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邹长虹：1984年生，福州连江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任职于心衰重症监护病区（HFCU）。他师从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张健教授，在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心力衰竭和心肌病领域深耕十余年。目前担任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心血管病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兼职《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志》（中英文）责任编辑。

全国有约1300万心衰患者，谁在为他们寻找出路？

在全国心血管领域排名第一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来自福州连江的邹长虹医生是其中一员。他是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国内最早研究“扩张型心肌病左心室逆重构”的学者之一。从临床、科研到参与全国性心衰指南的撰写，他走了一条较他人更长远的路。

一场打了十几年的仗

2011年，邹长虹第一次见到那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时，他还只是个跟着导师出门诊的博士生。那时候，扩张型心肌病被普遍认为“好不了”——心脏变得越来越大，心功能变得越来越差。

十五年后，这位年近八十岁的患者不仅活着，还装上了一颗“人工心脏”。很巧的是，采访当天上午，刚好到了他每月定期复查的日子。邹长虹仔细地看完患者的检查报告，微笑着说：“恢复得不错，继续保持。”

邹长虹至今还记得初遇这名患者时的场景。当时的导师、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区名誉主任张健教授特意交代：“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好，值得长期随访。”邹长虹暗自记下，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也在这期间一步步明确。

他重点研究“扩张型心肌病左心室逆重构”。通俗来讲，就是由扩张型心肌病导致的心衰有没有可能逆转或恢复。邹长虹是国内最早研究这一方向的学者之一，尽管最初研究的病例数不算多，但他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扩张型心肌病患者通过积极的治疗，心脏功能和结构可以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这个结论在当年是颠覆性的，它告诉医生和患者：心衰不是绝症，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好起来。

这份信心，随着心衰治疗手段的发展不断增强，邹长虹也从帮忙翻病历、记病史的医学生，成长为能在多诊室出诊的副主任医师，接诊的相关病例从个位数攒到了百余例。他愈发笃定，这条路走得通。

此后每次见到那位老病人，他都格外留心。2021年以后，病人的病情逐渐加重，反复因为心衰住院，进入了晚期心衰阶段。邹长虹所在团队推荐病人采取器械治疗，为其装上“人工心脏”（心室辅助装置）。手术由外科医生主刀，邹长虹医生团队负责术前管理，调整出入量、稳定各项指标，把病人调整到相对好的状态再送上手术台。

术后，病人在外科恢复室经历了一些病情波折，一度陷入绝望，出现了“监护室综合征”。家属打电话给邹长虹——那时候他正被抽调去参与其他工作。他通过张健教授了解病人的病情，并与病人家属沟通，最终在多方努力下，把病人从术后外科恢复室转回心衰重症监护病区。病人回到熟悉的内科病房，情绪稳定了许多。经过心衰重症监护病区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老人的病情逐渐稳定，最终顺利出院。

“当时真的松了口气，终于把人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如今，病人每月来复查时，身上会挎着个小包，包里装着“人工心脏”的控制器和电池。随访的这十几年间，邹长虹验证了当年的坚持：“心衰是有可能恢复的，从最初的不被认可、不可思议，到如今逐渐形成共识。我们正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希望能把更多心衰病人治好，让他们有质量地活着。”

邹长虹在中国呼吸健康大会“嗜酸性粒细胞与免疫国际前沿论坛”上作报告。（受访者供图）

心脏病“最后的大战场”

记者见到邹长虹，是在他下完门诊的一个晚上。他靠在椅背上，有些疲惫，但聊到专业时语速不减，侃侃而谈。带着福州口音的普通话，让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有了一种家常的味道。

聊起心衰，他先说了几个数字。当前全国心衰患者约1300万，接近整个北京市人口的一半。近些年，不仅心衰患病人数在涨，还呈现两头蔓延趋势：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因不良生活方式等提早“入场”。

邹长虹说：“以前肥胖、高血脂的人不多，现在由于肥胖、高血脂，十几二十岁就心梗、心衰的病人也不少。还有一些特定病因的心衰，比如扩张型心肌病，年轻病人也不少。”

现代心脏病学之父——布劳恩瓦尔德教授在本世纪初曾提出：心力衰竭是心脏病最后的大战场，正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心血管疾病。阜外医院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2002年9月就成立了全球第一个心衰重症监护病房。如今，邹长虹所在的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区，每年诊治数百例危重心衰和各种类型的疑难心肌病病人，已经成为这个战场上的重要阵地之一。

