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2月4日，日本京都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中为自民党候选人拉票。 视觉中国 图

2026年1月23日，高市早苗以孤注一掷的姿态，动用首相权限强行解散众议院。这场绕过党内传统协商机制、充满“官邸主导”色彩的闪电选战，将于2月8日投开票。

本届选举是后安倍时代自民党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显露，也是一场打破日本战后政治惯例的“危机博弈”。高市早苗正试图通过挑动邻国关系、营造安全焦虑的“危机政治”，将自民党的权力逻辑从基于派阀均衡的党内推举转向在民粹主义煽动下的伪装“民意授权”。高市通过“特赦”40余名黑金丑闻议员，计划收编原安倍派保守议员，借助选举之机，在自民党党内建立“高市体制”。试图通过挑动邻国矛盾、制造安保焦虑，将民意导向激进的民粹主义，从而对冲公众对“黑金政治”的愤怒，遮掩现实中解决日本社会病症的乏力。

2月8日大选后的日本政局，自民党与维新会执政联盟在形式上有望维持众议院多数，但高市政权只是进入数字上的“多数稳定”执政，却无法掩盖高市政权正滑向“慢性死亡”的底色。在这场豪赌背后，日元汇率的震荡、自民党与维新会执政联盟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官僚体系的隐性抵抗，预示着自民党正滑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失衡深渊。

“危机博弈”的逻辑

高市早苗并非出身政治世家，这在讲究血统的自民党内本是弱势。她的崛起完全依赖于对“安倍政治”衣钵的继承。自上台以来，为了摆脱党内长老层的牵制，构建真正的“高市体制”，她必须获得原安倍派势力的忠诚支持，进而完成从“理念型政治家”向“保守阵营唯一代言人”的跨越。

本次大选，她的核心意图是绕过党内大佬，直接从民众手中获取“总统式”的授权。一旦自民党在大选中实现单独过半，她将拥有压制党内反对派、强推修宪扩军的绝对话语权。因此，高市早苗以牺牲自民党整体的政党形象和城市选民支持为代价，抛弃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党，对深陷黑金丑闻的原安倍派议员的“全员特赦”。

萩生田光一、西村康稔等40余名涉案政客重获党内推荐资格。这实质上是将“黑金派阀”改造成了“高市近卫军”。这并不是高市对于安倍的“报恩”而是看重这些议员背后拥有稳固“后援会”网络的现实算计。

高市深知自民党无法实现与“黑金政治”的完全切割，日本国民的愤怒已经在石破政权时期的选举中充分显现，如果本次大选前的舆论像上届一样聚焦于政治伦理，批判黑金政治，势必遭遇“中道改革联合”的冲击。

因此，高市上台以来，始终在臆造所谓的“存亡危机”，通过激进的涉外言论强化国家主义叙事，利用执政初期的“蜜月期”高支持率，在国会未及质询、预算未及审查的空窗期突袭解散，压缩“中道改革联合”的整合空间。

她以人为制造“危机”的紧迫感诱导舆论将公众对“黑金丑闻”的挞伐转化为对“国家生存”的关注。迫使日本国民在“道德审判”与“国家安全”之间做出一项被误导的抉择。

权力豪赌与代价

然而，高市的“胜负手”正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她通过特赦黑金丑闻议员稳固了自己的组织基本盘，却以牺牲自民党整体的政党形象为代价。这种保“高市个人成功”还是保“自民党整体利益”的路线分歧，正在选举一线引发连锁反应。

第一，自民党基层动员逻辑的彻底崩塌： 高市果断抛弃了合作二十余年的公明党，转而与日本维新会合流，无疑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盲动。自公联合执政时代的选民基础的结构性互补，转变为自维联合执政时代的存量博弈。

以关西地区（大阪、兵库）为例，自民党与维新会的选民阶层高度重叠，长期以来，大阪自民党的动员口号就是“反维新”，如今被迫合作，这无疑是对自民党地方议员的背叛。而在东京、神奈川等城市激战区，失去公明党与创价学会的地方选举支持，将不可避免的在部分地区陷入选举动员混乱。维新会其“反建制”属性极易激怒倾向稳定的中产阶级。

