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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想称呼这个匈牙利导演的名字为伊尔迪科·埃涅迪。

现在比较流行的译法茵叶蒂，有望文生音的问题。

所以，先叫她埃涅迪。

最近在威尼斯电影节，埃涅迪执导的《沉默的朋友》，被认为是有机会冲击金狮奖。

如果成功，这会是梁朝伟第四次参演金狮奖作品。之前有《悲情城市》《三轮车夫》《色，戒》，梁朝伟自己也得过威尼斯的终身成就奖，堪称威尼斯福星。

《沉默的朋友》

大家对伊尔迪科·埃涅迪不熟悉，今天想聊聊这个人。重点也不是谈作品，而是这个人本身。

埃涅迪之前得过金熊奖，也就是2017年的《肉与灵》。

《肉与灵》

得奖归来，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她不期然地触及到了一个政治话题。

有一家德国电台采访她，问到影片中一个涉及轻微腐败的场景时，她回应说，她为匈牙利的政治状况感到羞耻，特别是民主制衡机制被系统性瓦解这样一个现状。

这番言论立即在匈牙利国内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支持政府这一边的媒体和政客迅速抓住这一点，将埃涅迪描绘成对国家忘恩负义的背叛行为。执政党青民盟的欧洲议会议员陶马什·多伊奇在Facebook上公开嘲讽她，说她既然接受了国家资助拍电影，为什么还说这种话？

另一个亲政府的陶马什·兰奇指责她「反咬喂食之手」。这种把她塑造成一个忘恩负义叛徒的说辞，是匈牙利官方叙事中用来攻击知识分子的常用手法。

后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埃涅迪做出了回应。她说自己说话的方式可能有点不妥，但是一点不后悔所说的内容。

还有一件事，是2020年，匈牙利政府颁布法令，将国立戏剧与电影艺术大学（SZFE）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私人基金会。匈牙利国内普遍认为这是对学术自治的致命一击，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抗议。

作为该校备受尊敬的教授，埃涅迪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学生们对校园的封锁，但她提供了道义支持。她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匈牙利教育部人为制造管理危机，也就是拒绝任命校长，再借口解决这个危机，强行改组大学。这封公开信在示威活动上被宣读。

接下来，埃涅迪和其他21名教师共同宣布，他们将不在新的领导层下开设新课程，理由是大学自治的缺失，使得教学自由无法保障。之后她继续支持师生们成立的独立组织「自由SZFE协会」，还持续公开批评新的大学领导层，将旧体制下培养的学生成就归为己有。

埃涅迪最常常被攻击的一个点，就是她拍电影用的资金是来自国家扶持。

另一个常常批评匈牙利政府的贝拉·塔尔，也面临过一样的非议。这种逻辑相当于是说，接受国家资助，就使艺术家对国家负有亏欠，因此就有忠诚的义务，不得批评国家。

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种论调不值一驳。因为国家电影基金的资金，并非来自政府或官员的恩赐，而是源自纳税人的钱，主要来源是彩票收入。因此，接受资助并不意味着需要对政府效忠。她将自己的角色比作医生，医生宣誓是为了救死扶伤，而她宣誓是为了拍电影，无论执政者是谁。换言之，创作有意义的艺术，敢于批评权力，才是对纳税人的回报。

她的这个立场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关于公共资金性质和艺术家在民主社会中角色的一份政治声明。

对于外界对东欧导演的某种倾向明确的期待，埃涅迪也表示拒绝。

她认为自己是一位欧洲电影人，那种从未言明的期望，也就是东欧导演应该展现极端的作者姿态，或者应该处理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议题，在她看来同样构成对创作的束缚。她更愿意选择将电影背景设在巴黎或运用欧洲文化原型，从而和更广泛的欧洲文化遗产进行对话。

我们可以倒回去说下埃涅迪的家庭背景，她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和院士。她的丈夫是德国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威廉·德罗斯特。他们有两个孩子，同时生活在匈牙利和德国。

