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正因为看了一本名为的书，来了追剧的兴致，连看36集《生万物》，有些感想，之一是人好坏不取决于阶级，打破了“亲不亲，阶级分”的旧理念。

感想之二是今天要说的：土改之人物命运补白。

人好坏不取决于阶级，但人的命运却与阶级密不可分，阶级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时常与改革（革命）走到一起，土地改革又决定着阶级变化，阶级变化就决定了人的命运。

《生万物》的主线是土地，人的命运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围绕着土地改革和阶级变化而流转沉浮的。

《生万物》展现的是山东鲁南的一幅从大革命到改革开放60年间的历史画卷。但浓墨重彩的只有1927至1947这20年，而后就从宁学祥“献地”离世，一下子跳到了80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其间除了绣绣用画外音交代了1964年大脚因抗洪护堤去世外，诸如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历史进程都成了“留白”。

“留白”给了观众“补白”的机会。

补白只须补土改，其后空白之逻辑之因果都源自土改。

补白的法子就是给《生万物》中的几个家庭划成分，成分定了，人物命运的走向也就清晰了。

划成分要用到这本书。里面记述了当年土改的政策理念、标准方法，正好是以河北、山东为中心，以大量未刊土改档案为主体资料，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经过系统分析研究而写成的。这本书最好看最值得看是从微观视角，对土改在乡村实际运作情形的细致描述与揭秘，最值得称道的是对这一伟大变革的得失所做的初步反思。

给《生万物》中几个家庭划定的成分，是通过书中提供的土改政策与实际事例，依据剧中给到的家庭人物、土地占有、主要经济来源等具体情况所猜想到的可能。

宁学祥“献地”改命

宁学祥家有地约700亩，通过地租剥削获得收入，雇有长工，自己仅附带劳动，是妥妥的地主。不过，土改前有了两点变化：一是大儿子宁可金当了八路，他成了抗属；二是他在将离世之际，把大部分土地“献地”给了民主政府，剩下的给了妻子银子与其子宁可玉15亩，给了大儿子宁可金30亩，又给了大女儿绣绣15亩。其他财产分割比例或与土地正相反，给银子和宁可玉多些，给宁可金少些，绣绣未必再给。

银子和宁可玉从土地数量和其他财产上看，可划为中农，但仍有划为地主或富农的可能。一是银子带着个未成年的孩子，恐怕无力自耕，出租或雇佣长工是最佳选择。二是其他财产中应该包含牛马驴骡等大牲畜，大牲畜在划成分中权重不小。剧中看，银子其后或改嫁铁头，时间当在土改之后，而铁头土改时已是村干部，如此，银子和宁可玉划为中农的面更大。

大儿子宁可金最大可能是进城成为公职人员，不再参与土改，土地交给政府统一分配，财产或变现带走。

费左氏“绝户产”充公统分

费左氏家有地200-300亩，地租剥削为主要经济来源，另在城里经营有药铺，符合地主成分特征。但土改前费左氏，弟弟费文典，弟媳苏苏都死了，家产成了“绝户产”。按传统做法，地和财产要被家族近支继承，与佃户的土地关系不会改变。但时逢土改，最大可能是土地由政府收回，统一分给其他农户。

铁头“永佃”成“拥有”

铁头家没地，以给地主当佃户，出卖劳力为生，当是贫农。铁头租种的是费左氏的地，但在第一次闹土改时，拥有了“永佃权”，成了“永佃户”。后来费左氏家虽绝户，但铁头仍是永佃户，一直到土改，铁头才从永佃户成了土地的真正拥有者。

铁头的情况不是个例，天牛庙村的佃户大多都是永佃户。

永佃权是永佃户长期耕作权的保障，地主不能随意撤佃。这是中国传统土地制度中一个核心且复杂的部分，是一种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彻底分离的奇特制度。

地主拥有“田底权”，是所有者，权利是收取地租。但无权干涉谁在种地，也无法收回土地自种。

永佃户拥有“田面权”，是使用者，权利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可以继承、出租、甚至转卖（称为“顶田”或“赔田”），无需地主同意。
永佃户的唯一义务是向地主缴纳约定的定额地租，也叫铁板租，每年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实物（粮食）或钱。无论丰歉，租额不变。永佃户自主经营，有了积极性，但也意味着荒年风险的独自承担。

与永佃制相关的“佃富农、佃地主”概念非常有意思，精准描绘了永佃制下产生的复杂社会阶层。
佃富农是永佃制可能催生的结果。永佃户通过勤劳经营，不仅种好了“田面”，还另租更多土地，甚至雇佣长短工。这时，名义上虽仍是佃户，但生活富裕，并存在剥削。土改时，这类人可能会根据剥削量被划为佃富农。

佃地主（二地主）是永佃权“可转让性”的体现。永佃户甲可以将自己的田面权转租给实际耕种者乙。这时，甲作为永佃户要给地主交租；乙作为甲的佃户，要给甲交租。如此，甲成了两者之间的二地主，土改时就会被划为佃地主。

