越。

2026年上半年，天津GDP为9137.79亿元，同比增长4.8%，被青岛以0.39亿元的微弱优势超过，排在全国第十三位，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排名。不过，青岛的领先优势不到1亿元，从全年来看仍是未知数。拉长周期看，这已是天津连续多年的排位下滑：2019年被南京超越，2024年被宁波赶超。

时间回到20年前，完全是另一番景象。2000年至2015年间，天津GDP增速最高时达17.4%，一度领跑全国。2018年新年伊始，天津滨海新区宣布“挤水分”，天津GDP总量大幅缩水，天津经济由此进入了调整期。有人评述：这并非简单的衰落，而是城市转换动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无法避开的阵痛期。

问题在于，这个阵痛期已经持续多年，天津似乎仍未找到新的增长引擎。

投资、投资！

投资曾是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1年至2016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3年至2011年每年增速均在20%以上。2009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达5006.32亿元，占当年GDP比重为67%，同比增速47.1%，是21世纪以来最高的一年。

但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度依赖投资的天津逐渐陷入被动。2017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0.5%，此后持续低迷：2018年下降5.6%，2019年短暂反弹至13%，但2020年起再次走弱，六年增速分别为3%、4.8%、-9.9%、-16.4%、3.1%和1.6%。202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0.9%，降幅比一季度扩大10.5个百分点。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认为，投资主要由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三部分构成。目前外资和民资的投资都比较谨慎，民间投资逐利而行，没有利润预期就不会轻易投入，外资更看重中长期回报。政策环境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民间投资的意愿，如果政策变化太快，民企的不确定性预期就会增强，有钱也不敢投。未来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国资，民企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决策的灵活性，尤其是在新兴产业这类高度不确定、需要频繁试错的领域，优势更为明显。因此，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需要营造让民企愿投、敢投、易投的制度环境。

不过，天津的情况恰恰主要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拉动，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数据显示，2025年天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为37.7%。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来看，2015年天津有14家企业入围，2025年仅剩5家，且入围企业多年没有太大变化，缺乏新面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表示，天津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并非一直如此，而是因为民企和外企逐步流失，国企比重被动抬升。早期摩托罗拉、一汽夏利、三星等企业都曾在天津有较大布局，但后来陆续搬离或退出。

在叶堂林看来，过去依靠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近几年，天津的政府债务处于较高水平，投资空间受到一定制约，持续投入的力度有所减弱。同时，天津在人才储备、高新企业集聚以及产业生态培育方面仍处于发展阶段，民间资本的选择也相对审慎。

2023年，根据《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天津被列入重点化债省份名单。据天津市财政局数据，2024年天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3402.7亿元。相比之下，GDP和财政收入与天津相近的南京、宁波，债务余额分别为3661.56亿元和3997.38亿元，天津的债务规模约是两座城市的3.5倍。

产业、压力

除了投资问题，天津的产业转型同样面临压力。

从产业结构看，天津重化工业占比较高。2024年，天津市石化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超过20%，位列十大产业之首。2026年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1.9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的拉动作用高于专用设备、医药制造、电气机械等其他产业。

重化工业仍是天津工业的基本盘，但这一产业也面临压力。从2017年开始，随着环保约束趋紧，天津的钢铁产能大幅压缩，一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关停，工业增长受到一定影响。

叶堂林认为，环保约束对天津的重化工业确实有影响，但即便没有这一因素，重化工业的行业地位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调整。这类产业以资金密集为特征，主要依靠设备和产能扩张驱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其相对优势有所减弱。而当下不少城市已经将重心转向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人才来培育新的增长点。

对于环保政策的影响，薄文广强调，这给所有地方政府提了一个醒：在出台影响辖区内产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政策时，必须慎之又慎。一项政策出台容易，但一旦对产业根基造成冲击，其影响可能是长期且不可逆的。一个行业主管部门不应以几页文件就决定一个行业的走向，重大政策出台前，必须要有充分的博弈和沟通。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天津在多个新兴产业浪潮中错失机遇。过去，天津的发展主要靠“砸钱上项目”，始终停留在“把企业引进来、产生GDP”的阶段，没有围绕这些大项目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

天津曾经拥有飞鸽自行车、夏利汽车、摩托罗拉等知名品牌。但夏利停产后，天津的汽车产业未能形成足够有影响力的新品牌；摩托罗拉和三星退场之后，也未能留下成规模的手机产业链。进入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天津几乎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企业。杭州有阿里巴巴和“六小龙”，合肥有科大讯飞和长鑫存储，而天津在这些领域没有培育出行业领军者。

薄文广认为，汽车产业对天津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天津汽车产业起步非常早，1980年代的夏利，一度是国民轿车的代表，但其一直未变的小型车定位，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目前为止，天津虽然有一汽丰田、长城以及大众等整车厂，但其始终只是生产基地，没有总部，缺乏决策权。到了汽车产业巨大转型期——新能源汽车时代来临时，知名品牌几乎没有一家选择落地天津。

石化产业同样如此。天津有百年石化历史，产业基础、人才、港口条件都不缺，但天津已经不是全国七大石化基地之一。有优势的产业没有发展好，新的产业又没有引进来，新旧动能转换的节奏明显滞后。

天津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2026年天津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几大重点产业提出了明确的规划：汽车产业聚焦整车制造、智能网联配套；航空航天强化大飞机、大火箭、卫星应用等领域配套能力，深化与空客、航天科技等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合作；信息技术依托曙光、飞腾等头部企业强链补链；生物医药推动研发、制造、临床应用全链条发展等。

定位、落差

投资“不振”和产业转型是天津经济下滑的原因。若将视野拉大，天津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与实际发展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落差。