日本维新会并非温良的伙伴，该党采取的“阁外合作”战略，本质上是 “寄生并替代”，利用选举持续收割自民党流失的选票，从而使自身冲破关西的限制成为全国性政党。

第二，自民党党内大佬的“冷眼旁观”：高市这种高度官邸主导、无视派阀协商的做法，已经让党内大佬心生警觉。

麻生太郎被视为高市政权的“造王者”，其派系资源在高市上台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麻生的态度正从“默契支持”转向“战略观望”。

石破茂明确批评高市路线，在这次选站中极力打造自己是地方创生代言人的形象，在地方选区为非高市嫡系但具备稳健形象的候选人站台，稳步集结温和派，等待高市触礁后的权力真空。

岸田文雄的低调蛰伏更为阴冷，他深知高市的激进路线在面对专业官僚体系时必将四处碰壁，他只需等待“回归常态”的契机。

菅义伟虽然退出选举，但是他在1月27日公开喊话，要求自民党“必须信守与维新会的承诺”，这实际上是给高市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第三，“高市经济学”的弱点与日元信誉的脆弱：如果说政治失衡尚可缝补，那么“高市经济学”引发的金融震荡，则可能从底层逻辑上摧毁高市政权的根基。

“高市经济学”作为强化版的“安倍经济学”，是以大规模财政投融资、积极的货币宽松和尖端国防、科技产业战略为核心，旨在通过政府主动干预实现经济安全、高通胀预期和技术自主，而非单纯依靠市场自由调节。

为落实“高市经济学”，需要日本银行与财务省在政策目标上实现高度同步。高市早苗主张将经济决策责任收归政府，央行与财务省需转向以“增长优先”为导向的配合模式。

这种“大财政+宽松货币”的组合必然要求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持续贬值，这种逻辑正遭遇国际金融市场的“定点狙击”。目前的国际舆论正将高市定性为“民粹主义政权”，市场担忧高市政策可能重演英国前首相的“特拉斯时刻”，引发市场恐慌，导致股债汇三杀（所谓“特拉斯时刻”是指政府推行缺乏财源支撑的大规模财政扩张如减税、增支，导致市场丧失信心，进而引发债、汇、股三杀的金融崩盘）。因此，今后日本的财政预算审议就是高市政权的“命门”，日本财务省与央行必须在“推动增长”与“维持市场信心”之间走钢丝。

3月国会预算审议危机

2月提前大选导致的预算审议中断与启用黑金政治议员是高市政权的软肋。鉴于新国会最早要到3月才能运作。留给审议总额高达122.3 兆日元（约 7850 亿美元）的史上最高年度预算的审议时间极为紧迫。如果4月1日前预算不能通过，日本将陷入“临时预算”的尴尬。

在日本宪政实践中，临时预算的功能高度克制，主要用于公务员工资、基本行政运转、已有法定支出的最低履行。由于临时预算无法支持食品消费税减免等大规模新政，3月的预算安排无疑将成为对高市政权兑现能力的巨大考验，一旦年度预算无法通过审议，被迫执行临时预算。高市对选民承诺的“大选大礼包”将面临延期甚至落空的风险。与此同时，在安保领域，在缺乏新财源，预算高度紧张情况下，高市试图提前实现2%防卫费目标的计划，也将面临党内稳健派和财务官僚通过“分期兑现、结构调整”等立法技术进行的渐进化“阉割”。

届时，高市越想有所作为，她就越需要维新会在国会的每一张赞成票，都必须用自民党的“传统利益”甚至“政党尊严”去交换，而维新会每一张票的标价，都在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大阪副首都化”到“削减国会议席”加码。自民党与维新会的政治议程设置权将向合作方转移，更何况高市早苗在处理“黑金丑闻”上的妥协，是政权的污点。维新会站在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可以随时联合在野党以再审“黑金丑闻”的方式拿捏自民党，直至要求高市让出政治议程的主导权。

饮鸩止渴与高市政权的“慢性死亡”

高市早苗试图通过一场“危机大选”，利用安倍的遗产，构建一个强人政权，但她所破坏的平衡远比建立的秩序多。失去公明党的牵制，却引入了意图“反向吞噬”自身的维新会；赢得了原安倍派的效忠，却给予了他党拿捏自己的把柄，播下了党内分裂的种子。自民党正在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失衡状态。

2月8日之后的日本政坛，将不再是简单的朝野对垒，而是一个权力高频摩擦、政策极易架空、金融极度脆弱的动荡期。高市体制的“高光时刻”，或许正是其崩塌的开始。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区域国别研究院讲师、智库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