《生万物》之所以提到永佃户，是为了展现当时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图景。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一是土地兼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所有权”兼并，田面权的流转和集中也是重要形式。

二是阶级划分不能光看表面身份。一个佃户完全可能因为经营有方而成为佃富农或二地主。

三是土改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需要厘清这些盘根错节的历史遗留权属关系，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老正联想到一个问题：铁头能成为佃富农或佃地主呢？

铁头在费左氏家获得的是13亩好地的永佃权，兴奋地在地头搭窝棚，与地睡在一起。这说明铁头对土地的热爱，并且勤劳、坚韧、有头脑，是种地的好手，具备成为“能人”的内在条件。

外在条件则是铁头没了被夺佃的后顾之忧，交租后的收益全归自己，给了他发家致富的动力。

从人物素质和制度可能性上看，铁头具备成为“佃富农”的潜质。

但实际上铁头不可能成为佃富农。他受到了一个完全无法突破的制约，这就是时间：1947年到1952年之间，社会剧烈动荡，不存在稳定的资本积累期。且政策导向限制富农经济。所以，在《生万物》所展现的历史中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铁头更典型的命运是成为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和受益者，以贫农的成分，从永佃户成为完整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铁头这一虚构人物的命运与真实的历史逻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大脚绣绣一家得益于人缘

大脚绣绣及封二一家原有18亩地，后来大脚开荒两亩，封二买了三亩，宁学祥临终前又给了大脚和绣绣15亩。这样他们家的土地数量达到了38亩。另有耕牛一头。

给大脚绣绣及封二一家划成分，情况比较复杂。

从土地数量上看，明显多于普通中农，具备富农的基本条件。

从拥有耕牛上看， 属于“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是富农经济的特征之一。土改中亦有先例：如在中提到，山东桓台“后七里庄，以牲口数为标准，没有牲口者为中农或贫农，有一到两头牲口者为富农，两头以上者为地主，致使各户纷纷出卖牲畜，全村牲畜数量很快从200多头减少到几十头。”

从自耕与剥削看， 剧中封二家原有18亩地是自耕的。后来种植丹参，地里有其他人干活，没说是帮忙还是“扎觅汉”。但绣绣的丹参种植收入不错，说明封二家存在经常性的雇佣短工情况。

综合判断：大脚绣绣家的成分介于上中农与富农之间。两个关键看点：一看剥削量，看种植丹参雇短工获取的收入占全部土地收入的比例是否超过20%，超过了，离富农就近。二看人缘，划成分要经过村民民主评议。这一点，封二人缘虽一般，但土改前去世，大脚和绣绣人缘却很好，最终划为上中农的可能性要大些。

封四与腻味的命运与土改无关

《生万物》中人物命运最没有悬念的非封四腻味家莫属。

封四腻味家最初有20多亩地，后好吃懒做、借高利贷逐渐卖光，完全失去土地和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或乞讨、借债为生，成为农村中最困苦的阶层。如果他们能熬到土改，一定是贫农或雇农，甚至大概率会成为土改诉苦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但《生万物》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封四勾结土匪为害乡里，死在乱枪之下。腻味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被八路处死。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也告诉我们，人好坏不取决于阶级，即使封四腻味活到了土改，成了贫雇农，成了土改积极分子，但最终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综上，《生万物》中几个主要家庭在土改中可能被划定的成分大体如此。但必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会有变数，甚至是大变数。根据中提供的山东土改的具体案例看，土改中撇开剥削与否的生产关系标准，把占有土地和财富的多少作划定成分的唯一标准的情况不少。

“仓上村划分阶级主要以地亩多少为依据，无地者为赤贫，二亩以下算贫农，三亩半以下算中农，三亩半以上为富农，出租土地者为地主，雇长工但不出租土地、人均土地十亩以下者为经营地主。港里村划阶级时或以地亩为标准，2亩到3亩为贫农，3亩到4亩为中农，4亩以上为富农。”“或者只要生活好，有牲畜、大车、农具便是富农，如姜某劳力多而生活较好，但从无雇工等剥削情形，也被说成“化形地主”。

如此，大脚绣绣一家土改时有地38亩，封二去世，大脚娘、大脚、绣绣加两个孩子五口，人均7.6亩，如再加上土改时尚未成年的封四儿子没味，六口人均6.33亩。按上述事例4亩以上为富农的标准算，大脚绣绣一家也会是板上钉钉的富农，另外还有耕牛一头，人缘好恐怕也难管用。宁学祥的妻子银子和儿子宁可玉，两口人15亩地，人均7.5亩，还有大牲畜，那就是铁定的富农或地主。

如此，在土改之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与“文革”的历史进程中，大脚绣绣与他们的一儿一女的日子恐怕就不会好过了，被批斗会是家常便饭，儿子长大后不能参军是一定的，女儿只有嫁给贫下中农或许才可改命。银子带着宁可玉在土改后改嫁铁头是最好的结局。

他们的命运要到1979年1月，中央做出《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之后，才能得以改变。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一书第162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7.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7.2万人（不含地主富农子女），如果算上子女，至少有1000万以上的人获得解放。

读一本好书，再看《生万物》会有全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