邹长虹一周约排六个门诊，每个门诊20个号，患者往往要约两三次才能抢到号。采访后的一周，已经没有剩余号可预约。

他出的不只是普通心衰门诊。进展性心衰、心脏淀粉样变、肿瘤心脏病，这些都是难啃的骨头。心脏淀粉样变曾长期处于血液科和心内科“两不管”地带，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区是国内心血管领域最早开展该病诊治的中心。肿瘤心脏病则是交叉学科，癌症病人治疗前后出现心脏问题，十分棘手，邹长虹所在团队率先蹚出了一条路。

这个战场上，“武器”也在快速迭代。

“现在的治疗药物，跟我刚毕业时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邹长虹说，以收缩功能降低的心衰为例，早期治疗药物主要为两种，俗称“黄金搭档”，后来经历了“金三角”“新四联”治疗迭代，如今已发展至“五朵金花”。“五类核心药物，通过多通路协同作用，能有效改善心衰患者的预后。”

器械治疗进展同样迅速。心室辅助装置，俗称“人工心脏”，自2017年阜外医院开展中国第一例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术以来，如今已有5个国产品牌（“中国心”），全国累计植入2000多例。邹长虹说：“放在以前，心衰病人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虽然可以考虑心脏移植，但由于供体缺乏，等待心脏移植时间漫长，最后能进行心脏移植的病人数量有限。现在除了心脏移植，还可以选择心室辅助装置，这些晚期心衰病人的预后明显改善。”

脱口秀演员王十七，是第一批“中国心”的应用者（2019年植入）。他在台上调侃自己“每天换电池，不然就关机”，台下大笑。但在阜外医院心衰重症监护病区主办的中国心衰大会上，他被请回来给医生们讲课，讲的是“作为一个器械携带者，什么才是真正的‘有质量地活着’”。邹长虹说，这样的反馈，比任何论文都重要。

邹长虹自己也参与临床研究。他所在的病房是心衰领域国际多中心药物研究的合作单位之一，新药在国内上市前，往往先在这里积累数据。“医学发展太快，不能用十年前的知识看病。”这个战场上的武器还在进化，他得跟上。

为规范化诊疗尽一份力

走上医学这条路，邹长虹有一个偶然的开始。他成长于福州连江县，自小成绩优异，中考时还拿下了全县第一，获得连江“又溪”奖学金。在连江一中上高中时，班上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得了恶性肿瘤，历经手术、化疗等很多治疗，对于他内心的冲击很大。年少的邹长虹第一次觉得：当医生能治病，真好。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北京，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本想学肿瘤，但当时首都医科大学没有肿瘤专科医院，他就选了心血管专业。读硕士期间，他跟导师出门诊，接触到心衰病人，渐渐扎了进去。博士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选了国内心衰领域的顶尖专家张健教授做导师。

如今他是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诊室外永远排着长队。但他心里清楚，光把阜外的病人治好，还远远不够。

中国太大，各地心衰治疗水平参差不齐。同样一个病人，以前在阜外医院和在县城医院治疗，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这并不是医生不努力，而是此前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诊疗标准。

2017年，张健牵头成立心衰专病医联体，邹长虹作为团队成员，参与了全国100多家医院、3万多例心衰患者的调查。2020年底，团队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这样一来，中国的心衰治疗现状、特点就能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出来，以便下一步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全国也就能做到相对标准化、规范化的治疗，这对心衰患者的治疗与预后改善有较大的帮助。”邹长虹说。

此外，邹长虹还是《中国肥厚型心肌病管理指南2017》《中国肥厚型心肌病指南2022》《国家心力衰竭指南2023》等多部国家级指南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为全国心衰和心肌病的规范化诊疗作出贡献。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在邹长虹看来，当医生这条路不算传奇，甚至有些平淡——从读书、考试、规培、专培，到进门诊和病房，一路按部就班。正是这种平淡的坚持，让他成为顶尖医院的一位心内科医生。

从医学生到副主任医师，他变了很多。他记得刚开始值班时很忐忑，怕电话响，响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不响又怕出大事。

“现在淡定多了，不是胆子大了，是经历的病历多了，心里有底。”采访快结束时，我们聊到了心源性猝死事件。今年，阜外心内科门诊多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拿着体检报告来问“我有没有问题”。

邹长虹理解这种焦虑，会认真提醒他们：尽量做到四种健康行为，包括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远离烟草、优质睡眠，同时控制四种健康因素，包括体重、血压、血糖、血脂，就可以保持心血管健康，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毕竟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记者 蓝瑜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