关于埃涅迪和丈夫相识的故事，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故事。1989年，埃涅迪在汉堡拍摄她的首部电影《我的二十世纪》时，两人相遇了，见面的当天，就决定要在一起生活。

这个故事和埃涅迪后来的电影《我妻子的故事》中的情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算是生活种的一丝传奇色彩。

《我妻子的故事》

埃涅迪有一个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她说，在那之前，几乎感觉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但这场悲剧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创伤。这件事，或许为我们理解她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的脆弱和同情主题，提供了一个悲伤的注脚。

埃涅迪的艺术生涯，开始于著名的贝拉·巴拉兹工作室，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实验电影的摇篮。

更重要的是，她自豪地将自己视为前卫艺术家和思想家米克洛什·厄尔德利的学生。这种联系，可以解释她电影中常见的哲学深度，还有为什么常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标签。

在匈牙利国内，埃涅迪常被视为「失落的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职业生涯在1989年政权更迭后因电影产业的混乱而中断。埃涅迪算运气好的，她1989年获得了戛纳的金摄影机奖，之后在九十年代，她可以在国际资金的支持下，以一定频率展开创作。

1999年的《魔术师西蒙的爱情》之后，埃涅迪中断电影创作长达十八年。

《魔术师西蒙的爱情》

用埃涅迪的话说，她落入了一个外国制片人的魔爪，不仅耽误了创作，并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一度需要接受抑郁症治疗。

大致的经过是，在2000年代初，埃涅迪获得了匈牙利著名作家米兰·福斯特同名小说《我妻子的故事》的电影改编权。她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巨大热情。由于小说的时代背景和跨国叙事，项目的预算很高，需要国际融资。一位德国制片人拿下了项目的开发权，承诺会为这部电影筹集到所需的资金。然而，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事情陷入了僵局。

这位德国制片人年复一年地向埃涅迪保证资金即将到位，但融资始终没有成功。项目被无休止地拖延。由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埃涅迪被「困住」了。只要合约有效，她就无法将这个项目带走，去寻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所以埃涅迪说自己的这段经历如同被囚禁。

经过十年的拉扯和等待，埃涅迪才设法从这个失败的合作关系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了对自己项目的控制权。

在经历了这次巨大的创伤后，她决定转向，不再执着于那个宏大而复杂的项目，而是选择创作一个规模更小、更个人化、可以在匈牙利本土独立完成的故事。

也就是《肉与灵》。这部电影预算不高，拍摄周期短，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她曾说，创作《肉与灵》的过程对她而言是一次康复和疗愈，让她重新找回了拍电影的纯粹乐趣。

《肉与灵》

谁也没想到，《肉与灵》在2017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次巨大的成功，反过来为埃涅迪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和资源，帮助她重启《我妻子的故事》。

这部电影后来由蕾雅·赛杜主演，入围了2021年的戛纳电影节。

埃涅迪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她有一篇采访的标题是，如果有incel男性运动，那我就会成为女权主义者。

所以她或许不能算今天标准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她说，《我妻子的故事》是对父权制的温柔告别，但同时也是对男性的致敬，她希望促进性别之间的对话。

《我妻子的故事》

对了，有一个小八卦。

埃涅迪是《最后生还者》的忠实粉丝，非常希望自己有机会能执导HBO改编剧集中的一集。2021年柏林电影节，埃涅迪是评委会成员，她碰到了波斯尼亚导演亚斯米拉·日巴尼奇。日巴尼奇执导了《最后生还者》第一季中的某一集，当时第一季还没有杀青，埃涅迪就请求日巴尼奇，找剧集制作人克雷格·麦辛替自己说说好话，代为推荐一下。可惜这事没有下文，《最后生还者》第二季口碑塌方，如果之前真的请了埃涅迪，不知会不会好些？

所以埃涅迪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方面她是典型的欧洲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也关注大众文化。她批评政治，维护自己的艺术完整性，但并不甘愿受到刻板话语的束缚，重要的是找到符合自己本心的表达。她二十年如一日，推进困难项目的完成，虽然有软弱的一面，受到严重创伤，但终究她实现了自己的目标。