谈及天津的发展，不得不提滨海新区。2025年，滨海新区的经济体量占据天津的43%，呈现“一区独大”的格局。滨海新区之于天津的重要性，好比浦东新区之于上海。

2006年，建设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以滨海新区为龙头，推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整合及发展，是中央批准的第二个国家级新区。2010年，滨海新区的GDP总量首次超过上海浦东新区，在国家级新区中排第一位，但这份超越截止于2015年。

2018年，滨海新区宣布“挤水分”之后，天津市统计局曾解释：以前只要企业在滨海新区注册就算GDP，即便实际经营活动并不发生在这里。这部分企业与其他区县有重复。统计口径调整后，改为按实际所在地计算，产业创造的价值在哪里，才算哪里的。2016年，滨海新区的经济总量由万亿“缩水”至6654亿元，落后于浦东新区。

薄文广认为，比数据“挤水分”后下滑更值得关注的是城市的状态。一个城市的发展跟人的状态一样，如果没有了上进的心气，没有了那股打拼的劲头，发展就会迟缓。天津目前给人的感觉，正是在开放、创新、拼搏的氛围上有所缺失。

其后，虽然滨海新区在国家级新区中仍排第二位，但与浦东新区差距越来越大。2025年，浦东新区的GDP达1.88万亿元，而滨海新区只有7891亿元。

上述两位专家均认为，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差距持续扩大，关键在于几次大的转型都没能踩准节点。

叶堂林认为，滨海新区起步时的定位很清晰——大工业、大制造，以生产线和组装为主。那个阶段，靠的是大规模投资和大量劳动力，经济增长很快。但当经济发展进入靠人才、靠科技驱动的阶段，它的优势就不再突出了。与东莞、佛山、苏州等同样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相比，天津在向高端产业链转型的节奏上存在一定差距。

薄文广补充道，起步阶段，滨海新区主要靠吸引国资和外资的投资拉动，对民企的培育不足。一个直观的表现是，滨海新区至今没有发展出一些在全国叫得响、有产业带动力的本土民企。而目前有影响力的企业，很多不是天津本土成长的，而是央企驻天津的分公司或外来企业。浦东新区则不同，它的头部企业更多是从本土生长，这种本土企业培育能力的差距，是滨海新区长期存在但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纳入国家战略，天津被定位为“一基地三区”。相比于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与周边城市的梯次传导、相互赋能，北京与天津之间似乎没有建立起类似的关系。

叶堂林认为，北京确实有外溢效应，但外溢到天津、河北的比例相对有限。许多硕士博士毕业后，首选并非到天津、河北创新创业。所以问题不在于北京有没有外溢，而在于天津和河北的承接能力。京津冀的产业梯度差距较大，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天津在承接北京的创新资源上面临一定难度。周边城市需要嵌入到核心城市的产业链中做配套，逐步融入。天津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这也反映出天津在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的培育上还有较大差距。天津有南开、天大两所985高校，但高校的科技成果就地转化能力还有待提升，科技创新和人才集聚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薄文广表示，产业转移的逻辑不是“谁近就转给谁”，而是“谁好就转给谁”。目前，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发达，物理距离的影响正在减弱，真正决定产业去向的，是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丰富的人才供给和完善的营商环境。这也涉及对京津冀协同的理解，天津和河北不能单纯靠“服务北京”来发展，而应该靠竞争赢得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好，是因为城市之间相互离不开。北京的发展同样需要依赖天津和河北，这要求天津和河北转变思想——不是被动等待分配，而是主动打造产业竞争力。

家底、出路

城市的GDP排名下滑也不等于城市衰落。天津过去排名全国前五，相较于如今全国第十三位的排位，当然会给人强烈的落差感。但排名下降，不等于天津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翻盘的能力。

天津在区域格局中的分量更为关键。薄文广认为，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枢纽城市，一旦发展起来，对华北乃至整个北方都有很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如果天津经济未能崛起，单靠北京很难撑起整个北方。正因为如此，中央对天津的期望很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系列定位和战略叠加，本质上是在给天津出题：不仅要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还要像上海带动长三角那样，把周边的城市带动起来。当然，这对于天津也是更大的挑战，目前天津自身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天津手里到底有什么？其实“家底”还在。港口是天津最大的战略资源，这个资源是大自然赋予的，无法复制，也无法转移。2025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达5.9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2403万标准箱，是京津冀地区关键的海上门户。根据《天津港总体规划（2024—2035年）》，明确到2035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能力达3500万标准箱。

但拥有港口和用好港口，同样是两回事。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港口的城市不在少数，港口间的竞争同样激烈。

薄文广认为，能不能把天津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港口优势、产业基础优势、科教优势等显性化，有机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城市竞争力，才是天津发展的关键。

叶堂林提醒，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港口的角色也在变化。制造业主导时期，港口是重要的物流枢纽；而在创新驱动阶段，人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天津港充分地服务于新兴产业发展，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某种意义上说，天津也不缺人才。天津的高教资源也是家底，南开、天大两所985高校，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但据天津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数据，2025年，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毕业生首选留津就业的比例为33.2%，毕业生选择留津就业首要因素为环境宜居。

叶堂林认为，天津目前的产业结构中，对研发和技术人才的需求相对有限，影响了人才的集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未来，天津需要进一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推动创新创业，服务于产业转型，这仍然需要持续探索。同时，天津也应调整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向更加依靠人才、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方向转型。天津仍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但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需找到更加适合自身特点的路径。

薄文广也提到，当下人口流动的趋势也在发生变化。省际流动在减弱，省内流动在增强。这意味着天津不仅要和一线城市抢人，还要和周边省会城市竞争，而后者往往占据着人才的本地社会网络和生活根基。人才留下与否，取决于城市提供的综合条件——产业环境、发展空间、工资水平、公共服务。在越来越强调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只会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